《种柳戏题》一诗，是柳宗元现存诗歌中别具一格的作品。之所以说其“别具一格”，是因为柳宗元这位对待写作从来都比较严肃的诗人，在此诗中，却一改自己平时的风格，紧紧扣住诗题中的“戏”字，将一个严肃的主题，用嬉戏的笔调表现出来。
首先可见到首联两句，先交代了人物、事件和地点，仔细想来，种柳劳动也含蓄地暗示了其时间自然在春季。其中所提到的柳江，即西江的支流，流经柳州，此乃地点所在也。另外在语言上，诗歌一开始，柳宗元有意运用似乎有点“绕口”的句式，两句十个字，居然嵌入了四个“柳”字，既照应了诗题中的“戏题”二字，又使读者感到极度新颖，极度别致，自然而然地调动起读者阅读的兴趣，使人感到妙不可言。
而颔联针对上联所写发了一番感慨，先想像自己今天的所作所为会成为人们谈笑的内容，随着时间的推移，也许会变成历史上的一段佳话。这绝不是作者的自夸，实际上，作者心里非常明白，在他所处的时代里，作为地方上的最高长官，能亲自参加公益劳动的“一方诸侯”实在少之又少，因而有这样的自信。
前两联柳宗元以轻松活泼的笔调展开描写，使诗题中的“戏”字落到了实处。后半段的戏笔的成分似乎已大为减少。在此两句中，诗人以不容置疑的口吻提出自己美好的希冀：硕大的树冠应当能遮蔽住骄阳覆盖着大地，高耸的树干一定能长大成材高人云天，坚信自己今天的举动将有利于国，有利于民，这便自然而然地引出后面画龙点睛的议论。
而尾联中，诗歌运用了“思人树”这一典故。并以议论的口吻，表达了诗人努力造福于民的强烈愿望，感情真挚，让人不禁感同身受。
不过，虽然作者力图使这首诗基调轻松、语言幽默，但由于诗人的经历、秉性以及所表达的主题的需要，事实上，诗歌是越写越严肃，越写越接近自己的一贯风格的。
纵观全诗，诗篇先在题目用“戏”笔写出重大严肃的主题，收到既准确地表达了自己的心愿而又避免了空话大话，避免了自吹自擂的奇特效果，这样来写，首先为诗歌的风格定下了一个基调。然后，除了头一联是叙述事情，是实写外，其他各联，或为推测，或为希望，或为议论，总之都是虚写。这种诗歌结构，不太像唐诗，更接近于宋诗的风格。由此可知作者并不想把种柳劳动当作诗歌的中心来写，而是通过种柳这件事，借端说理，表达自己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留惠于民的做官准则。这思想当然是值得肯定的，也许直到现在仍然有其不朽的借鉴意义。
总而言之，统而言之，此诗包含着风趣和幽默，但又不失丰富思想感情，细细读之，着实让人回味无穷。
这首词是写深闺女子暮春时节，怀人念远、寂寞惆怅的相思之情。作者用曲折顿挫的笔法，把执着的思念，表达得深刻细腻、生动传神。它的风格，在辛词中是别具一格的。沈谦的《填词杂说》曾说：“稼轩词以激扬奋厉为工；至‘宝钗分，桃叶渡’一曲，昵狎温柔，魂消意尽，词人伎俩，真不可测。”其实，既能慷慨纵横，又能昵狎温柔，既擅于豪放，也长于婉约，正是辛弃疾词作风格和题材多样化的大家风度的表现。只不过这首词作，感情表现得更为细腻罢了。
这是一首具有政治内涵的词作，乃词人假托一个女子叙说伤春和怀念亲人的苦愁，寄寓对祖国长期分裂的悲痛。《蓼园词选》云：“此必有所托，而借闺怨以抒其志乎！”
上片起头：“宝钗分，桃叶渡，烟柳暗南浦。”写一对情人，在烟雾迷蒙的杨柳岸边，情凄意切，不得不分钗赠别的情景。这向读者暗示：情人离别是痛苦的，那么祖国南北人民长久地分离，人为地隔断来往，不是更为痛苦吗？这是我国古代文学家常见的以香草美人作为感情宣泄寄托的一种艺术手法，辛弃疾也继承了这种艺术手法。
“怕上层楼，十日九风雨。”情人分手后，登楼远眺，怀念离人，已是使人不胜其感情负载了，更何况又总是十日有九日地遇到那风雨晦冥的时节呢？刮风下雨，虽能登楼而不能远望，这是使人痛楚的一个原因；风雨晦冥，大自然的阴冷更加深离人的凄苦情怀，这又是使人痛苦的一个因素。只此一句话，就有多层涵义，层层深入，对比映衬，令人不忍卒读！“断肠片片飞红，都无人管，更谁唤、流莺声住。”落花不要飘零了吧，啼莺也不要叫唤了吧，但都无法摆脱心中那不绝如缕的忧愁，简直叫人断肠了！这是何等深沉曲折的笔触啊，“都无人”和“更谁唤”，加强了那种寂寞凄清、无处寻求知音的氛围。辛弃疾南归后，多年流徙不定，报国之志难酬，天涯万里，何处有知音？不正是这种感情吗？
下片，“鬓边觑。试把花卜归期，才簪又重数。”作者精心选择富有典型意义的细节，把一个闺中少妇，盼望游子归程的复杂心理状态，活灵活现描绘了出来。她把头上的花钿取下来，一个花瓣，一个花瓣地细细数过。她相信自己心中的占卜：一个花瓣代表游子归程的一个日程。花瓣有数，相信游子归程也有定准，她心里因此得到了满足。但是，她数过后又戴上，戴上后又不放心，再次取下重数。这种反复的动作，曲折地表现了闺中少妇那复杂的感情。
“罗帐灯昏，哽咽梦中语：是他春带愁来，春归何处，却不解、带将愁去。”写她即使昏然入睡之后，还哽咽叨念，春天到来，把忧愁送来了；怎么春天离去，却不把忧愁给带走呢？这也就是说，季节变了，远方的游人啊，怎么还不回来呢？描写思念远人归来之情，真是无以复加了。作者把人物感情竟写得如此细腻而缠绵，如同沈谦所形容的，使人“魂销意尽”，艺术的魅力竟是那么强烈！
周王室虽然还不能如后世中央集权王朝那样对全国进行牢固有效的控制，但周王毕竟身为天子，“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小雅·北山》），诸侯们还是要对之尽臣下的职责；实质性者如发生兵事时的勤王，礼仪性者如祭祀时的助祭。这首诗的开头写的便是诸侯助祭的情况。
因后世有“肃穆”一词，往往容易导致诗中“肃肃”“穆穆”属同义或近义的误会。其实两词含义用来颇有区别。“肃肃”是说助祭诸侯态度之恭敬，不仅是对祭祀对象——当时周天子的已故祖先，而且是对居祭祀中心地位的周天子本人；“穆穆”则既表周天子祭祀的端庄态度，又表其形态的盛美与威严。这样理解，二词分别用于助祭者（诸侯）、主祭者（天子），方可谓恰如其分。而那些丰盛的祭品（广牡），或为天子自备，或为诸侯所献，在庄严的颂乐声中，由诸侯协助天子陈列供奉。一个祭典，既有丰盛的祭品，又囊括了当时的政治要人，可见其极为隆重。
《毛诗序》说，《周颂·雝》是“禘大祖（即后稷）”，但诗中明言所祭为“皇考”“烈考”，其说难通。朱熹《诗集传》认为“皇考”指文王，“孝子”是武王，其说近是。以武王之威德功勋，召诸侯或诸侯主动来助祭，不仅不难，而且势在必然。不过，这种有诸侯相助祭祀皇考的典仪虽然始自武王，武王之后也会沿用，如成王祭武王、康王祭成王都会采用《周颂·雝》所描写的诸侯助祭形式。这种形式，既表现周天子在诸侯中的权威，也表现诸侯的臣服，成为周王室政权巩固的标志。周王室自然乐于定期显示这一标志。至于后来周王室力量衰落，渐渐失去对诸侯的控制，乃至诸侯纷纷萌生觊觎九鼎之心，恐怕这种标志的显示便难乎为继了。
“天哉皇考”以下八句，是祈求已故父王保佑之辞，其中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宣哲维人，文武维后”，即臣贤君明，有此条件，自可国定邦安，政权巩固，使先人之灵放心无虞。二是“克昌厥后”，这与《周颂·烈文》《周颂·天作》中的“子孙保之”意义相似，对照钟鼎文中频频出现的“子子孙孙永保用”及后世秦始皇的希望其后代“万世而为君”，读者不能不对上古（后世亦同）国君强烈追求己姓政权的绵延留下深刻印象。与这一点相比，“燕及皇天”（即使是虔诚的）和“眉寿”“繁祉”只能是陪衬而已。
这首诗是父母同祭的，因此说“既右烈考，亦右文母”，但“文母”的陪衬地位也很明显，这又是父系社会的必然现象。以这样内容的两句结尾是周颂中唯一之例，透露出《周颂·雝》是祭祀后撤去祭品的乐歌的信息，并为诸多《诗经》注疏、研究者所公认。按理说，每一祭典都有撤去祭品这一程序，撤祭诗不会仅此一首，既然现 在《诗经》只收录了《周颂·雝》，可见《诗经》的整理删定者（旧说为孔子）认为它是其中最出色的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