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诗前两句描绘出一幅诗人百无聊赖、岁晚迟暮的心境,直逼出“寂寞”二字,为开启后文相思之意作铺垫。颔联是写七兄的寂寞无聊,诗人由自己的寂寞,推及到七兄,表现了对七兄的体贴和关怀。颈联想象七兄出使路上的情景:水陆兼程,日夜赶路,凄寒孤独。思虑七兄,慰问舟车之苦,正体现了诗人对七兄的深情。尾联借鲍照的《登大雷岸与妹书》之典,写出了对七兄的叮嘱,表现了对七兄的无限关切之情,语淡而情深。这首诗作法不同于五律通常之例。它自不经意写来,初似散缓,中幅以后,忽入佳境,有愁思之意,而无危苦之词;至曲终奏雅,韵味无穷,堪称律诗中别具风格的妙品。
律诗起句尤难,“或对景兴起,或比起,或引事起,或就题起。要突兀高远,如狂风卷浪,势欲滔天。”(杨载《诗法家数·律诗要法》)但作者却只从眼前心境说起,淡到几乎漫不经意:“无事乌程县,蹉跎岁月余。”既非兴比,又非引事,甚至未点题,更谈不上“突兀高远”,发唱惊挺了。但“无事”加之“蹉跎”,自能写出百无聊赖的心境,“岁月余”三字除写时令(岁晚),还兼带些迟暮之感。两句直逼出“寂寞”二字,对开启后文相思之意,也算得是很好的导入。
颔联点出“寂寞”,却又不是在说自家了。“不知芸阁吏,寂寞竟何如?”不道自家寂寞清苦,反从七兄方面作想,为他的寂寞而耽忧,是何等体贴,何等多情呢。其实,自己的寂寞是不言而喻的。所以这里写法又是推己及人,情味隽永。对于前一联,承接自然,同时仍是漫不经意,连对仗都不讲求,可谓不事雕琢,“不求深远”。诗写至此,很象一篇五古的开头,其徐缓的节奏,固然有助于渲染寂寞无聊的气氛,以传相思深情。但对律诗来说,毕竟篇幅及半,进一步发展诗情的余地不多。
颈联一出,上述担心似乎是完全不必要的。高仲武赞云:“如‘远水浮仙棹,寒星伴使车’,盖五言之佳境也。”这两句想象七兄行程,上句写水程,水“远”舟“浮”,亦即“孤帆远影碧空尽”也,当是作者回忆或想象中目送七兄征帆的情景。汉代曾以“蓬莱”(神山,传说仙府秘籍多藏于此)譬“芸阁”,故此称七兄所乘舟为“仙棹”,这样写来,景中又含一层向往之情。下句写陆程,写“星”曰“寒”,则兼有披星戴月、旅途苦辛等意;“使车”惟“寒星”相伴,更形其寂寞,惹人思念。以“寒星”、“远水”来概述旅途风光,写景简淡而意象高远。由于前四句全是情语,难免会有空疏之感,此联则入景,恰好补救。其对仗天然工致,既能与前文协调,又能以格律相约制,使全篇给人散而不散的感觉。所以二句之妙,又不止境佳而已。
从乌程出发,沿江溯行,须经过雷池(在今安徽望江县)。雷池一称大雷。刘宋文帝元嘉十六年秋,诗人鲍照受临川王征召,由建业赴江州途经此地,写下了著名的《登大雷岸与妹书》。照妹鲍令晖是女诗人,兄妹有共同的文学爱好,所以他特将旅途所经所见山川风物精心描绘给她,兼有告慰远思之意。
此诗结尾几乎是信手拈来这个典故,而使诗意大大丰富。“因过大雷岸,莫忘几行书”,由于这样的“提示”,便使读者从蹉跎岁余、远水仙棹、寒星使车的吟咏联想到那名篇中关于岁暮旅途的描写:“渡泝无边,险径游历,栈石星饭,结荷水宿,旅客贫辛,波路壮阔,始以今日食时,仅及大雷。涂登千里,日逾十晨。严霜惨节,悲风断肌。去亲为客,如何如何!”(《登大雷岸与妹书》)从而,更能具体深切地体会到“不知芸阁吏,寂寞竟何如”的淡语中,原来包含深厚的骨肉关切之情。女诗人以令晖自况,借大雷岸作书事,寄兄妹相思之情,用典既精切又自然。
“莫忘寄书”的告语,形出己之不能忘情;盼寄书言“几行”,意重而言轻。凡此种种,都使这个结尾既富于含蕴,又保持开篇就有的不刻意求深、“于有意无意得之”的风韵。
这首诗作法不同于五律通常之例。它自不经意写来,初似散缓,中幅以后,忽入佳境,有愁思之意,而无危苦之词;至曲终奏雅,韵味无穷,堪称律诗中别具风格的妙品。
《杨柳枝词九首》都是咏杨柳之作。其将杨柳之体态、风韵、情思以及与杨柳有关的故事与习俗均巧妙地运用于咏杨柳中,且诗歌含情宛转,风情宛然,声韵和谐,流丽而多韵味,使人咏之而兴味不尽。
组诗首篇是全组诗的序曲,劝人听诗人改编的新曲,表明了诗人一贯持有的发展创新观念。首句提到汉乐府横吹曲中的《梅花落》曲,次句讲的是《楚辞》中的《招隐士》篇。《梅花落》曲原出塞北,歌咏梅花,《招隐士》出自淮南王门下,屡屡咏及桂树,它们与《杨柳枝词》(咏柳)都以树木为歌咏对象,在内容上有相通的地方,所以刘禹锡拿它们来与《杨柳枝词》相比。接着指出《梅花落》《招隐士》这两个作品毕竟是前朝之曲,不要再奏了,现在还是听改旧翻新的《杨柳枝词》吧。《折杨柳》原来也是乐府旧曲。乐府横吹曲中有《折杨柳》曲,鼓角横吹曲中有《折杨柳歌辞》《折杨柳枝词》,相和歌辞中有《折杨柳行》,清商曲辞中有《月节折杨柳歌》,其歌辞大抵是汉魏六朝的作品,都用五言古体来抒写。唐代不少文人所作《杨柳枝词》,从白居易、刘禹锡以至晚唐的李商隐、温庭筠、薛能等的许多作品,却都用七言近体的七绝形式来写作,虽然内容仍咏杨柳或与杨柳有关的事物,在形式上确是翻新了。唐人常用绝句配乐演唱,七绝尤多。《乐府诗集》都编入近代曲辞,表明它们是隋唐时代的新曲调。
从第二首开始,每首诗都紧扣“杨柳”二字来发挥。其中既有对民间风物的描写,也有咏怀古迹之作。
第二首言大千世界万象纷纭,各具其理又相互依存。第三首写长安少年春游,杨柳为之增色助兴。第四首赞美杨柳生机蓬勃,洛阳名士雅集,杨柳长助风情。第五首写杨柳的前后境遇不同,以杨柳依人而易衰,喻人之依附富贵不求自立,终难长久。第六首是怀古诗,以杨柳见证隋之兴亡,言世事无常之意;同时借隋炀帝荒淫亡国的教训,向唐朝统治者敲响警钟。第七首以杨柳寄托怀人相思之情。第八首言杨柳最知人间别离之事,借写离别以咏杨柳多情;全诗运用写意式的笔法简练地勾勒出一幅“风吹旗动”、“夕阳西下”、“折柳送别”的优美画面,围绕自古就开始表达的“惜别”主题,创造出恬静、淡远而有情深的美妙意境。第九首写杨柳的盛衰变化,借杨花柳絮喻漂泊之感;后二句写春尽絮飞,随风飘逝,深寓讽喻之意。
这九首诗直接用民歌曲调创作,保持了纯正的民歌风味,提高了民歌的艺术水平,既有较丰富的思想内涵,又谐音合律便于传唱,使雅俗互补,相得益彰,达到了较高的艺术水平。这正是刘禹锡追求的效法屈原的创作目标。
由于长期的贬谪生活,刘禹锡有机会接触到湘沅巴蜀的民歌民谣。《旧唐书》本传云“禹锡在朗州十年,唯以文章吟咏,陶冶性情。蛮俗好巫,每淫辞鼓舞,必歌俚辞。禹锡或从事于其间,乃依骚人之作,为新辞以教巫祝。故武陵溪洞间夷歌,率多禹锡之辞也”。在唐代,如此认真地学习民歌并取得卓越成绩的,刘禹锡首屈一指。
这首诗主要写景,景中含情,反映了作者当时欢乐心情,也表现了他厌恶俗务、热爱自然的情趣。
清晨,诗人准备启程了。东风多情,雨声有意。为了诗人旅途顺利,和煦的东风赶来送行,吹散了阴云;淅沥的雨声及时收敛,天空放晴。“檐间积雨”,说明这场春雨下了多日,正当诗人“欲山行”之际,东风吹来,雨过天晴,诗人心中的阴影也一扫而光,所以他要把东风视为通达人情的老朋友一般了。出远门首先要看天色,既然天公作美,那就决定了旅途中的愉悦心情。
出得门来,首先映入眼帘的是那迷人的晨景:白色的雾霭笼罩着高高的山顶,仿佛山峰戴了一顶白丝绵制的头巾;一轮朝阳正冉冉升起,远远望去,仿佛树梢上挂着一面又圆又亮的铜钲。穿山越岭,再往前行,一路上更是春光明媚、春意盎然。鲜艳的桃花,矮矮的竹篱,袅娜的垂柳,清澈的小溪,再加上那正在田地里忙于春耕的农民,有物有人,有动有静,有红有绿,构成了一幅画面生动、色调和谐的农家春景图。
雨后的山村景色如此清新秀丽,使得诗人出发时的愉悦心情有增无减。因此,从他眼中看到的景物都带上了主观色彩,充满了欢乐和生意。野桃会“含笑”点头,“溪柳”会摇摆起舞,十分快活自在。
而诗人想象中的“西崦人家”更是其乐无比: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田间小憩,妇童饷耕;春种秋收,自食其力,不异桃源佳境。这些景致和人物的描写是作者当时欢乐心情的反映,也表现了他厌恶俗务、热爱自然的情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