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词围绕“愁听残漏”这一生活细节,展现了幽闺梦醒的思妇怀念远人的绵绵愁思和万转离肠。词的上片由写景到写人,下片着重表现思妇的心理活动。整首词熔抒情、叙事于一炉,用笔直中有曲。
上片起首两句为景语,既点明初春时节、夜雨过后的节令、时间,又描绘出一派略带寒意、莺倦停啼的清寂气氛,为主人公布置了一个与情怀恰相契合的环境。“愁听”反接“早莺啼歇”,说明思妇醒来很早,因为她已经听过了早莺的歌唱,也许她的愁肠曾和着淅沥的夜雨声一起颤抖。天刚破晓,她就起身独坐,隔溪传来夜尽的更鼓声,更添无限孤寂凄恻之感。“正一声凄咽”与“愁听”相应,更鼓声染上了主人公的感情色彩,使她回想起和情人离别的情景,这就暗中为下片写怀远人作了铺垫。词的上片,由写景自然过渡到写人。
词的下片进一步写内心活动:亲人西去,迢迢千里,分别时的缱绻、留恋、泪眼相看的情景无不历历目,直到如今,仍不堪回首,简直不敢注目西去路。然而,她毕竟又不由自主地了望亲人奔向他方的路衢。正因为“西望”,她才“不堪”,才惹起了“离肠万回结”,“不堪”二句,写出了左右为难的极端矛盾的心绪。“去程赊”说明与行人间隔之远,“万回结”极言离情愁苦之状,重笔渲染,已把别离苦写到极致。结拍二句宕开,追忆往日与亲人相处时令人难忘的一个生活场景,以反衬当日独处的悲凉,她想起了与亲人团聚之日,两人曾坐海棠花下,演奏《凉州曲》时,彼时的心情较之今朝,真有天壤之别了。
《凉州曲》,为唐代边塞之乐,当时属于新声,声情是比较悲凉的。不过,那时两人都幸福地沉浸艺术境界之中,这时却是自己孤独地承受着现实的孤独的折磨,心中之苦不言而自现。
朱熹曾将魏夫人与李清照并提,说是“本朝妇人能文者,唯魏夫人及李易安者。”清人陈廷焯也说:“魏夫人词笔颇有超迈处,虽非易安之敌,亦未易才也。”从包括此词内的魏夫人作品来看,这些评价是颇为中肯的。
文章以龙喻圣君,以云喻贤臣,借“龙嘘气成云”,然后“乘是气,茫洋穷乎玄间(宇宙间)”的传说,阐明贤臣离不开圣君任用,圣君也离不开贤臣辅佐的道理,可以视为《马说》的姊妹篇。韩愈有“文章巨公”和“百代文宗”之名,著有《韩昌黎集》四十卷,《外集》十卷,《师说》等等。
这篇根据典籍和传说写的杂感,用意很明显:作者以龙喻圣君,以云喻贤臣,说明了圣君与贤臣之间的关系,即圣君是要依靠贤臣建功立业,贤臣又要仰仗圣君的识拔才能荷重行远,如此才能相得益彰。
通篇只就龙与云的关系着笔,从一个“灵”字着眼,所无一句点明本旨,可处处扣题。含蓄而又生动形象的写法,使行文委婉曲折,起伏跌宕,读来意味深远。“龙”与“云”相互依存,形象说明了圣君与贤臣相互依存。贤臣固然不可无圣君,而圣君更加不可无贤臣,说明要使国家长治久安,圣君与贤臣缺一不可。
这首词写一位南方少女偶尔遇到一位少年,一见钟情,巧妙地佯失双钗,暗约相会。摹写传神,感情纯朴。
前三句:“相见处,晚晴天,刺桐花下越台前。”记写故事发生的时间地点和环境。在越秀山上,越王台前,初春的一个傍晚,晴空万里,霞光映天,刺桐花(初春盛开)姹紫嫣红,好一派南国风光。这明媚娇艳的景象,为情人相会点染出一幅绚丽的背景,烘托出欢快的气氛。据称:“宋元时代,回教旅行家东来,常以刺桐一名记入其旅行记载。”(《辞海》缩印本1842页),而李珣在百花丛中独举刺桐花,则表明早在宋代以前,东来的“回教”人即以此来标举自己葆有本民族的特质。
后三句描绘出了少女回眸属意的神态,遗物留情的举动,以及少女羞涩的心理和含情脉脉的情态。此后情形也留给人们无限想象空间。其中“遗双翠”包蕴了四层意思:少女“暗里回眸”时,发现少年也在注意自己,所以才“遗双翠”表明心迹;少女虽然对少年“深属意”,但不知人家对自己是否也有意,所以才“遗双翠”发出试探;少男少女你有情我有意,但碍于游人众多,不便表白,所以才“遗双翠”期约到河对岸的林中相会;或者说,那“双翠”就是定情信物。
仅仅三十三字的一首小词,能用景物描绘构成色彩斑烂的背景,用人物举动刻画心理活动,塑造一个多情而聪明的少女形象,实属难能可贵。况周颐在《历代词人考略》中说:“五代人词大都奇艳如古蔷锦,惟李德润词,有以清胜者,有以质胜者,愈质愈厚。”以此词而论,写艳情而无艳语,清新与质朴兼备,自然隽永,耐人寻味。
这首小令纯用白描手法,写得自然流畅,空灵雅致。对于此词本色生动的语言,历来有较高评价。一般认为。它可以与刘禹锡的《竹枝词》媲美。与《花间集》崇尚艳丽的总体风格不同,开出了新境。
一二句描绘出一幅昔日汉代末世群雄纷纷而起、互相争战夺取天下的景致,交代事件发生的起因和背景,“昔云”、“季”、“群雄”、“战争”,喧染出战争气氛,仿佛让人置身其中。
三四句写昔日汉代末世群雄各自割据、称霸天下目标未成,交代群雄割据的格局,侧面衬托出魏、蜀、吴三国鼎立的局面尚未形成。
五至十句赞述了诸葛亮由一个布农得遇知己荐举,君臣相合,建功立业的事迹。喻指诸葛亮起于陇亩之中,隐居草野不得志。刘备三顾茅庐后得到诸葛亮辅佐,使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形成三国鼎立的新局面。
十一十二句运用铺叙的手法,明写只有崔州平能够了解诸葛亮的理想和才能。实则暗喻只有崔叔封才了解诗人的理想和才能。
十三十四句写诗人自称胸怀报国忧民之情的布衣之士。诗人意在通过与诸葛亮自比,写自己和当年的诸葛亮一样,身在草野,但胸怀治理天下的大志。
十五十六句写诗人将崔氏兄弟比做善于识人的崔州平和厚于交道的崔瑗,华发之际同衰共荣,似有肯求援引之意。
十七十八句写诗人与崔氏兄弟的深厚情谊,如同弟兄,也流露出诗人渴望建功立业,宛如诸葛亮一样可以施展才华,“壮志吞咸京”的政治抱负。
末两句借用管、鲍的典故,侧面赞美了知人举才的先贤,亦是喻已,希望崔叔封了解、支持诗人,期待诗人与朋友之间的关系也要象管、鲍一样,可以千载留名,抒发了诗人热切希望能得到知己荐举而施展抱负的愿望。
李白被迫离开长安,政治上遭到一次沉重的打击,但李白并没有就此消极下去。在此诗里,李白热烈赞扬了诸葛亮,对于刘备与诸葛亮君臣遇合,成就一番事业,表示衷心的向往。李白在不少诗里提到诸葛亮。李白羡慕诸葛亮起于陇亩而身至宰辅,受到君主的重用;李白景仰诸葛亮改革现实,治理社会的作为;李白赞赏诸葛亮的政治、军事才能。而这一切,又都是和李白自己的处境,自己改革社会的进步要求联系在一起的。李白在诗中明确表示自己同样有诸葛亮那样的胸襟和政治抱负,因而也希望像诸葛亮“鱼水三顾合,风云四海生”那样,得到君主的知遇,干一番经时济世的大事业。
李白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和抱负,希望崔少府能够象崔州平了解诸葛亮那样了解他,如果有机会,就象鲍叔牙推荐管仲那样推荐自己。这就明白表示了“托意在经济”,立志改革现实,治理社会一直是李白的思想主流。
黄庭坚七古,起首一般采取两种手法,一是突兀而起,高屋建瓴,倾泻而下;一是平平而起,语迟意缓,遒劲老苍。这首诗的起首,用的是后一种手法。诗用叙事语气展开,很自然地入题,说自己来到了浯溪,拄着拐杖上山,细读《中兴碑》,想到生平见过许多此碑的拓《,今天真正见到原碑,却已年龄老了。这四句是开端,也是第一段,看上去很平淡,细细琢磨,却有很深的意味。前两句写见碑,是直写;后两句写见碑的感慨,用旁衬。因了平生看见碑的许多墨《,对碑的内容必然很熟悉,对原碑定然很向往,极欲一见;今天见到了,一定很高兴;然而诗说自己已经苍老,到现在才见到原碑,流露出恨见太晚的感慨。
黄庭坚是著名的书法家,对《中兴颂》素有研究,且上文已明陈“半世看墨《”,于是下文不再具体写碑,不说碑文经风沥雨所留下的沧桑痕迹,也不评颜真卿字体如何苍劲有力,却一连用十六句,倾吐由碑文内容而引起的怀古之思与感慨。《中兴碑》是记平定安史之乱,唐肃宗收拾残局,使唐中兴事,所以诗以唐明皇为中心。前四句写安史之乱的缘起是由于明皇失政,宠用安禄山,终于酿成国变,自己逃入西蜀,大臣们纷纷投靠新主。次四句写唐肃宗恢复事,说他匆忙即位,徼天之幸,得以战胜,明皇成了太上皇,局促不安地回到京城。又次四句,写唐明皇在南内苟活,内被张后欺负,外受李辅国颐指,日子十分难过,自高力士被赶走后,处境更加困难。末四句,写臣子元结、杜甫等忠君报国,但世人都不理解,只欣赏他们优美的文辞。这十六句,是《诗的主体,写尽了玄宗、肃宗二朝的史事。从所举史实及所作评论来看,黄庭坚既对唐明皇荒淫失国表示批判,又对他晚年的不幸遭遇表示同情。对唐肃宗,黄庭坚以“何乃趣取大物为”一句作诛心之论,说他急于登上皇帝的宝座,逾越了《分;又举元结文及杜甫诗来说明当时社会并不安定,人民仍然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肃宗也不是个好皇帝。言下之意,对“中兴”二字持否定态度。黄庭坚对肃宗的看法,在当时及后世都引起过争论,元刘壎《隐居通议》称赞这论点说得好,全诗“精深有议论,严整有格律”。宋范成大《骖鸾录》批评说诗“不复问歌颂中兴,但以诋骂肃宗为谈柄”,使后来不少人跟着他走入歧途。陈衍《宋诗精华录》也认为诗“议论未是”。
“同来野僧六七辈”至末四句是一段,也是诗的煞尾。这段犹如古代游记笔法,在最后交代同游人,在风格上与首段遥相呼应。诗收得很平稳,说自己与同行人一起看碑,在断崖前经受着风雨的袭击,思念着唐朝这一段不堪回首的悲凉故事。“前朝悲”三字,总结了前面一大段怀古的内容。当时,宋徽宗重用蔡京等奸臣,民间怨声载道,国家日益混乱,金人在北方又虎视眈眈。诗人敏锐地感受到,宋徽宗正在步唐明皇的后尘,这前朝悲很可能就会演变成今朝悲。所以诗的末段看似写景叙事,却使人感受到诗中笼罩着一股悲凉之气。
这首诗是黄庭坚晚年的作品,诗人这时驾驭语言的艺术已达到了炉火纯青的程度。全诗洗尽铅华,归于自然,结构严谨,章法井然,叙事与议论相结合,概括了安史之乱前后的史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