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人的大女儿要出嫁，他的心情异常复杂，遂写了此诗。此诗是父女情的白描，是真性情的流露，令人读来感伤不已。
女儿即将远行，父亲心有不舍，却情难敌义。开头点明女儿将出嫁之事：女儿要嫁往夫家路途很遥远。念及女儿幼年丧母，自己一身兼父母之慈爱，当此离别之际，心中甚为不忍。然而女大当嫁是天经地义的事。诗人忍痛告诫女儿到了夫家，要遵从礼仪孝道，要勤俭持家，这是对女儿的一片殷殷期望。
这是一首送女出嫁的好诗。送女出行，万千叮咛；怜其无恃，反复诫训。诗人早年丧妻，因为对亡妻的思念，对幼女自然更加怜爱。在长女出嫁之时，自然临别而生感伤之情。诗中说幼女与长女“两别泣不休”，其实父女之间也是如此。作者没有多写自己的直观感受，而是把更多的笔墨用于谆谆教导和万般叮咛：“自小阙内训，事姑贻我忧。赖兹托令门，任恤庶无尤。贫俭诚所尚，资从岂待周。孝恭遵妇道，容止顺其猷。”强忍住泪水说完这些，送走女儿才发现自己还是控制不了自己，只能与幼女相对而泣。一个情感复杂、无可奈何的慈父形象由此跃然纸上。
全诗情真语挚，至性至诚。慈父之爱，骨肉深情，令人感动。“贫俭诚所尚，资从岂待周”两句，可作为嫁妆的千秋典范。
此词与《水调歌头·我饮不须劝》作于同一时期，其主旨相近，但又侧重于抒发别情和对被频频调动的不满。同时因为是用小令写作，风格也特别含蓄蕴藉，体势既整饬又流美。两年之内，作者因频繁调动而心情十分抑郁，险恶的宦海风波，使作者无法实现恢复中原的壮志。现在又值与友人别离之际，更觉难以为怀。起韵借聚兴感，直中藏曲，表达了作者对于被频繁调动的牢骚不满情绪。
起首二句，借聚散兴感，直中藏曲，吐露自己对于被频繁调动的牢骚不满情绪。作者从淳熙三年到五年的短短二年时间内，先后被调动四次，匆匆来往于今江西、湖北等地，简直疲于奔命，来不及有所建树。对此，作者以一切“二年遍历楚山川”作出形象的概括。作者被频繁调动的原因是未加明说，只以“不偶然”来点出隐情，更耐人寻味。“不偶然”，就是必然，作者已经体会出了被频频调动的必然性。迫思以往经历，作者不能不想起，在作者当年“旌旗拥万夫”来归时，南宋统治者立即解除了作者的武装，而已将作者部下的万余义军当作流民疏散安置到推南各州县；作者也不能不想起，此后作者一直没机会担任军事工作，只能滞留在地方官（偶尔也作京官）的位置上，而且常被调来调去，难以安顿和筹划建树。想起这些，作者不能不感到南宋统治者对作者这样一个赤心来归的爱国者的防备和猜忌，也令作者感到特别痛苦和不满。作者曾经自呼为“江南游子”，作者曾经叹息过只能醉吟风月，作者曾经以酒消愁，都是为此。因此，这里的“不偶然”一语，包含无限悲愤。下两句，忽然一转，转到饯别的宴会上来，写作者只愿意和朋友一起为了美丽的风光而畅饮，而不愿让离别的歌曲深化作者的别离之愁。这在章法上，是切合题面。而细味其意，其中仍含着无计可施、只得自我排遣的愁情。意脉似断未断。
下片起句，承上文的“酬风月”而来，写饯别处的东湖美景如画，实是表达对于豫章的依依眷恋之情。“绿带”、“青钱”用以状流水、荷叶之貌，涉笔成趣；“萦”字、“点”字，赋活了景物，而又似信手拈来。“春水碧连天”，以夸张的笔触，显示出作者对于此地风光的无比喜爱之倩。结尾两句，想象别后殷切思念朋友的情境，妙在情景交融。尤其是“后夜相思月满船”之语，写境不隔，写情浓郁，简直是妙手偶得的佳句。
“塞下曲”，唐代乐府题，多写边塞之事。此篇乃仿古之作，故称“古塞下曲”。
“行人朝走马，直指蓟城傍。蓟城通漠北，万里别吾乡。”此诗前四句写万里辞家，远赴边塞。早晨骑马出发，直指蓟城，行程匆匆，字里行间透射出一股豪气。
“海上千烽火，沙中百战场。军书发上郡，春色度河阳。”中间四句写边地见闻。“海上”“沙中”呼应“漠北”。“军书”“春色”，本为静物，加以“发”“度”二字，顿变鲜活，急切迅疾，气势飞动。一写战事，一写时节，一写边关，一写中原，刚健明快。
“袅袅汉宫柳，青青胡地桑。琵琶出塞曲，横笛断君肠。”最后四句一写色，一写声，颜色清丽，声调凄恻，先喜后悲，更显其悲。
通观全篇，格调苍凉，既有一点悲，又有一点壮，诚为《河岳英灵集》所评：“发调既清，修辞亦秀”，“足可歔欷，震荡心神。”
这是一首描写以煮盐为生的穷灶户的诗。诗的首二句描写灶户居室之陋和夏日煎盐之苦，末二句写与煎盐之苦相比，在炎日下偷闲就可以看作是乘凉了，通过对比，深切地表现了灶户之苦。全诗真切易懂，朴素自然。
首句“白头灶户低草房”，描写劳苦一生的已经白发苍苍的灶户居室之陋；第二句“六月煎盐烈火旁”，描写夏日煎盐之苦，概括了灶户们的无限辛酸，也包括了诗人的无限辛酸。《如皋县志》对灶民的生活有所记载，可以参看。他们的居处是“缚草堤坎，数尺容膝，寒风砭骨，烈日铄肤”；他们夏天煎盐的情况是“暑日流金，海水百沸，煎煮烧灼，垢面变形”。这些记载，可为此诗首两句作注。据吴嘉纪诗最早的刻本（康熙初周亮工所刻赖古堂本），白头句作“场东卑狭海氓房，六月煎盐如在汤”，可以参看。白头句造语更为平易朴实，近乎白描，似胜于原来的场东句。以平易之语，写惊心之情，更能表现吴嘉纪诗的特点。
读完首两句，已可想见灶民之苦。但诗人并不满足于此，即不满足于一般的艺术效果，而要求充分的能够震撼人心的效果。三、四两句出人意外：和煎盐之苦相比，在炎日下偷闲就可以看作是乘凉了。人们不一定有煎盐的经验，但在烈日下流汗的经验是有的。两相比照，就可以更深地体会到灶户之苦，诗人所要求的艺术效果也就达到了。
吴嘉纪写过不少反映灶户和劳动人民悲惨生活的诗。但一首绝句，只能选取最有特征的断面，写出诗人最深的感受。这首诗只集中在夏日煎盐一点，加以独特的处理，如三、四两句是一般诗人想不到写不出的。这是这首诗的成功处，也是诗人的高明处。
苏轼之文长于说理，往往“昭晰无疑”（《艺概·文概》），长篇论说文是这样，短小精悍的杂说也莫不如此。而且杂说较之正式的议论文更灵活，笔调更从容，“能道意所欲言”（《答王庠书》），充满了诗一样的情趣和哲理，愈加耐人寻味咀嚼。本文就是其杂说中的代表作。
文章一开头就叙述故事，这种故事中的人物、时间、地点，都不明确（即使虚拟的也没有），其结构是抽象的，是作为论据的“寓言”。因其描写生动，故而显得具体实在，说服力极强。可以得出，任何知识都来源于感性经验，如果撇开感性经验而单靠间接经验，就像瞎子那样“未尝见而求之人也”，那么势必会“转而相之”，混淆这一事物与他事物的各种属性，加以臆测，杜撰，闹出“闻钟以为日”“扪烛以为日”的笑话，那就差之毫厘，失之千里了。作者指出：“道之难见也甚于日，而人之求达也无以异于眇。”如果单凭“达者告之”，“虽有巧譬善导，亦无以过于盘与烛也”。
然而单有感性经验还不够，还得亲自实践，多次探索，方能掌握道；作者认为“道可致而不可求”。而“致”与“求”的区别，作者引古人语对“致”作了解释：“孙武曰：‘善战者致人，不致于人’。子夏曰：‘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学，以致其道。’”这里的“致”就是一种“循序渐进”，平时积学，自然得“道”的意思，学至则道自致。譬如军队能够掌握主动权，可进则进，可退则退，待时机成熟就行出击，才能获胜，若牵“求”胜利，就成了“致于人”了，就会失败。求道也是如此，如果经过平时不断的实践，而不是急于求成，那么道是可致的。
作者为了论证这个观点，又讲了另一个寓言故事。作者发现“南方多没人”，而北方则少有，原因就在于“南人”“日与水居也。七岁而能涉，十岁而能浮，十五而能没矣”。因为“日与水居”，故能渐识水性，“夫没者岂苟然哉?必将有得水之道者。”懂得水性（“水之道”）方才能“没”，“日与水居，则十五而得其道；生不识水，则虽壮见舟而畏之”。可见求“道”单凭勇气是不行的，还得经过长期的实践。如果想一蹴而就，“不学而务求道”，走捷径，投机取巧，那就只能像北方学“没”者那样，没有不被溺死的。
作者运用寓言阐述道理时，夹叙夹议，深入浅出，寓言讲完，道理也就清楚了。而且作者连续运用两个寓言说明认识过程的两个阶段，丝丝入扣，环环相接，可称之为“螺旋式”的比喻方式——即运用两个内容相近但有连续性发展性的寓言故事构成层出不穷、变化多端的结构，使寓言的主旨和理念更趋深入和加强，这是苏轼的创新。
最后一段联系实际并交代为文的目的。“昔者以声律取士，士杂学而不志于道”；相反，“今也以经术取士，士知求道而不务学。”经术本来就是载道的，所以“士知求道而不务学”，他们不知道“道”是与社会生活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要想真正理解“道”，不能单靠读几本经书，应该杂学旁收，既不能忽略感性经验，又要经过长期的摸索思考，以渐进于道。这里，作者是针对王安石以经术取士而发的。《御选唐宋文醇》卷三十八云：“宋自王安石始以经术取士，一时求仕者皆改其妃青媲白，而谈道德仁义；及致之于用，则茫然失据，亦与妃青媲白无二焉，此苏轼《日喻》所以作也。”
总之，作者运轻灵之笔娓娓道来，仿佛与人对面而谈，亲切动人，语浅道明，毫无论说文的板滞之弊。且本文还继承了战国议论文的优点，以寓言作为论据，使行文简洁明了，形象生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