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文立论的论点是针对司马光认为新法“侵官、生事、征利、拒谏、致怨”的指责，指出儒者所争，尤在于名实。名实已明，而天下之理得矣。从而说明变法是正确的。司马光的攻击名实不符，全是谬论。文章逐条驳斥司马光的谬论，揭露出他们保守、腐朽的本质，表示出作者坚持改革，绝不为流言俗语所动的决心。
第一段主要阐明写这封信的原因和目的。
因为两人之间有分歧，所以写信表明自己的立场和态度。王安石在第一段第一句写了三层意思：第一层“昨日蒙教”是礼貌性套语；第二层提到与司马光“游处相好之日久”，感情色彩很浓，使司马光很是舒服；第三层急速转到“而议事每不合，所操之术多异故也”，有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直接点明二人政治上不投合的原因所在。这三层意思集中在一句话里显出高度的概括力，亮出了分歧的焦点所在。不伤感情，态度坦率。第二句又有两层意思。第一层是：司马光见解坚定，并不肯轻易改变，所以“虽欲强聒”多讲几句，一定得不到见察；对于洋洋洒洒三千余字的来信，只作简单答复，不再一一白辨。第二层是：经过仔细考虑，司马光很是看重自己，书信往来，不宜鲁莽，所以要做详细解释，希望司马光能够宽恕。这里说明了作者的态度和方法，又显示出冷静沉着。
第二段是全文驳斥的重点部分，作者以“名实已明，而天下之理得矣”为论证的立足点，分别对保守派谬论进行驳斥，表明自己坚持变法的立场。
在辩驳之前，先高屋建瓴地提出一个最重要的原则问题一一名实问题。名正则言顺而事行。但站在不同立场，对同样一件事（即“实”）是否合理（即“名”是否“正”）就会有不同的甚至完全相反的看法。司马光在来信中指责王安石实行变法是“侵官、生事、征利、拒谏，以致天下怨谤”。这些责难，如果就事论事地一一加以辩解，那就很可能会因为对方抓住了一些表面现象或具体事实而陷于被动招架，越辩解越显得理亏；必须站在高处，深刻揭示出事情的本质，才能从根本上驳倒对方的责难，为变法正名。先驳“侵官”。作者不去牵涉实行新法是否侵夺了政府有关机构的某些权力这些具体现象，而是大处着眼，指出决定进行变法是“受命于人主”，出于皇帝的意旨；新法的制定是“议法度而修之于朝廷”，经过朝廷的认真讨论而订立；然后再“授之于有司”，交付具体主管部门去执行。这一“受”、一“议”、一“授”，将新法从决策、制定到推行的全过程置于完全名正言顺、合理合法的基础上，“侵官”之说便不攻自破。次驳“生事”。“举先王之政”是理论根据，“兴利除弊”是根本目的。这样的“事”，上合先王之道，下利国家百姓，自然不是“生事扰民”。再驳“征利”。只用“为天下理财”一句已足。因为问题不在于是否征利，而在于为谁征利。根本出发点正确，“征利”的责难也就站不住脚。然后驳“拒谏”。只有拒绝正确的批评，文过饰非才叫拒谏，因此，“辟邪说，难壬（佞）人”便与拒谏风马牛不相及。最后讲到“怨诽之多”，却不再从正面反驳，仅用“固前知其如此”一语带过，大有对此不屑一顾的轻蔑意味，并由此引出下面一段议论。
这一段，从回答对方的责难这个角度说，是辩解，是“守”；但由于作者抓住问题的实质，从大处高处着眼，这种辩解就绝非单纯的招架防守，而是守中有攻。例如在驳斥司马光所列举的罪责的同时，也就反过来间接指责了对方违忤“人主”旨意、“先王”之政，不为天下兴利除弊的错误。特别是“辟邪说，难壬人”的说法，更毫不客气地将对方置于壬人邪说代言人的难堪境地。当然，对司马光的揭露和进攻，主要还在下面一段。
第三段进一步明确自己的立场和态度，紧承上段结尾处怨诽之多早在意料之中的无畏声言，作者对“怨诽”的来历作了一针见血的分析。
先指出：人们习惯于苟且偷安已非一日，朝廷士大夫多以不忧国事、附和流俗、讨好众人为处世的良方。在王安石的诗文中，“苟且”是因循保守的同义语；而“俗”与“众”则是为保守思想所浸染的一股强大的社会政治势力。这里揭示出他们的精神面貌和思想实质，正为下文皇帝的“欲变此”和自己的“助上抗之”提供了合理的依据。因此接着讲到“众何为而不汹汹然”，只是说明保守势力的反对势在必然，却丝毫不意味着他们的有理和有力。接下来，作者举了盘庚迁都的历史事例，说明反对者之多并不表明措施有错误，只要“度义而后动”，确认自己做得是对的，就没有任何退缩后悔的必要。盘庚之迁，连百姓都反对，尚且未能使他改变计划，那么当前实行变法只遭到朝廷士大夫中保守势力的反对，就更无退缩之理了。这是用历史上改革的事例说明当前所进行的变法的合理与正义性，表明自己不为怨诽之多而改变决心的坚定态度。“度义而后动，是而不见可悔”，可以说是王安石的行事准则，也是历史上一切改革家刚决精神的一种概括。
答书写到这里，似乎话已说尽。作者却欲擒故纵，先让开一步，说如果对方是责备自己在位日久，没有能帮助皇帝干出一番大事，施惠于民，那么自己是知罪的。这虽非本篇正意，却是由衷之言。紧接着又反转过去，正面表明态度：“如日今日当一切不事事，守前所为而已，则非某之所敢知。”委婉的口吻中蕴含着锐利的锋芒，一语点破以司马光为代表的保守派的思想实质，直刺对方要害，使其原形毕露，无言以对。
这篇短信笔力精锐，文字简洁而富有说服力，语气委婉而严正，既不伤害私人的友谊，也不向反对的意见妥协。作者的修辞和逻辑推理是根据对具体的人、具体的场合，运用了反驳、引导、对比、证明、启发、类推等方法，由近及远、由远及近、层层逼进进行的，它是驳念性政论文的典范之作。
这篇文章有三个写作特点。
第一个特点，作为书信体议论文首要特点是行文简洁、结构严谨、没有枝蔓，全文除开头和结尾段用几句酬答的礼貌语言以外，紧紧扣住保守派几个主要论点进行驳斥，只驳论点不涉及其它事情，结构非常严谨，驳斥时针对其要害，言简意明，使文章短小精悍。
第二个特点，论证方法多样。本文的论证方式是驳论，其反驳的方法是多种多样的。第一直接反驳，如为天下理财，不为征利。第二个举出根据进行反驳，如“某则以谓受命于人主，议法度而修之于朝廷，以授之于有司，不为侵官”，这里就举出了有利的根据，说明不是自己独出心裁，而是受命于皇帝，是朝廷议过的法度，指出这不是我个人的行为，而是合理合法的。第三举出史实进行反驳，举出历史的事实来进行反驳，如“盘庚之迁，胥怨者民也，非特朝廷士大夫而已。盘庚不为怨者故改其度，度义而后动，是而不见可悔故也”。这里以历史上曾有过的如何对待怨诽的事实为表率，表示自己不以流言蜚语而动，既委婉地反驳了怨诽之多的责备，又表达了自己变法的坚强决心。整个反驳是明确而有力的，言简意赅。
第三个特点，是气势磅礴，寓刚于柔。全文所以有压倒论敌的浩然正气有几个方面的特点，第一立足于理，理足则气势。二，擅于排比，连用排比驳斥对方，则势如破竹，无可阻挡。第三，擅用反语，如欲出力助上以抗之，则众何为而不汹汹然？气盛言怡，铿锵有力，虽则全文傲岸之气，愤然涌出，强调坚持改革的决心不可逆转，但语气相当委婉，柔中有刚，如比如说详细的说明自己这样做的理由，您或许能原谅我，结尾又说您批评未能帮皇上大有作为，那我知罪了，但让我什么也不要做，墨守常规就行，那我是不敢领教的。这样做一方面照顾多年交往的友谊，一方面坚持原则，寸步不让，全力维护变法的正义立场。
赠别之作，多从眼前景物写起，即景生情，抒发惜别之意。王维此诗，立意不在惜别，而在劝勉，因而一上来就从悬想着笔，遥写李使君赴任之地梓州（治今四川三台县）的自然风光，形象逼真，气韵生动，令人神往。
“万壑树参天，千山响杜鹃。”首联是说，梓州一带千山万壑尽是大树参天，山连山到处可听到悲鸣的杜鹃。
开头两句互文见义，起得极有气势：万壑千山，到处是参天的大树，到处是杜鹃的啼声。既有视觉形象，又有听觉感受，读来使人恍如置身期间，大有耳目应接不暇之感。这两句气象阔大，神韵俊迈，被后世诗评家引为律诗工于发端的范例。
“山中一夜雨，树杪百重泉。”颔联是说，山里昨夜不停的下起了透彻的春雨，树梢淅淅沥沥或像泻着百道清泉。
首联从大处落笔，气势不凡；颔联则从细处着墨，承接尤佳，不愧大家手笔。诗人展现了一幅绝妙的奇景：一夜透雨过后，山间飞泉百道，远远望去，好似悬挂在树梢上一般，充分表现出山势的高峻突兀和山泉的雄奇秀美。“山中”句承首联“山”字，“树杪”句承首联“树”字，两句又一泻而下，天然工巧。这两联挺拔流动，自然奇妙，画面、意境、气势、结构、语言俱佳。前人所谓“起四句高调摩云”（高步瀛《唐宋诗举要》引纪昀语）。“兴来神来，天然入妙，不可凑泊”（清王士禛《古夫于亭杂录》），诚非虚夸。
作者以欣羡的笔调描绘蜀地山水景物之后，诗的后半首转写蜀中民情和使君政事。
“汉女输橦布，巴人讼芋田。”汉女辛劳织布纳税，巴人地少诉讼争田。
梓州是少数民族聚居之地，那里的妇女按时向官府交纳用橦木花织成的布匹，那里的人们又常常会为芋田发生诉讼。“汉女”、“巴人”、“橦布”、“芋田”，处处紧扣蜀地的特点，而征收赋税，处理讼案，又都是李使君就任梓州刺史以后所掌管的职事，写在诗里，非常贴切。
“文翁翻教授，不敢倚先贤。”末两句是说，望你发扬文翁政绩，奋发有为不负先贤。
“文翁”是汉景帝时蜀郡太守，他曾兴办学校，教育人才，使蜀郡“由是大化”（《汉书·循吏传》）。王维以此勉励李使君，希望他效法文翁，翻新教化，而不要倚仗文翁等先贤原有的政绩，无所作为。
联系上文来看，既然蜀地环境如此之美，民情风土又如此淳朴，到那里去当刺史，自然更应当克尽职事，有所作为。整首诗寓劝勉于用典之中，寄厚望于送别之时，委婉而得体。
这首赠别诗不写离愁别恨，不作泛泛客套之语，却有对于国家大事、民生疾苦、友人前途的深切关心。
在艺术上这首赠别诗写的很有特色。前半首悬想梓州山林奇胜，是切地；颈联叙写蜀中民风，是切事；尾联用典以文翁拟李使君，官同事同，是切人。这样下来，神完气足精当不移。诗中所表现的情绪积极开朗，格调高远，是唐代送别佳篇。
上片写对友人怀念的深切。“尊酒何人怀李白”两句，运用杜甫怀念李白的典故，抒写了对友人的深切思念之情。“何人”，当然是指杜甫，故作设问，不仅增加了句法的变化，也使语言显得含蓄有味。杜甫、“草堂”都是词人自喻，“李白”、“江东”则是他喻，即比喻友人，亦即“扬州席上”的主人。“珠帘十里卷香风”，用杜牧诗意写扬州，暗指东道主王存，与上文“怀李白”、“指江东”语意相承。词人怀念之情虽深，可是“花开花谢，离恨几千重”。“花开花谢”，象征着时光的流逝，这里是说离别之久；“离恨几千重”，是夸说离恨之深，而且使抽象的感情有了形体感，似乎成了可以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从而增强了语言的形象性和表现力。
有了上片的铺垫，下片写扬州席上意外相逢时的惊喜和迷惘，就显得十分真实可信了。“轻舸渡江连夜到”，承上“珠帘”句，点出题目“夜到扬州”。词人是从江南京口渡江而来的，所以才如此便捷。“一时惊笑衰容”，紧承前句，写出了与友人意外相逢时惊喜参半的复杂感情。词人当年已56岁，又久历宦海沉浮，天涯游宦，说是“衰容”，想来是极为吻合的。彼此倾谈时，词人还发现，对方“语音犹自带吴依”。结穴二句写“席上”的情事：“夜阑对酒处，依旧梦魂中。”这里化用杜甫写乱离中与亲人偶然重聚时深微感情的名句——“夜阑更秉烛，相对如梦寐”，来表现这次重逢时的迷惘心态，从而深化了与老友间的交谊。
这首词真实地表露了词人当时“量移”后的心境。“量移”，虽未能彻底平反昭雪，但已显现出宽赦之君恩。所以，词人先以李白受谗自喻，后以杜甫乱中幸得生还相譬，其用事贴切，暗与自己实际遭遇相合。故而在六十字的短短篇幅中，写了相忆、相聚、慰藉、话旧、伤离等广阔的内容，含蓄地倾诉了自身之不幸遭遇，使作品更富于感愤。使人读之浮想联翩，为之凄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