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人很喜欢禽鸟，在得到胡晖赠送白鹇后写下《赠黄山胡公求白鹇》。诗中极力赞美白鹇高洁纯美，超脱不凡，以寄托诗人的志趣。同时也写出了诗人与胡公以诗鸟互赠的真挚友情。还寄托了诗人不凡的生活志趣和独特的审美观点。
此诗首句至第四句“请以双白璧，买君双白鹇。白鹇白如锦，白雪耻容颜”。主要讲诗人对白鹇的“酷好”，并希望能得到它。同时不断地赞美着白鹇。如“双白璧”和“双白鹇”，都是特指“白鹇”。如“白璧”、“白锦”，这都是赞美白鹇的。由于诗人对白鹇的特别喜爱，所以，诗人就将混身长着雪白羽毛的白鹇，比喻为“白璧”（即洁白无瑕的美玉）、“白锦”（即雪白的丝绸）。而雪白羽毛的白鹇，使白雪都觉得不如白鹇雪白、好看而感到羞于见人。“耻”字得恰到好处，白雪是大自然中非常洁白的物质，诗人用“耻”字说明白雪都觉得自己感到羞于见人，以衬托白鹇的羽毛之雪白。更重要的是为下文的“愿得此鸟”起到了有力的铺垫作用，诗人对白鹇的喜爱之情也越来越浓。
第五句至第八句“照影玉潭里，刷毛琪树间。夜栖寒月静，朝步落花闲”。诗人描绘出一幅美丽的花鸟山水画，主要是描绘白鹇悠闲自在的生活状态。白鹇悠闲地将玉潭里透亮的清水当作镜子，站在琪树的树枝中，梳理着自己雪白的羽毛。晚上，白鹇在冷色的月光下悠静地安睡；白天就在落叶与花丛中散步。
第九句至第十二句“我愿得此鸟，玩之坐碧山。胡公能辄赠，笼寄野人还”。这里诗人又转回来述说自己特别喜爱白鹇的心情：“如果胡晖能将白鹇赠送给我，而我得到了这双白鹇，我就住在碧山不走啦，当一个山野村夫，天天与白鹇作伴。”“笼寄野人还”诗人愿为了与白鹇为伴化为山野之人，以此来表达诗人对白鹇的喜爱之情。
这一天正是清明节，诗人杜牧在路上行走，遇上了下雨。清明，虽然是柳绿花红、春光明媚的时节，可也是气候容易发生变化的期间，常常赶上“闹天气”。远在梁代，就有人记载过：在清明前两天的寒食节，往往有“疾风甚雨”。若是正赶在清明这天下雨，还有个专名叫作“泼火雨”。诗人遇上的，正是这样一个日子。
诗人用“纷纷”两个字来形容那天的“泼火雨”，真是好极了。“纷纷”，若是形容下雪，那该是大雪。但是用来写雨，却是正相反，那种叫人感到“纷纷”的，绝不是大雨，而是细雨。这种细雨，也正就是春雨的特色。细雨纷纷，是那种“天街小雨润如酥”样的雨，它不同于夏天的倾盆暴雨，也和那种淅淅沥沥的秋雨绝不是一个味道。这“雨纷纷”，正抓住了清明“泼火雨”的精神，传达了那种“做冷欺花，将烟困柳”的凄迷而又美丽的境界。
这“纷纷”在此自然毫无疑问的是形容那春雨的意境；可是它又不止是如此而已，它还有一层特殊的作用，那就是，它实际上还在形容着那位雨中行路者的心情。
且看下面一句：“路上行人欲断魂”。“行人”，是出门在外的行旅之人，不是那些游春逛景的人。那么什么是“断魂”呢？在诗歌里，“魂”指的多半是精神、情绪方面的事情。“断魂”，是极力形容那一种十分强烈、可是又并非明白表现在外面的很深隐的感情，比方相爱相思、惆怅失意、暗愁深恨等等。当诗人有这类情绪的时候，就常常爱用“断魂”这一词语来表达他的心境。
清明这个节日，在古人感觉起来，和我们今天对它的观念不是完全一样的。在当时，清明节是个色彩情调都很浓郁的大节日，本该是家人团聚，或游玩观赏，或上坟扫墓，是主要的礼节风俗。除了那些贪花恋酒的王孙公子等人之外，有些头脑的，特别是感情丰富的诗人，他们心头的滋味是相当复杂的。倘若再赶上孤身行路，触景伤怀，那就更容易惹动了他的心事。偏偏又赶上细雨纷纷，春衫尽湿，这给行人就又增添了一层愁绪。这样来体会，才能理解为什么诗人在这当口儿要写“断魂”两个字；否则，下了一点小雨，就值得“断魂”，那不太没来由了吗？
这样，我们就又可回到“纷纷”二字上来了。本来，佳节行路之人，已经有不少心事，再加上身在雨丝风片之中，纷纷洒洒，冒雨趱行，那心境更是加倍的凄迷纷乱了。所以说，纷纷是形容春雨，可也形容情绪；甚至不妨说，形容春雨，也就是为了形容情绪。这正是我国古典诗歌里寓情于景、情景交融的一种绝艺，一种胜境。
前二句交代了情景，问题也发生了。怎么办呢？须得寻求一个解决的途径。行人在这时不禁想到：往哪里找个小酒店才好呢？事情很明白：寻到一个小酒店，一来歇歇脚，避避雨；二来小饮三杯，解解料峭中人的春寒，暖暖被雨淋湿的衣服；最要紧的是，借此也能散散心头的愁绪。于是，向人问路了。
是向谁问的路呢？诗人在第三句里并没有告诉我们，妙莫妙于第四句：“牧童遥指杏花村”。在语法上讲，“牧童”是这一句的主语，可它实在又是上句“借问”的宾词——它补足了上句宾主问答的双方。牧童答话了吗？我们不得而知，但是以“行动”为答复，比答话还要鲜明有力。
“遥”，字面意义是远。但我们读诗的人，切不可处处拘守字面意义，认为杏花村一定离这里还有十分遥远的路程。这一指，已经使我们如同看到。若真的距离遥远，就难以发生艺术联系，若真的就在眼前，那又失去了含蓄无尽的兴味：妙就妙在不远不近之间。“杏花村”不一定是真村名，也不一定即指酒家。这只需要说明指往这个美丽的杏花深处的村庄就够了，不言而喻，那里是有一家小小的酒店在等候接待雨中行路的客人的。
诗里恰恰只写到“遥指杏花村”就戛然而止，再不多费一句话。剩下的，行人怎样地闻讯而喜，怎样地加把劲儿趱上前去，怎样地兴奋地找着了酒家，怎样地欣慰地获得了避雨、消愁两方面的满足和快意……，这些诗人就“不管”了。他把这些都含蓄在篇幅之外，付与读者的想象，由读者自去寻求领会。他只将读者引入一个诗的境界，他可并不负责导游全景；另一面，他却为读者展开了一处远比诗篇所显示的更为广阔得多的想象余地。这就是艺术的“有余不尽”。
这才是诗人和我们读者的共同享受，这才是艺术，这也是我国古典诗歌所特别擅长的地方。古人曾说过，好的诗，能够“状难写之景，如在目前；含不尽之意，在于言外”。拿这首《清明》绝句来说，在一定意义上，也是当之无愧的。
这首小诗，一个难字也没有，一个典故也不用，整篇是十分通俗的语言，写得自如之极，毫无经营造作之痕。音节十分和谐圆满，景象非常清新、生动，而又境界优美、兴味隐跃。诗由篇法讲也很自然，是顺序的写法。第一句交代情景、环境、气氛，是“起”；第二句是“承”，写出了人物，显示了人物的凄迷纷乱的心境；第三句是一“转”，提出了如何摆脱这种心境的办法；而这就直接逼出了第四句，成为整篇的精彩所在—“合”。在艺术上，这是由低而高、逐步上升、高潮顶点放在最后的手法。所谓高潮顶点，却又不是一览无余，索然兴尽，而是余韵邈然，耐人寻味。这些，都是诗人的高明之处，也是值得我们学习继承的地方！
《捉船行》这首诗，反映了地方官吏在江南水乡借口军运，四处捉船、横加勒索、民不聊生的社会现实。
诗分前后两个部分，共五层：第一层写官差捉船，第二层写吏役如虎，第三层写篙师敛钱买行，第四层写勒索样之多，第五层写官舫停泊码头。
“官差捉船为载兵”，诗首句即点明捉船的因由，原来是“载兵”去镇压抗清武装，暴虐不仁之举更是为的残民以逞之行。“捉”字，与“有吏夜捉人”（杜甫《石壕吏》）中“捉”，用法相同，写足了官差的横行，政治的黑暗。“为载兵”，点明了捉船目的，同时，也反映出清朝统治者调遣军队、镇压抗清斗争的罪恶行径。接着，就大船、中船、小船分别言之：大船买脱，中船潜避，小船无知，则被捉住。值得注意的是第三句中“且”字，表明芦港潜避，是暂时的，终归逃脱不了吏役的魔掌。这就告诉人们：大船、中船、小船都在鱼肉之列。这一层是总述。
以下三层，具体写吏役如虎、横加勒索的情景：先写府里征用船只的文书下达后，吏役火速般地下村捉船敲诈勒索，村人穷得衣不蔽体，哪里会有钱供他们敲诈，只能忍受着鞭杖之苦。“快”“进”“急”，形容吏役闻风而动，争先恐后之状。“露肘”，见出村人穷困至极。“背似土牛”，用了一个典故。《魏书·甄琛传》：“赵修小人，背似土牛，殊耐鞭杖。”“土牛”，古时迎春用的土制春牛，以鞭捶打，谓之鞭春。此处用以比喻吏役象鞭捶土制春牛一样鞭打村人。接下去，写村人苦哀求，而吏役气势汹汹，往来船只，也只好送钱买放。“前头船见不敢行”，从侧面显示出“吏如虎”不送钱，将被捉去。再下去，写勒索名目繁多，花样翻新。“仍”“另”表明除了查点钱，还有“常行费”与“门摊”，因而“船户家家坏十千”。在这三层里，既有对吏役的鞭挞，又有对聚敛的抨击，更有对劳动人民的同情。尤其可贵的是：诗人把官吏比作吃人的老虎，把村人比作耐鞭的土牛，其内在含意更深远了
“君不见”三字，盛唐诗歌行体多用之，或以领起下文，或以推开意境意思都比较虚，如“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李白《将进酒》），“君不见青海头，古来白骨无人收”（杜甫《兵车行》）“君不见沙场征战苦”（高适《燕歌行》）等。此处则是用以表转折，由第一部分写私船惨遭勒索，转入第二部分写官舫逍遇自在：“官舫嵬峨无用处，打鼓插旗马头住”“嵬峨”，形容官舫雄伟高大，气势非凡，暗含贬意。这些嵬峨的官舫，插上官家旗帜谁也奈何不得，终日停泊码头，无所事事、惟寻欢作乐而已。
这首诗十分明显的特点，就是对比。运用对比，来揭露社会现实中种种矛盾，特别是揭露劳动人民与封建统治阶级之间的矛盾，是最得力不过的了。诗歌以绝大篇幅描写官吏如，船户遭殃，最后笔锋一转，描写官舫无用处，打鼓插旗，这就形成了鲜明对比，而且由于结尾处用了“嵬峨”“无用处”“打鼓插旗”等词语，对比的效果，更加显著。这种对比手法，在古典诗歌中，源远流长，可以上溯到《诗经·小雅》中“或燕燕居息，或尽痒事国；或息偃在床，或不已于行”（《北山》）等。白居易是善于用对比的，有农民“幼者形不蔽，老者体无温”与统治者“缯帛如山积，丝絮似云屯”（《重赋》）的对比，还有“红楼富家女”与“绿窗贫家女”（《议婚》）的对比，等等；而杜甫的“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自京赴奉先县怀五百字》），更是脍炙人口，妇孺皆知。由此可以看出吴伟业诗法盛唐和元白之一斑。
诗开头两句，诗人就以饱满的热情，颂扬橘树经得起严冬考验，绘制了一幅江南橘林的美丽图景，形成了一个优美的艺术境界。橘树是果树中的上品，又能经得起严冬风霜的熬煎，终年常绿，因此诗人以丹橘自喻是有深刻含意的。这是诗人借用橘树来比喻自己“受命不迁”、“横而不流”的人格。这里，诗人不仅写了橘树的外形，而在着意表现它坚强不屈的精神，达到了形神的有机结合。同时呈献在读者面前的，并非一棵橘树，而是一片橘林。诗人是在描写包括他自己在内的“群像”。这就使得诗的意境更为深远开阔，形象更为高大生动。
三、四两句，写橘树的特点。诗人告诉读者橘树的经冬翠绿，并非因为江南气候暖和，而是因为它有着耐寒的本性。在这里，诗人采用的是问答的形式，问得自然出奇，答得分外有味，把橘树本身的特性简明地概括出来。诗人通过“岁寒心”的双关语，一方面巧妙地指出橘树的耐寒本性，同时又用以比喻诗人的高尚美德。这是借橘树的本性写诗人的心灵之美，既是诗中主人公的自我画像，也是当时千万个正直知识分子的品德的写照。从而使诗的主旨又深化了一层。
下面六句，是叙事，也是抒情。五、六两句是说：这些甜美的丹橘本可以送到远方呈献给尊贵的客人，无奈关山重叠，通道受阻。言下之意，他本可以将贤者推荐给朝廷，可惜道路被阻塞。这两句妙喻天成，不露痕迹。诗人借用眼前的景物，通过丰富的想象，表现了封建社会一个忠君爱国的知识分子，在遭贬的情况下，仍然不甘沉沦，依旧关心国家前途和命运的可贵品质。七、八两句是诗人从感慨中得出的判断：命运的好坏，只是因为遭遇的不同；而这又如同周而复始的自然规律一样，其中的道理实在难以捉摸。这是诗人根据自身经历所发出的感叹。最后两句是紧承“运命”两句而来。诗人大声疾呼：不要只说种桃李，橘树难道不能供人乘凉吗？很清楚，诗人在为橘树鸣不平，也是在为贤者鸣不平。也就是说，贤者能人，不会不如李林甫之流。这两句是对朝廷听信谗言、邪正不辨、严厉斥责，也是全诗的主旨所在。由于诗人有深刻的洞察力和高度的艺术概括力，因此这两句议论写得十分亲切自然，深刻有力，大大增加了诗的内涵。这里运用暗喻来抨击时弊，能发人深思，给人以很大的启迪。
从结构上看，这首诗短短五十字，构思精巧，结构严密，抒情写意，回环起伏。开头以橘起，最后以橘结，前呼后应，且深化主题。尤其是最后出人意料的设问，震人心弦，增添了诗的艺术魅力. 张九龄诗歌语言生动、比喻贴切，毫无矫揉造作、雕琢晦涩之病。刘熙载在《艺概》中，称张九龄的诗歌“独能超出一格，为李、杜开先”。这一评价是非常恰当的。刘禹锡说九龄“自内职牧始安（今桂林），有瘴疠之叹；自退相守荆户，有拘囚之思。托讽禽鸟，寄词草树，郁然与骚人同风。”就是指这类《感遇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