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小令运用了极度夸张的手法和一系列的巧妙比喻，淋漓尽致地嘲讽了世上那些贪婪成性的猥琐人物。
起首三句，在三个分述和一个总括中，无一字言“贪”，而贪者形象自然跃然纸上。“夺泥燕口”：春天燕子筑巢的时候，是靠着小小的嘴一口一口地衔来泥巴、树枝、羽毛等，一点一点地堆垛起来。一口泥，大约只有人的小指头蛋大小。一只巢，也不知道需要燕子风里雨里飞多少个来回才能筑好。可是这个人却丝毫不怜恤这小小生灵生存的艰辛，不嫌弃它们口里那一点点泥的微不足道，硬是从它们口里夺下一口口泥来！“削铁针头”：其实别说针尖，就是一棵针掉在地上，人们也得摸索半天才能找到。可是这个人硬是能从针头上削下一块铁来拿走！“刮金佛面细搜求”：佛教寺庙里的佛像大多是泥塑或铜雕，表面局部或全身镀金。佛既是彻底悟道者，又是能救济诸难普度众生，是佛教中的膜拜对象。然而，在这个人眼里，佛像完全没有了这种神圣的意义，其所有的价值只在于佛面上那一层薄薄的镀金。他可以全然不顾对佛的冒犯与亵渎，只专心于用刀小心地刮下佛面薄薄的金层。
接下来“无中觅有”一句是对前三句的总括：“无”是一般人眼中的无，“有”是这个人寻觅到的有。他总能在别人都不会注意到的地方找到“可揩之油”“可拔之毛”，让人无法不佩服其眼光的精到敏锐。
五六七句用三个逐步深入的意象，继续挖掘贪者之心：对一切可以捞一把的事物，从不轻易放过。鹌鹑吞到嗉里的豌豆，他要掏出；鹭鸶细长腿上，他要劈下精肉；蚊子小肚内，他要刮出脂油。这一系列艺术的夸张和形象的比喻，鲜明地突出了“贪小利者”的本质。
结句精警，抨击有力。所谓“老先生”者，实指元代的各级官吏，本称极尊者。这里却有的尽是讽刺，反话正说，干净利索却又幽默有力，极富戏剧性。让人惊讶到目瞪口呆，无话可说。
整首小令，显言直说，明白如话，却又潜藏着精心的艺术加工，巧妙运用了夸张和博喻手法，是一首以俗为雅，俗而有趣的俳谑曲中的上乘之作。作者将常人看来根本不可能的六种事物罗列在一起，造成一种奇妙的讽刺效果。正因作者是板起面孔、正经八百地将这些事物罗列在一起，所以才具有了不攻自破的荒唐特点；但动词“夺”“削”“寻”“劈”“刳”的选择、运用和六种比喻排列的工整，以及口语的通俗得体，又显出作者造的苦心经营。遣词造句是经过精心挑选、安排的，然而它给人的整体感却是平白浅近的。它更像一首民谣，于嬉笑怒骂间对当时贪婪无度、黩货病民的贪官污吏、为富不仁者进行了深刻而尖锐的揭露和抨击，生动形象，入木三分，讽刺效果非常强烈。
诗人有时正话反说，把极严肃、极庄重的事情用开玩笑似的风趣笔调抖落出来，使读者在忍俊不禁之余，受到强烈的震撼。此诗便是一例。
刘祁曾介绍此诗的本事说：“麻征君知几在南州，见时事扰攘，其催科督赋如毛，百姓不安，尝题雨中行人扇图诗云云。虽一时戏语，也有味。”（《归潜志》卷九）此诗的高明之处就在于正话反说，本来山东赋税很重，诗人有意反说成“幸自山东无赋税”；本来雨中行人正需要赶路，诗人有意反说成“何须雨里太仓黄”；明明是诗人在这个人世上有满肚皮牢骚需要发泄，却故作镇静，反而责怪这个世上太忙乱了，故画家“画出人来也着忙”。
诗人借题发挥，写作的这类讽刺小诗不少，《归潜志》所载《戏题太公钓鱼图》、《道人》等皆是同一路数，在冷嘲热讽中对时弊给予了尖锐的针砭。林纾曾总结文学史上这类文字的特点说：“凡文之有风趣者，不专主滑稽言也。风趣者，见文字之天真，于极庄重之中，有时风趣间出。然亦由见地高、精神完，于文字境界中绰然有余，故能在不经意中涉笔成趣。”（《春觉斋论文》）准此而言，本诗正是这样一首饶有风趣的佳作。
在封建社会方面县吏执行维护社会秩序的职责，另一方面又不可避免的参与压迫百姓。这首诗就写出了诗人任职期间在履行“拜迎官长”“鞭挞黎庶”等奉上欺下活动时内心的痛苦与矛盾，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安史之乱前夕阶级矛盾的日益激化。
开头四句高亢激越，这是压抑已久的感情的迸发。县尉只不过是“从九品”的卑微之职，主管的无非是捕盗贼、察奸宄一类差使。对一个抱负不凡的才志之士来说，是不甘堕落风尘，做个卑微的小吏的。他不由怀念起当年在孟诸（古泽薮名，故址在今河南商丘县东北，这里泛指梁宋一带）“混迹渔樵”、自由自在的生活。“乍可”“宁堪”相对，突出表现了诗人醒悟追悔和愤激不平的心情。不需要烦琐的描绘，一个忧愤满怀的诗人形象便突兀地站立在读者面前了。
“只言”以下四句，紧接“宁堪作吏风尘下”，加以申述发挥，感情转向深沉，音调亦随之低平。诗人素怀鸿鹄之志：“举头望君门，屈指取公卿，”（《别韦参军》）到封丘作县尉，乃是不得已而俯身降志。当初只以为邑小官闲，哪知道一进公门，便是自投罗网，种种令人厌烦的公事，都有规定的章程和期限，约束人不得自由。更受不了的还有“拜迎长官”“鞭挞黎庶”时的难堪，这对高适是莫大的屈辱，不能不“心欲碎”，“令人悲”。这两句诗可见诗人洁身自爱的操守，也反映了当时政治的腐朽黑暗，对仗工整，情感激烈。
一腔悲愤实在难以自抑，那就回家向亲人诉说诉说吧。不料妻室儿女竟都不当一回事，反而责怪自己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自己严肃认真的态度倒反成了笑料，这更可悲。家人的“笑”，正反衬出诗人的迂阔真率，不谙世事。既然如此，只好弃此微官，遂我初服：“生事应须南亩田，世情尽付东流水”，还是抛弃世情，归隐躬耕去吧。然而，眼前还是思归而不得归：梦魂萦绕的旧山不可得见；受命为官，一时又还交卸不了。没有圣明的君主在位，一个小小的县尉不可能有什么作为。汉代的南昌尉梅福，竭诚效忠，屡次上书，结果还是徒劳，左思右念，倒又想起欣然而赋《归去来兮辞》的陶渊明了。
殷璠在《河岳英灵集》里评高适的诗：“多胸臆语，兼有气骨”。也就是诗的情意真挚，并且气势充沛，造语挺拔。此诗很能体现这个特点。全诗运用质朴自然、毫无矫饰的语言，扣紧出仕后理想与现实的矛盾，称心而言，一气贯注，肝胆照人，正是这诗感动读者的力量所在。全诗四段，不堪作吏是全篇的主意。开头四句，从高处落笔，自叙本来面目，说明不堪作吏的原由，愤慨之情溢于言表。第二段从客观现实申述不堪作吏的实情，与第一段形成强烈的对照，感情转为沉痛压抑。第三段拓展第二段的内容，表明摆脱这种不堪，提出弃官归隐的愿望。第四段就第三段的意思急转急收，因一时不能摆脱作吏的客观碍难，也就更加向往归隐，与第一段遥遥照应。结构严整而又有波澜起伏，感情奔泻而又有旋跌宕之姿。
此外，这首诗结尾含蓄，扩大了诗歌的容量。诗以“乃知梅福徒为尔，转忆陶潜归去来”结束，既能使人想到西汉末年和东晋时期政治的腐败、社会的黑暗，从而与现实紧密相联系，又能令人想到梅、陶人格的高洁；既有历史的广度，又有现实的深度；耐人寻味。
在句法上，全篇每段四句的一二句为散行，三四句是对偶。如此交互为用，经纬成文，既流动，又凝重；四段连结，造成反复回环的旋律。对偶的一联中，不仅字面对仗工整，而且都是一句一意或一句一事，没有意思重复的合掌，显得整饬精炼；更因虚词的承接照应，诗意联贯而下，语势生动自然，成为很好的流水对，读来便觉气势流转，绝无板滞之病。全诗每段一韵，依次为：仄声马韵、平声支韵、仄声纸韵、平声灰韵。这样平仄相间，抑扬鲜明，随着诗的感情变化，音韵也起落有势，增加了声调的美感。
起句，点明咏柳本题。“宜春苑外”四字，点出杨柳所在之地。“最长条”三字，简约的勾勒柳枝的“长条”形状。柳，向以“垂柳”为美，冬去春来，发芽抽枝，很快长条拂地。因而咏柳的作品，总是渲染柳条的柔长。温词言柳，也先写其“长条”，既将柳之所以区别于其他事物的主要特征表现出来。而着一“最”字，分明已将人的观感溶于其中。那么，词人不写其他花树，却独言柳，可能只是因为柳的“最长条”，或是另有别的什么原因。但仔细分析即可知，细长柔软的柳条，最能勾起人的离情别绪。柳条随风摇摆，与人难舍又难分，好像还有许多惜别的话，没有说出来，饱含着激情。细细地柳丝，似人的情思。因此，描摹柳的“长条”，已暗示人的伤怀，以物喻人。紧接“闲袅”句，承首句，咏柳枝柔细而俏美的样子。美人舞腰纤软，用以媲美杨柳树枝在春风中舞动的轻柔美妙景象，十分生动可爱。“伴舞腰”，其一“伴”字，描摹柳条与春风结“伴”，即与春风共舞 ，拟人化手法更为浓重，甚得物之神韵。自然地引起下文“玉人”的感怀。
三、四句，借柳而赋离情。说“玉人”肠绝，表明她的悲伤；而用虚词“正是”蝉联，便与首句“最”字挽合，既有开合震荡的节奏感，更强化了此句与上两句之间的一意贯连，即标明，正是春风中摇动的柳条，牵惹起“玉人”的离情别绪。至此，感悟伤怀的题旨充分表露，唱叹之间，使物我无间。“一渠春水赤栏桥”，再以景结拍。此句，表面来看，正与首句景色相合：宜春苑外，碧水红桥，映衬绿柳，为画面增添许多春色。这景象，明丽可人。但是，联系上片“玉人肠绝”，便显然可见眼前景含无限情。作者借“桥”的意向，喻示桥头折柳送别，令人肠断，像汉人送远行者至灞桥伤别一样。故“赤栏桥”一经温词采用，便顿现光彩，使得后世亦常用以描写离别情境。而“一渠春水”的意向，既比拟愁如春水，也象征别易会难、别情无奈，“恰似一江春水流”，空留感伤。
这首《杨柳枝》在艺术上很有可取之处。言简意深，咏物与写人和谐地结合，不露一丝痕迹，形成景与人统一的意境。“正是玉人肠绝处”，在写柳之可爱以后，结合写了古代的女性，既丰富了咏物的内容，又创造了不同的意境。作者客观地咏物写人，春风、春水、赤栏桥，却皆染上离人的意绪，读来令人感慨，读者从中自可领略所咏之物的形象，感受作者所寄托的情感。这首词的咏物和表达情意，作者用了暗示、联想等手法来实现的。一、二、四句均在咏柳，描写柳，但并未点出柳字。而分别用了借代、比喻、典故等修辞方法暗示出来。这种手法既是造成这首词婉约含蓄风格的重要因素，同时也增加了读者想象的余地。
此诗题为“有会而作”，“会”即会意之会，指有所感悟和领会。诗通篇直抒胸臆，写其所感和所思，而把具体的事由放在序中作为背景交代。究其缘起，乃是值岁暮之际，新谷未收，又适逢灾年，粮食匮乏到了难以充饥的地步。这种困厄艰苦的境遇似毫无诗意可言，而诗人却从中激扬起对生命的执着之情。诗的首二句，概括了自己贫寒的一生，“弱年”指青年时期，“家乏”是不甚宽裕的意思，“更长饥”就每况愈下，连起码的生存条件也难乎为继了。下面四句以自己的生活实感和体验把这种境遇具体化：“菽麦”两句说只要有粗食充饥就已心满意足，欲吃粱肉更简直是非分之想了。“惄如”两句极言饥寒之切，“惄如”，饥饿状；“亚九饭”，或是“无恶饭”的讹误，意谓饥饿时进食无不觉得可口；“当暑厌寒衣”则指缺衣少穿，故冬不足以御寒而夏又以为累赘。这几句写得恻恻动人，非亲身经历备尝滋味者不能道。“岁月”两句又一笔兜回，将辛酸凄苦而又无可奈何的悲凉心情和盘托出。这里说的“岁月暮”，既指临近年末，又指老之将至。人生本来短暂，而在如此恶劣的条件下了此一生，怎不教人悲从中来！以上八句概括了物质上极度匮乏的忧患人生，其中“孰敢慕甘肥”、“如何辛苦悲”两句更是感慨系之，从而以为下文的张本。
诗人并“不戚戚于贫贱”，面对人生的苦难，他反而更加珍视生命。诗人是从身、心两个方面来把握生命的存在的。由“常善粥者心”至“徒没空自遗”四句，是先从“身”方面说。诗人借着对一个故事的评说，弘扬了富有哲学意味的“贵生”精神。这个故事见于《礼记·檀弓》，大意谓齐国饥荒之年，黔敖施粥于路，有饥者蒙袂而来，黔敖曰：“嗟，来食！”饥者因不食嗟来之食而死。诗人从重生的立场，肯定了施粥者的用心，而对蒙袂者的行为则持批评态度。这种贵生思想的渊源主要来自庄子。庄子主张“保身全生”，反对“危身弃生以殉物”，《庄子·骈姆》说：“自三代以下者，天下莫不以物易其性矣。小人则以身殉利，士则以身殉名，大夫则以身殉家，圣人则以身殉天下。……其于伤性，以身为殉，一也。”人的生命、天性既不应为名利等外物所役使，那么为了区区一事的荣辱而轻易地舍生就死，就是不足取的。当外界的险恶环境使人沦于极其卑微可怜的地步时，这种强调个体生命存在的贵生思想，未始不是弱者的一种精神支柱和自卫武器。诗人为了与苦难抗衡而从中汲取了生存的勇气，因此也是不无积极意义的。“斯滥岂攸志”以下四句，又是从“心”的方面说。诗人不仅重视生命的存活，而且更重视对生命意义的自觉把握。“斯滥”、“固穷”两句，语出《论语·卫灵公》。诗人意谓在贫贱中有无操守，正泾谓分明地把生命的价值判然为二：君子高尚其志，安贫乐道，从而身处忧患之中，却获得了精神上的自由；小人心为物役，自甘沉沦，终于在随波逐流中汩没了自己的天性。诗人选择了前者而否定了后者，并且以前贤作为师法的榜样而自勉。最末的“馁也已矣夫，在昔余多师”两句，表现了主人公以固穷之志直面患难的坚强决心。诗人从“贵生”、“守志”也即身心两个方面领悟了生命的真谛，这就是此诗“有会”的主旨所在。陶渊明把庄子对生命的哲思和儒家的自强不息精神结合起来，从而表现了人的生命力的激扬，表现出历劫不灭、睥睨忧患的内在力量。现实的色调愈是灰暗和沉闷，其主体精神反而愈见活跃和高昂。陶渊明其人其诗之所以感召了无数后人的奥秘，其实就正在于此。
全诗四句为一层次，结构严谨，而句法纵收反正，夭如矫龙。第二层次述及何以卒岁，以之引导第三层次对不食“嗟来之食”的非议，反映了自己苦况深到近于欲乞的程度，然后是经过深思的正面判定：斯滥为反，固穷为正。疑团顿然冰释，主题豁然鲜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