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词具有一种潜在的思想力量。上片称赞严子文侍女不同流俗,才貌出众,频频发笑,满座粲然,不断带来欢乐和活力。首句用吴语“侬”称呼侍姬,所谓“吴侬软语”,想必这一位侍姬是吴人,“侬”是她的家乡话。作者用“桓彝嵚崎历落”这个典故来形容侍女,这就等于说这位叫“笑笑”的侍女,竟是一位杰出不群的值得钦佩的伟丈夫式的人物。这作为对一个侍女的歌颂,确实有点不伦不类。这当然不是作者没词了,不懂得用典而胡乱比附。以他这样一位写起词来“如春云浮空,卷舒起灭,随所变态,无非可观”的大家,不可能不懂用典,更何况他“其秾丽绵密处,亦不在小晏、秦郎之下”,为女人作艳语,原也当行。那么就只有从文字的本意来理解了。这就是说笑笑一定有其不凡之处,所以作者才会许之以如茂伦那样的嶔崎历落,可钦可羡之人。古时侍姬,固多不凡。如张愔之关盼盼,石崇之绿珠,但那还多是忠于故主而已。而这里的笑笑,可惜没有留下更多的记载,其主既未故,那无妨反求之于辛弃疾所钦羡的事物。辛弃疾此时在建康作一行政之副职,且是“添差之员”,形同虚设。以如此之壮年,抱一腔热血而来的盛气之英雄,仅给这样一个冷板凳坐,其心情之抑郁是可想而知的了。所以他在这同一时期作的《满江红》中就说:“笑人世苍然无物。”他对于主和派掌权的这个朝廷,认之为无人,也是理所当然的。对满朝公卿将相视之为“无物”的辛弃疾,却以“嶔崎可笑”许一侍姬,以这些猥琐的须眉作衬,则红粉之磊落也就非常形象、可以感触的了。
下片写笑笑的颦笑。她“歌笑颦时还浅笑”,让人舒心;“醉逢笑处却轻颦”,使人清醒。南宋小朝廷是一个萎靡世界。在这时,每一个有良心的人,歌时应当是痛苦的,但这还是一般的感情。而她却于痛苦中反要浅笑。这不是写她麻木不仁,不是写她纵情欢笑,而是说她在本来笑颦之处,却发出了“浅笑”。这就透露了她这笑含有凄伤之情。这无法或不屑纵声的“浅笑”,只能是嘴角那苦苦的一撇,是冷然的微哂,是笑笑不得之强颜。总之它是内心痛苦之极的一种反态。长歌当哭,它是比哭更凄惨得多的。是以当别人快乐地喝醉了酒,作出种种丑态时,她却又不由地皱起了眉头,一股讨厌鄙弃之情溢于眉宇。这一颦一笑之间,就把她那种高傲的秉性,活脱脱地写了出来。正如屈原之“众人皆醉而我独醒”一样,她是很有点不同流俗而别具慧心的。这两句词中也可以看出笑笑的杰出之所在。在那样的社会里,竟有这样一位不趋炎附势、不同流合污,反而很有点脱俗超凡的女子,的确令人高兴,无怪乎作者要由衷地赞叹她“宜颦宜笑越精神”了。颦其所颦而笑其所笑,是以曰“宜”。那么这个“精神”就不单是指她那一种女性的美的外露,而更是指她一颦一笑所表现出来的高尚的精神境界。
从这里可以看到辛弃疾对于这一种傲态的钦佩,无此傲态作为底色,则轻颦浅笑,都显轻薄,徒见其不“宜”了。那么由此可见:笑笑的颦笑,定与抗战派的思想感情合拍,这固然是当时广大人民的普遍意愿,也不排斥她就是因坚持抗战而获罪以作奴婢的家属。因而她的见解很合乎辛弃疾的思想,所以才有“一笑坐生春”的感觉。可以想象得到:他们在此家宴中高谈阔论,笑笑时发如花妙语,说得那样中听,有助豪情,使人感到周身舒畅。故此作者对于的“开口笑时频”寄予了那样真挚而热烈的感情。当此之时,酒酣耳热,小小天地尽是他们主战派的世界,更难得的是,红粉居然知己,所以就更感到她越笑越精神,她此时,已完全不是一个歌舞妓,而直是他不能不钦佩的嶔崎历落的大丈夫了。
这阕《浣溪沙》词虽是赠妓调笑之作,全篇俳谐有趣,但决不是纯粹的无聊文字,那怕是从仅仅不小瞧侍姬这类卑贱的小女子这一点,也可以看出辛弃疾的不凡。他把一位侍女抬高到了这样高的地位,这就完全不是庸俗的捧角儿,而是他把对于祖国的热爱看得高于一切,用以衡量一切:谁不爱国,谁不维护国家的统一,虽卿相君主,他亦视为“无物”;而赞成国家统一的,则虽歌妓侍女,也可以许之为“嶔崎历落”之人。从这个侧面,令人又看到了辛弃疾对于祖国有着无比深挚的感情。也正是这种爱国主义的感情,使得他颠倒了对于大人物和奴婢尊卑的陈腐见解,从而具备了进步的立场。
文章中提出“天地间第一等人只有农夫,而士为四民之末”,是振聋发聩之语。这虽与中国农本主义的传统有关,但更是基于作者对当时读书做官、物欲横流的不良风气的深切痛恨及批判。作者指出应尊重“苦其身,勤其力”“以养天下之人”的农夫,批评了一心想做官发财的读书人,表现了极为可贵的进步思想。全文语言浅近贴切,叙事议论不加雕饰,明白如话,但“颇有言近指远之处”。
这封家书原不分段,但从文意可以把握到它是讲了四层意思。
首先是郑燮从家中来信得知的信息很高兴,高兴的是有“一种靠田园长子孙气象”。这对远在山东作七品知县的他是很大的欣慰,因为宦海不仅凶险,而且肮脏,郑燮是厌倦了官场生涯的,后方家园有此气象,无异有着极好的退路。所以,他一再喟叹“堪为农夫以没世矣”。此中人生感受极深,不言而自见。至于叮嘱备制足够农活用具,家人都要习作农活,以及待穷亲友要有“暖老温贫”情意,日常饮食应粗茶淡饭自供等等,全为强化“靠田园长子孙”的厚道而自俭“气象”。
由此而紧接着申述“天地间第一等人,只有农夫”的观念,这是从理论上说清为什么要强化上述“靠田园长子孙气象”。作者自己原已是个地道的“士”,却申称在农、工、商、士的四民之列居士于末,强调“天下无农夫,举世皆饿死矣”,这显得很奇突。读者不应认为郑燮恪守的是小国寡民式的小农思想,进而以为在城市经济已趋发达的清中叶,这种思想是保守落后的。郑燮的这些想法,一是儒家农本思想所教化的表现,此中还有民本观念;二是他这个从小生活于农村的下层知识分子出身者对乡土特有的感情;更重要的是他在与世俗社会中千奇百怪的“士”的行为的比较中形成农夫才算是“天地间第一等人”的观点。他其实并非要一笔抹倒“士”的价值,他讲了“士”本应“又高于农夫一等”的,即“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可是,世道风气却变为“士独于民大不便”,专门孳生贪官污吏、土豪劣绅,令正派士子为之气短,反而“捱人笑骂”。所以,郑燮显然是有所激愤而发,这一层必须得看到。
到这里,农为四民之首而士为末的道理已讲透,可是他还旁敲侧击地加上一笔:“尝笑唐人《七夕》诗,咏牛郎织女,皆作会别可怜之语,殊失命名本旨。”所谓“唐人《七夕》诗”,未知所指何篇。杜牧《七夕》云:“云阶月地一相过,未抵经年别恨多。最恨明朝洗车雨,不教回脚渡天河。”李商隐《七夕》云:“鸾扇斜分凤幄开,星桥横过鹊飞回。争将世上无期别,换得年年一度来。”则确是“皆作会别可怜之语”的。而牛郎、织女命名的本旨,是“织女,衣之源也;牵牛,食之本也,在天星为最贵”,而唐人诗又确是“失其本旨”了,所以他特地在家书中要家中人明此理后身体力行,在“重农夫”上,“勤谨”而不准“荡轶”上告诫兄弟子侄辈,从具体行为上强化前述“靠田园长子孙气象”。
最后再从田产设置上嘱咐既要使全家有所恃,又不能贪求过多,占人产业,并将结束语落实在“我自做我家事”六字上。
作为“家书”,本是随意写来,意行则行,意止则止,不必花梢,多饰语。这通家书即平实而生动,真挚恳切之极,而文字却又行云流水,自然吞吐,然而绝不散漫,在“意”的缕析上,犹如茧裹而紧圆,脉理清晰。
辛弃疾自青少年时代起,就饱经战乱之苦,立志抗金,恢复中原,他的词也以激越豪放而著称。但是在这首《水龙吟》中所反映出来的思想,却引归耕隐居的陶渊明为“知己”,未免有点消极。之所以如此,与他的遭际有着密切的关系。据学者考证,此词约作于公元1194年(光宗绍熙五年),那年辛弃疾已经五十五岁,秋天又被罢官,于是感伤世事人生,不免慨叹。
此词上片开头就说:“老来曾识渊明,梦中一见参差是。”句法就有点特别。陶渊明与作者,本来志趣不同,性格各异,而作者却说他们已有了神交,并在梦中见过面了。这对一般读者来说,不能不感到突兀、惊诧,从而也就有可能构成一个强烈的印象,令人玩味。“老来”二字是特指,说明作者驱驰战马、奔波疆场或是筹划抗金、收复故土的年轻时代,与脱离尘嚣、回归自然的陶渊明是无缘的,而只有在他受到压抑与排斥,壮志难酬的老年时代,才有机会“相识渊明”。这个开头,对读者来说既有些突然,又让人感到十分自然。而作者也以平静的语气叙述,益发显得深沉。接下去的“觉来幽恨,停觞不御,欲歌还止”三句,直接抒写作者心中的沉痛心情。心头之恨是如此沉重,竟使得作者酒也不饮,歌也不唱。这是为什么?作者作了回答:一个白发老翁怎能在西风萧瑟中为五斗米折腰!但是,也不仅仅是因为这个。
词的下片紧随前文,并作了更深入的回答:悔恨东山再起!先讲陶渊明的精神、人格和事业都是永在的,而且仍凛然有生气,和现实是相通的。“懔然生气”一句,这里暗用《世说新语·品藻》“廉颇、蔺相如虽千载上死人,懔懔恒如有生气”的语言以赞渊明。正是因为如此,所以作者紧跟着又用了“高山流水”的典故,来说明他同渊明之间是千古知音。这知音就在于对“富贵他年”所持的态度。接下去“富贵他年,直饶未免,也应无味”三句,引用了东晋谢安的故事。据《世说新语·排调篇》记载:“谢安在东山居布衣时,兄弟已有富贵者,翕集家门,倾动人物。刘夫人戏谓安曰:‘大丈夫不当如此乎?’谢乃捉鼻曰:‘但恐不免耳。’”说明即使他年不免于富贵显达,也是没有意思的。结语“甚东山何事”三句用的仍然是谢安的事,同书又记载:“谢公在东山,朝命屡降而不动。后出为桓宣武司马,将发新亭,朝士咸出瞻送。高灵时为中丞,亦往相祖。先时多少饮酒,因倚如醉,戏曰:‘卿屡违朝旨,高卧东山,诸人每相与言:安石不肯出,将如苍生何?今亦苍生将如卿何?’谢笑而不答。”很显然,从作者到陶渊明,又从陶渊明到谢安,或富贵显达,或归田隐居,或空怀壮志,虽处境各不相同,但其实一样,都没有什么意义。这是英雄的悲叹。
与辛弃疾其他一些诗词中所反映出来的豪情壮志不同,在这首词中,作者已没有“要挽银河仙浪,西北洗胡沙”(《水调歌头》),“道男儿到死心如铁,看试手,补天裂”(《贺新郎》)那种壮志凌云、激越慷慨的感情,而是把一切都看得如此闲淡无谓,如此的不屑一顾,这绝不是作者的本意,而是作者对现实政治的失望与哀叹,是时代的悲剧。
这首诗作于作者晚年。诗题取首句前二字,实类“无题”。
首句写堂静。用静中之动来反衬其静。虚堂,空堂,用《庄子》“虚室生白”之意。孤身独处,更无他人,所以觉得堂屋是空荡荡的。孤身、夜深,空堂显得分外寂静,只听到堂外草丛中不知什么虫子在鸣叫着。“草虫鸣”是静中之动,因“寂寂”才能听见虫鸣;听得见虫呜,愈见堂之“寂寂”。如此一个静悄悄的堂屋,正可酣眠。
然而,次句却写人不眠。此时,独处于堂屋之中的诗人斜靠在枕头不能成眠。堂寂,虫鸣,都是他在不眠之中感觉到和听到的。之所以“不眠”,是因为“难忘旧情”,旧情萦绕在诗人心头,令他难以忘怀。旧情之“情”,在这里不应解作“恋情”或“爱情”。一是不曾听说诗人生平有过浪漫的或不幸的爱情,再是从三四两句的意境与全诗的氛围看,也与恋情无涉。所以这里的旧情,也是作者《江南春二首》之中的“愁情”,即“暮年迁谪,流落不归之意”。范雍《忠愍公诗序》曾说:“大约公之为诗,多有此意。”那么,这里的“旧情”可以归入“此意”。另外,诗人说成“旧情”,是故意含糊其辞。总之,暮年迁谪,流落不归,是诗人一生中愁沁心髓的不幸,他难以忘怀,袭上心来时,就要欹枕难眠了。
按照作品的思路,下面本来应该倾吐作者难忘旧情的悲伤,而诗人却没有这样,“而今识尽愁滋味,欲说还休”,于是他绕过“旧情”把目光转向窗子,来了个写景句:“斜月半轩疏树影。”月光斜照在半截窗户上,又把稀疏的树影投在堂屋的地上。树影摇曳不定,诗人已感到寒意,所以他觉得夜半更深的风露更加凄清了。诗到此句,便戛然而止。
其实诗人并没有忘记旧情。尽管“旧情”只如一个闪电,瞬间便消逝了,而更多的笔墨用于写景。但是,这些景物的描写已着上了“旧情”的色彩,而使一切景语皆成了情语。起笔的“虚”字就语涉双关:“虚堂寂寂”,是他自己的灵台孤寂,方感到空堂分外寂静;他把目光转向窗户,看那月光,看那树影,原是为了解脱“旧情”的萦绕,但是,看到的又是凄清的环境,而环境的凄清正是他心境凄然的反照。总之,诗人于“旧情”欲言又止,只是在亦即亦离之中,融情入景,描绘眼前景物,构成一种凄迷的氛围,烘托出一缕难忘旧情的凄楚的情感,这就比直陈胸臆,显得更加缠绵悱恻,蕴藉婉曲,余味不尽。同时他身为大臣,政治上的不幸际遇是不好多说的,也只能出之以委婉之词,点到为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