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柳永这首词的理解，各家有较大不同。一种说法是：此词表似咏物，实则舒怀。上阕写尽流莺娇姿。下阕第一、第二韵句，仍写流莺风流倜傥、逍遥自在。同时，也表现出柳永的自负和自信。下阕第三韵句始，笔锋一转，当上苑柳秾时，别馆花深处，流莺已经难以主春了。此际，偏偏众多的海燕归来，把韶光占尽。不难看出，这与柳永初来京华，未试之前的心态、行径，何等相似。下阕后两韵句，也正反映了柳永不第、名落孙山的无奈而又沮丧的心情。
另一种说法：此词写春风骀荡，万物负暄而孳勃，黄鹂鸣深树，游蜂恣纵舞，海燕占尽春光，一派欢快热闹的景象。置此情境中，人的心情自然也是愉悦欢畅的。换头之“无据”二字，尤为妙手，鸟雀蜂蝶，掠过暖烟湿雾，相随相偕，自在吟舞，完全是无意识的，人们不能问它们何以如此欢舞吟唱，因那是天性使然，故言“无据”。若问此词有无寄托？不好说。总之，作者的心绪极好，为春色美好所感染就是了。从“恣狂踪迹，两两相呼，终朝雾吟风舞”几句来看，写黄鹂、写游蜂，似又在映照着人，而海燕的偏饶春光，更有自诩之意。那么想来只有科考及第，所谓金榜题名这样的大喜事才能如此欢娱。但《乐章集》向无编年，这样也是一种推测。柳永进士及第在公元1034年（宋仁宗景祐元年）。若将此词与写于汴京的《柳初新·东郊向晓星杓亚》，以及写于睦州的《满江红·暮雨初收》对读，或许能有所感悟。
首三句写出作者早年为功名利禄奔波于大江南北的辛酸和痛苦。“大江东去”袭自苏轼《念奴娇·赤壁怀占》，但却没有苏词的豪放。它与次句“长安两去”形成对仗，作者在小令《塞鸿秋》所写的“功名万里忙如雁，斯文一脉微如线。光阴寸隙流如电．风霜两鬓自如练”，也是此意。只不过一气呵成，连用四个长句构成“连璧对”。更为酣畅淋漓罢了。
中间三句作者用陶渊明及召平典来写隐居生活。“厌舟车，喜琴书”。喜琴书即陶渊明在《归来去兮辞》中所写的那种文人雅士的诗意生活。一厌一喜，对比鲜明，文气跌宕有致。时人刘将孙称赞薛昂夫：“以公侯胄子人门家地如此，顾萧然如书生，厉志于诗，其志意过流俗远矣。”（《九皋诗集序》）可见，这并非是作者的自我标榜，而是真性情的自然流露。“瓜田暮”是用典，表示隐居生活。据《史记·萧相国世家》记载：“召平者，故秦东陵侯。秦破，为布衣。贫，种瓜于长安城东。瓜美，故世俗谓之‘东陵瓜’，从召平以为名也。”召平是一个非常具有政治远见的有才之士。韩信被诛以后，刘邦派使者拜萧何为相国，“益封五千户，令卒五百人一都尉为相国卫。诸君皆贺，召平独吊”。他为萧何剖析利害关系，劝其让封不受。召平于秦亡汉兴后之所以高蹈远祸，归隐不仕，当是对刘邦大肆屠杀功臣的行为有所不满。在薛昂夫售勺散曲中多次提到召平，如“召圃无荒地”（《双调·庆东原》）、“瓜苦瓜甜，秦衰秦盛，青门浪得名”（《中吕·朝天曲》）等。作者在官场竞逐中青春消尽，两鬓如霜，极度厌倦了官场的倾轧争斗，憧憬向往着召平式的隐逸生活。虽然这种隐居生活注定要远离名利，但“心待足时名便足”，只要能摆脱“名缰利锁”，像召平那样甘于寂寞和平淡，就一定能够让生命自在徜徉。
末尾“高，高处苦；低，低处苦。”是指个人命运的得失穷达。在中国古代文学中较多表现的是“低，低处苦”。即文人的困顿不遇。“高，高处苦”则相对表现的较少。所谓高处苦，这当是作者对宦海生涯的真切体验，而非一般文人想象之词，当然，相对于张养浩所说的“兴，百姓苦；亡，百姓苦”（《山坡羊·潼关怀古》），此作还是过于拘泥于个人的成败得失，在境界上稍逊一筹。
此曲抒写作者身居宦海的苦闷与自省。作者虽有退隐之想，却并未做到。说只要心满足也就得到满足，又说在高处做官也苦，在低处隐居也有低处的苦，道出了人生的矛盾，表现了真实的内心情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