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卜居》是《楚辞》篇名。王逸认为屈原所作﹐朱熹从其说。近世学者多认为非屈原作﹐但也还不能作定论。篇中写屈原被放逐﹐“三年不得复见”﹐为此心烦意乱﹐不知所从﹐就前去见太卜郑詹尹﹐请他决疑。屈原先述世道不清﹑是非善恶颠倒的一连串疑问﹐然后詹尹表示对这些疑问“龟策诚不能知事”﹐只好说“用君之心﹐行君之意”。显然﹐《卜居》并非真的问卜决疑之作﹐只不过设为问答之语﹐以宣泄作者的愤世嫉俗之意而已。篇中多用譬喻﹐如“蝉翼为重﹐千钧为轻。黄钟毁弃﹐瓦釜雷鸣”等﹐形像鲜明﹐而且音节嘹亮﹐对比强烈﹐体现了激愤的情绪。就形式而言﹐《卜居》全篇用对问体﹐凡提八问﹐重重叠叠而错落有致﹐决无呆板凝滞之感。后世辞赋杂文中宾主问答之体﹐实即滥觞于此。
《卜居》记述了屈原对人生道路的坚定选择，显示了一位伟大志士身处黑暗世道的铮铮风骨。也许因为构成全文主体的，乃是诗人自己言论的缘故吧，后世往往又直指其作者为屈原。 即使是伟大的志士，也并非总是心境开朗的。不妨可以这样说：正是由于他们的个人遭际，关联着国家民族的命运，所以心中反而更多不宁和骚动。其痛苦、愤懑的抒泻，也带有更深切的内涵和远为强烈的激情。 屈原正是如此。当他在《卜居》中出现的时候，已是强谏遭斥、远放汉北的“三年”以后。“忠而被谤”，能无哀愤？“既放”在外而找不到报效家国之门，能不痛苦得“心烦虑乱，不知所从”？本文开篇描述他往见郑詹尹时的神思萧散之状，正告诉读者：一种怎样深切的痛苦和骚动，在折磨着这位哲人的心灵。
这痛苦和骚动的展开，便是构成全文主体的卜问之辞。篇目题为“卜居”，可见卜问的是有关安身立命的大问题。而当诗人发出“宁……将……”的两疑之问时，显然伴随着对生平遭际的庄肃回顾。因而诵读这节文字，只有联系屈原的崎岖经历，才能真切地感受到其间的情感推涌和涨落。
“吾宁悃悃款款（勤苦忠厚貌）朴以忠乎？将送往劳来斯无穷乎？”这庄严的回顾，似于是从青年时代的修身立业开始的。思绪悠悠却又突兀而问，平静中带着自信，突兀中夹几分焦虑，表现的是一种志在兴邦，而急于有所作为的青年之思考和选择。接着的“吾宁诛锄草茅以力耕乎？将游大人（权贵）以成名乎？”则又情绪激昂起来，于自信中汩汩涌腾出一派傲气——正如屈原在《桔颂》中就骄傲表述的，他“苏世独立”、“廓其无求”，誓志靠自己的“力耕”，来实现“诛锄”天下“草茅”的壮愿，而决不愿向腐朽的权贵攀附、折腰！这便是青年屈原，在踏上楚国政坛前夕所作出的人生选择。这与当时的许多纨袴子弟，为了实现个人对名位、富贵的企盼，而奔走钻营于王公大人府邸，构成了何其鲜明的对比！
到了“宁正言不讳以危身乎”句的跳出，屈原的思绪，大抵已回顾到他担任楚怀王左徒时期。当时，诗人正以“乘骐骥以驰骋兮，来吾道夫先路”（《离骚》）的满腔热忱，投身于振兴楚国、改革朝政的大潮之中，同时也就与朝中的旧贵族势力发生了直接的冲突。卜问中由此滚滚而发的两疑之问，正成了这一冲突景象的惊心写照：一边是屈原的“竭知尽忠”，“入则与王图议国事，以出号令；出则接遇宾客，应对诸侯”（《史记·屈原列传》）；一边则是贵族党人的“竞进贪婪”，不惜走后宫“妇人”（怀王之妃郑袖）的门路，以“哫訾栗斯”的阿谈献媚，换取权位和私利。一边是屈原“廉洁正直”，为楚之安危强谏怀王，甘冒“正言不讳以危身”之祸；一边则是贵族党人“突梯滑稽”（圆滑讨好）的巧言令色、颠倒黑白，向屈原施以中伤和谗毁。屈原的遭受迫害和被怀王暴怒“放流”，就正发生在这十数年间。当诗人回顾这一段遭际时，胸中便充塞了无量的悲愤。两疑式的发问，因此挟带着怫郁之气排奡直上，正如阵阵惊雷碾过云霾翻沸的夜天，足令狐鬼鼠魅为之震慑。两种绝然相反的处世哲学的尖锐对立，在这节铺排而出的卜问中，得到了鲜明的表现。
在如此尖锐的对立中，屈原的选择是孤傲而又坚定的：他义无反顾地选择了一条为国为民的献身之路，愿效“骐骥”的昂首前行和“黄鸽”的振翮高翥，而决不屑与野凫“偷生”、与鸡鹜“争食”！但这选择同时又是严峻和痛苦的，因为它从此决定了屈原永不返朝的悲剧命运。忠贞徙倚山野，邪佞弹冠相庆，楚国的航船触礁桅折，楚怀王也被诈入秦身死！处此“溷浊而不清”的世道，诗人能不扼腕啸叹？文中由此跳出了最愤懑、最奇崛的悲呼之语：“蝉翼为重，千钧为轻；黄钟毁弃，瓦釜雷鸣”——谗佞的嚣张、朝政的混乱，用“蝉翼”的变轻为重、“瓦釜”的得意雷鸣喻比，真是形象得令人吃惊！全篇的卜问以此悲呼之语顿断，而后发为 “吁嗟默默兮，谁知吾之廉贞”的怆然啸叹。其势正如涌天的怒浪突然凌空崩裂，又带着巨大的余势跌落。其间该蕴蓄着这位伟大志士，卓然独立、又痛苦无诉的几多哀愤！
这就是构成《卜居》主体的卜问之辞，从形式上看，它简直就是一篇直诘神明的小《天问》。但由于《卜居》所问，均为诗人身历的现实遭际，其情感的抒泻就不像《天问》那般舒徐，而是与自身奋斗道路的选择、蒙谗遭逐的经历一起，沸涌直上、翻折而下，带有了更大的力度。其发问也不同于《天问》的一气直问，而采取了“宁……将……”的两疑方式，在对立铺排中摩奡震荡，似乎表现出某种“不知所从”、须由神明决断的表象。但由于诗人在两疑之问中寓有褒贬笔法，使每一对立的卜问，突际上都表明了诗人的选择立场。如问自身所欲坚守的立身原则，即饰以“悃悃款款”、“超然高举”、“廉洁正直”之词，无须多加探究，一股愿与慨然同风的正气，已沛然弥漫字行之间。对于群小所主的处世之道，则斥之为“偷生”、“争食”，状之为“喔咿儒儿”、“突梯滑稽”，那鄙夷不屑之情，正与辞锋锐利的嘲讽勃然同生。与对千里之驹“昂昂”风采描摹成鲜明对比的，则是对与波上下之凫“氾氾”丑态的勾勒——其间所透露的，不正是对贵族党人处世哲学的深深憎恶和鞭挞之情么？明睿的“郑詹尹”对此亦早已洞若观火，所以他的“释策而谢”，公然承认“数有所不逮，神有所不通”，也正表达了对屈原选择的由衷钦佩和推崇。
寓诗人的选择倾向于褒贬分明的形象描摹之中，而以两疑之问发之，是《卜居》抒泻情感的最为奇崛和独特之处。正因为如此，此文所展示的屈原心灵，就并非是他对人生道路、处世哲学上的真正疑惑，而恰是他在世道溷浊、是非颠倒中，志士风骨之铮铮挺峙。《卜居》所展示的人生道路的严峻选择，不只屈原面对过，后世的无数志士仁人千年来都曾面对过。即使在今天，这样的选择虽然随时代的变化而改换了内容，但它所体现的不坠时俗、不沉于物欲的伟大精神，却历久而弥新，依然富于鼓舞和感染力量。从这个意义上说，读一读《卜居》无疑会有很大的人生启迪：它将引导人们摆脱卑琐和庸俗，而气宇轩昂地走向人生的壮奇和崇高。
“总辔登长路，呜咽辞密亲。借问子何之，世网婴我身。”写诗人悲伤地辞别亲人，离开故乡，骑马上路了。诗人没有说他要去哪里，只是说：世间的事缠绕着我，使我无法脱身。前两句写辞别上路，是紧扣“赴洛”题意。辞别而至于低声哭泣，这固然是由于古人往往把离别看做一件大事，正如齐梁诗人江淹所说的“黯然销魂者，唯别而巳矣。”（《别赋》）也是由于诗人前途莫测而感到悲哀。后两句一问一答，而答非所问，似有难言之痛。据《晋书·武帝纪》载，太康九年（288年），晋武帝“令内外群官举清能，拔寒素。”而《晋书·陆机传》说：“机身长七尺，其声如钟，少有异才，文章冠世，伏膺儒术，非礼不动。”这样的人才，又出身名门，当然不乏官员推荐。迫于官府之命，赴洛阳似非他心中所愿意的，故以“世网”缠身喻之。
“永叹遵北渚，遗思结南津。行行遂已远，野途旷无人。”写旅途中的忧思。诗人沿着向北的小洲往前走，思念纠结在故乡——南边的渡口。走啊走啊，越走越远，荒野的小道空旷不见人的踪影。一路上，他充满叹息和忧愁。这里记述的主要是行程，沿着“北渚”向前走，路越走越远，路上的行人越来越少，终于到了荒无人烟的地方。他的心上满载着忧愁。
“野途”句引起下文，诗人开始着力描写沿途的自然山川景物：“山泽纷纡馀，林薄杳阡眠。虎啸深谷底，鸡鸣高树巅。哀风中夜流，孤兽更我前。”意思是说：在这荒无人烟的地方，山林川泽逶迤曲折向前延伸，草木丛生，茂盛稠密。深深的山谷不时传来虎啸声，高高的树巅有金鸡啼叫。半夜里悲风袭人，孤零零的野兽从我跟前走过。这里所描写的景物，除了山川、草木之外，还有“虎啸”、“鸡鸣”、“哀风”、“孤兽”。处在这样险恶的环境中，不能不使人感到胆战心惊。这样的自然景色的描写，令人想起王粲的《登楼赋》。这篇抒情小赋写道：“风萧瑟而并兴兮，天惨惨而无色，兽狂顾以求群兮，鸟相鸣而举翼。原野阒其无人兮，征夫行而未息。”这里写寒风四起，天空暗淡无光，野兽慌慌张张寻找它们的同伴，鸟儿相对悲鸣，展翅高飞。原野上一片寂静，只有征夫在赶路。王粲描写的凄凉景象，对环境起了渲染作用，对诗人内心的悲愤苦闷起了烘托作用。如此说来，陆机笔下所描写的令人感到恐怖的景物，不仅渲染了环境的险恶，而且从侧面衬托出诗人在赴洛阳途中心境之不宁。这是因为诗人在赴洛阳之后的前途实在是吉凶难卜。
“悲情触物感，沉思郁缠绵。伫立望故乡，顾影凄自怜。”自然景色触动了诗人，从而产生了悲哀的感情。深沉的忧思纠缠郁结，绵绵无尽。诗人伫立山上，眺望故乡，回过头来，再看看自己的身影，只有自己怜悯自已了。诗人怀着国破家亡的痛苦和生离死别的悲哀步上赴洛阳的道路，面对沿途险恶的自然环境，激起他无限的愁思。孤独、失意、怀乡、自怜的感情油然而生。前途茫茫，他感到惆怅迷惘，
陆机的诗注意词句的华美，讲究排偶。这种特点在这首诗中也可以看得出来，例如：“永叹遵北渚，遗思结南津”、“山泽纷纡馀，林薄杳阡眠”、“虎啸深谷底，鸡鸣高树巅”等都是华美的排偶句子。
诗贵自然，“咏物以托物寄兴为上”（清·薛雪《一瓢诗话》），托物寄兴亦以自然为绝妙，自然天成是咏物诗的至境。丘浚作诗主张自然成文，反对用奇语异辞，认为“眼前景物口头语，便是诗家绝妙辞”（《答友人论诗》）。所以，他的诗大都写得自然清新，颇多天机自动天籁自鸣机趣。他的咏物诗也大多是“眼前景物口头语”的自然流露，并不刻意追求寄托，只是在有意无意之间托物寄兴，借景言情，似无寄托而寄托遥深，更是精彩绝妙，不同凡响。
这首《咏荔枝》诗看似寻常却奇兀，正确理解“可怜”一句，是准确把握全诗寄托所在的关键。一般人都把“可怜”理解为“哀怜”，那不但是对诗人匠心的隔阂，更是对诗人襟抱的无知，丘浚从小就胸怀“遥从海外数中原”（《五指山》）、“应须一口吸江湘”（《海》）的雄心大志，对生在海南长在海南充满着自豪和自信，没有丝毫的自卑，绝不会作怨天怨地的可怜相。他志大才大，深受时人器重推荐，使他少年得志，一路春风得意，从一介书生做到中央高级长官。绝不会有怀才不遇的天涯沦落人的失落感。
所以，“可怜”在这里只能是爱怜之意。“可怜”作“可爱”解古已有之。如古乐府《孔雀东南飞》：“自名秦罗敷，可怜体无比。”唐·杜牧《睦州四韵》：“州在钓台边，溪山实可怜。”宋王安石《北堂》：“可怜新月为谁好，无数晚山相对愁。”据此，末两句是说，海南荔枝之所以天生就具有一种无以伦比的甜美味道，是因为它长在得天独厚的海之角天之涯，才能生就如此无以伦比的天然美质，才能这样加倍招人喜爱和受人青睐。只有在天涯海角这片得天独厚的热土上，才能生长出海南荔枝这种无比珍贵的天然美物。诗人对海南荔枝这种无以复加的嘉许推崇，其中正寄托着诗人对海南故土的无以复加的厚爱与眷恋。而这种寄托又妙合无垠，自然巧妙，更显得意蕴深厚意味深长，既深得风人之旨又深得咏物三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