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词上片叙事。起二句写这些天溪水涨满，情郎趁水涨驾船相访。男女主人公隔溪而居，平常大约很少有见面的机会，所以要趁水涨相访。说“几度”，正见双方相爱之深；说“偷相访”，则其为秘密相爱可知。这涨满的溪水，既是双方会面的便利条件，也似乎象征着双方涨满的情愫。
“船小难开红斗帐，无计向，合欢影里空惆怅。”红斗帐，在古诗词中经常联系着男女的好合。采莲船很小，一般仅容一人，说“难开红斗帐”自是实情。这三句写不得好合的惆怅，说“难”，说“无计”，说“空”，重叠反复，见惆怅之深重。特别是最后一句，物我对照，将男女主人公对影伤神的情态生动地表现了出来。
下片抒情，紧扣秋江红莲的现境设喻写情。“愿妾身为红菡萏，年年生在秋江上”二句承上，面对秋江中因浪随风摇曳生姿的红莲花（菡萏），女主人公不禁产生这样的痴想：希望自己化身为眼前那艳丽的芙蓉，年年岁岁托身于秋江之上；更希望情郎化身为花底的轻浪，与红莲紧密相依，没有障隔，在雨丝风浪中长相厮伴。用“红菡萏”和“花底浪”来比喻情人间亲密相依的关系，比得奇巧妙合，堪称作者一大创造。其妙处在于即景取譬，托物寓情，融写景、抒情、比兴、想象为一体，显得新颖活泼，深带民歌风味。
全诗遣词造句通俗清新，写景抒情错落有致、起伏迭宕，于平淡中见雄奇，于温婉中见豪放。
“秋风度河上，大野入苍穹。”使人联想起“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的边塞风光。这是只有用水墨画才能画出的陕北黄土高原秋天的晚上。走在黄土高原上，犹如一履平地，只有当眼前突然横亘一道沟壑时，才意识到自己是置身在海拔上千米的地球隆起处。一年一度秋风劲。这样的秋日晨昏，在这黄土地上不知已重复了多少万年了；在这秦塞古渠之畔，也不知上演过多少场城头换旗的悲喜剧了。而人民解放战争在这里拉开了大幕。
“佳令随人至，明月傍云生。”两句写中秋夜的月色。上句说佳令即中秋的到来，嵌入“随人”二字，耐人寻味。中秋佳节是同什么人一起来到的呢？“随人”的人何指呢？联系诗题，只有一个解释，那就是从前方归来的人，即带来喜讯的人。佳节获佳音，自是喜上加喜。“秋月扬明辉”，特别是中秋节，民间主要的节俗是赏月。天气很重要。天气不好，中秋夜不见月的情形也是有的。而这个中秋，天公作美——天气晴明，虽然有一点云彩，月色却好。“明月傍云生”，又加一重喜悦。这两句严格说来虽属呼应对，但对得很流畅，颇有流水对的意味。
“故里鸿音绝，妻儿信未通。”两句写中秋夜的两地相思，辞若有憾。上句中的“故里”，与其说是作者的故乡湖南，不如说是革命摇篮延安。这时的延安，还在敌军手中。那里有很多父老乡亲，虽然音信不通，但他们一定在苦盼着红军的归来。下句中的“妻儿”，不必指作者自己的“妻儿”，因为在转战陕北期间，她们实际上是跟随在作者身边的。当然，也不排除作者和她们会有暂时分离的情况发生。但总的说来，“妻儿信未通”更多的是代同志立言，代下级立言。换言之，这首诗中的抒情主人公不局限于作者个人。这一联在对仗上，出句的“鸿音”与对句的“信”意思犯复，不考究，这是一时兴到，不计工拙，不必苛求。
“满宇频翘望，凯歌奏边城。”两句写捷报传来，使人们感到团圆为期不远。上句由中秋节祈盼团圆的节俗，为所有思念亲人的同志们写心，“满宇”云云，也可以说将普天下人包举在内。这一句写得很好，使人联想到唐宋诗词名句如“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张九龄《望月怀远》）、“今夜月明人尽望，不知秋思在谁家”（王建《十五夜望月寄杜郎中》）、“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苏轼《水调歌头》）等等。下句即末句紧扣诗题，写“喜闻捷报”，是曲终奏雅，联系上句，其言外之意是：同志们与家人的团圆，人民军队与老乡们的团圆，应该为期不远！
这首五律在抒情上很节制，喜不形于色，最能体现一个统帅的大度、雅量和信心。全诗起承转合分明，首联秋高气爽，是起；颔联中秋见月，是承；颈联言若有憾，是转；尾联实深喜之，是合。虽然作者自谦对五律从来没有学习过，但所有的好诗都在告诉他怎样写，因此，才会有这样一首道地的五律。
《隆中对》就是写刘备前去拜访诸葛亮，请诸葛亮出山为他出谋划策。文章通过隆中对策，给读者塑造了诸葛亮这个具有远见卓识的政治家和军事家的形象。他善于审时度势，观察分析形势，善于透过现状，掌握全局，并能高瞻远瞩，推知未来。作者对诸葛亮这个人物形象的塑造，是逐步深入地完成的。
文章开头写他“躬耕陇亩，好为《梁父吟》”，就颇耐寻味。“躬耕陇亩”，并不是简单地写他亲自耕作，而是着重说明他隐居于田野。于此读者可以想到，一个负有卓越才识的人而隐居不仕，必有重重忧事在心。而“好为《梁父吟》”，就正含蓄地揭示了这个问题。《梁父吟》，是古歌曲，是一首流传在齐鲁之间的感慨时事，忧伤战乱的歌曲。诸葛亮吟诵这首歌曲，在于借古抒怀，以表达他感伤乱世的思想感情和对军阀混战的不满。作者用一“好”字，说明他并非偶尔一吟，可见其感慨之深。“身长八尺”，是外貌描写。但从这堂堂仪表的外貌描写里，不仅为了显示人物的魁伟英俊，而且也在于揭示人物的内心世界。所以作者接着写他“每自比于管仲、乐毅”，这就更看出他不同于芸芸众生。管仲，是春秋时期辅佐齐桓公“九合诸侯，一匡天下”，成就霸业的显赫一时的豪杰。乐毅，是战国时期燕昭王的国相，曾率五国之师伐齐，拿下齐国七十余城，迫使齐王狼狈出奔的英雄。诸葛亮“自比于”他们，说明他和他们一样胸怀大志，决非庸人一流。对诸葛亮的自许，客观上也有不同的反响，对此作者也着意作了交代。“时人莫之许也。惟博陵崔州平、颍川徐庶元直与亮友善，谓为信然”。这里说的“时人”，自然是指当时社会上的一般人。他们“莫之许”，并不说明他才能低下，平生无大志，恰恰说明他深沉的性格特征，说明他不是那种夸夸其谈，锋芒毕露的人，而是一个声闻不彰，谨慎从事的人。因而不被“时人”真切了解，那是很自然的事。至于了解他的，与他“友善”的崔州平和徐庶，则完全承认诸葛亮的自许是符合实际的，决非妄自尊大。接着写徐庶向刘备推荐他，更见出他的神采非凡。徐庶说：“诸葛孔明者，卧龙也，将军岂愿见之乎？”他用“卧龙”一语，对诸葛亮作了崇高而又形象的评价。在封建时代，“龙”是被神化了的四灵之长，用“龙”来比喻诸葛亮，在当时可算是最高不过的评价了。然而又用一个“卧”字，说明他虽有卓绝的才干，却是英雄无用武之地。这又与文章的首句“亮躬耕陇亩，好为《梁父吟》”作了有机地呼应。“思贤若渴”的刘备听得有这样一个“卧龙”式的人物，自然是求之心切了。于是便脱口说出“与君俱来”。可是他并不了解诸葛亮决不奉迎以求闻达的为人，所以徐庶接着说：“此人可就见，不可屈致也。将军宜枉驾顾之。”这不仅把诸葛亮那种决不屈身俯就的品质和至高无上的尊严写了出来，而且也为刘备屈身亲往隆中求见诸葛亮作了铺垫，制造了气氛。刘备屈驾求见诸葛亮，“凡三往，乃见。”这既是对刘备是否真诚求贤下士的观察和考验，同时也是对诸葛亮自许甚高，决不轻易结交出仕的再次揭示。刘备“凡三往”求见诸葛亮，这就完全可以证明刘备的求贤下士是出自真心诚意，诸葛亮这才同他相见。刘备“三往”，旨在讨计问策，以成就大业。问策之前，刘备先“屏”去左右人等，这就进一步说明，他们虽然只是初次相见，但决非一般的往来酬酢，弄得如此机密，想必有大事相商。事实也正是这样。刘备“屏”去左右之后，首先从“汉室倾颓，奸臣窃命，主上蒙尘”的天下政治形势说起，表露他对汉室江山倾颓，皇帝遭到挟持的深切忧伤，以及对奸臣（主要指曹操）窃取政柄的强烈不满。接着又以十分谦逊的口吻和坚定的态度述说了自己“兴汉除奸”，“欲信大义于天下”的平生抱负。最后诚挚恳切地提出咨询，向诸葛亮求教，从而引出诸葛亮的对策。诸葛亮对策，是本文的重点，也是集中刻画诸葛亮这个卓越的政治家和军事家形象的重点。
诸葛亮在对策中，为刘备成就蜀汉大业规划了一条明确而又完整的内政、外交政策和军事路线，相当周详地描绘出了一个魏、蜀、吴鼎足三分之势的蓝图。这个蓝图，是建立在对现实进行科学分析的基础之上的。刘备后来就是基本上按照这个政治方案建立了蜀汉政权，形成了天下三分的政治局面。
从写作上看，本文的层次极为清晰，结构十分谨严。作者自始至终围绕着诸葛亮对策这个中心思想，围绕着诸葛亮这个人物形象进行叙写议论。作者先写“隆中对”前，次写“隆中对”时，后写“隆中对”后，结构布局一目了然。写“隆中对”前，采用了正面叙述的方法，写出了人物的生活、思想、交游及其社会声誉，这就粗略地勾勒出了诸葛亮其人的与众不同。继而又从侧面加以叙写，通过徐庶的荐举和刘备的屈驾“三往”，进而衬托出诸葛亮的才质非凡。这就为诸葛亮对策作了铺垫，制造了气氛。先有刘备之请，而后有诸葛亮之对，自然是顺理成章。如果说隆中对前，是通过作者的叙述和他人的反响来突出诸葛亮的高明的话，那么隆中对时，则是让人物自己登场现身说法，进行具体论述，从而更雄辩地展示人物的高明。基于诸葛亮对天下形势深刻观察和科学分析，把自己的对策作了有条不紊地论述。如前所述，他先论“不可争”与“不可图”，次论“可争”与“可图”，最后写“争”与“图”的具体步骤和规划，沿着事物本身发展的规律，由近及远，层层递进地阐述了自己的见解，这样写来，既精辟地论述了当前形势，又推断了将来的发展趋势。在论及建立根据地时，什么地方适宜，什么地方不适宜；什么地方先“图”，什么地方后“图”，谈得一清二楚。在论及统一大业时，先谈对内、对外等多方面的准备，后谈如何进攻，思路也十分清晰。而文中所写隆中对后的反响，不论是对人物形象的刻画，还是从文章的结构来看，都是一个有机的整体。
本文语言的概括精练，也达到了相当完美的高度。诸如写“亮躬耕陇亩，好为《梁父吟》。身长八尺，每自比于管仲、乐毅。”仅仅用22个字，就把诸葛亮的生活状况、思想状貌、体躯外貌以及生平抱负勾画出来。再如诸葛亮对策后写刘备的反响，只用一个“善”字，就把刘备对诸葛亮的高度评价和他此时此刻的心境写了出来。而当关、张“不悦”时，刘备仅用“孤之有孔明，犹鱼之有水也”这个通俗易懂的比喻，生动形象地道尽了他们之间不可分割的亲密关系。而其中似尽未尽的深刻内容，留待读者去寻思玩味。再就全文来看，篇幅也极为有限，然而却能把对策及其前前后后写得那么广阔，分析得那么透辟，论述得那么周详，也是难能可贵的。足见本文言简而意赅，文省而深刻的特色。《三国志》被时人誉为“善叙事，有良史之才”，于此可见一斑。
《河东赋》是西汉辞赋家扬雄创作的一篇赋，是作者“四大赋”之一。此赋先写赴祭的壮观，再叙汉成帝的游历，最后才通过夸赞大汉圣皇丰功伟业而勉励汉成帝身体力行，以实际行动向唐尧虞舜学习。全赋虽较短，但与“四大赋”其余三赋一样用意曲折而铺陈委婉。
此赋篇幅虽短而结构极有层次，正文前的序曲为叙述而用长短自如的散体，委婉地指出了汉成帝到汾阴的目的。正文则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写天子帅群臣，仪队威盛而庞大，前往汾阴宫，极尽夸张之能事，显出大汉天子之威灵，以描写带出叙述，其句法本自司马相如的《子虚赋》而尤为谐整，读之如见一路逶迤情状。
第二、三部分为抒情而借用骚体，颇有一唱三叹之致。其中，第二部分写汉天子浮游周览，役使群神，观览古圣帝王的遗迹而发为嗟叹，而“簸丘跳峦，涌渭跃泾。秦神下詟，跖魂负沴；河灵矍踢，爪华蹈襄”数句铸词奇崛，遂成模式，时地人物，无施不可。
第三部分就汉天子归来，极力赞颂汉德广大，以为前古未有，尧舜禹汤周皆不在话下，直可追蹑三皇，希踪五帝，从一个侧面曲折地反映了汉代的隆盛和士大夫的自豪与信心。
全赋变飘缈沉郁为欣然欢快，以喜悦之情怀古，已非汉成帝出行和祭祀前后的壮观场面的直接再现，显示了远古帝王的行为及其治理下层的社会局面，而又无形中虚化了成帝的心境，通过艺术手法表现了汉成帝对唐尧、虞舜风习的向往，勉励汉成帝身体力行，以实际行动向唐尧虞舜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