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诗毛泽东写于1962年。屈原是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爱国主义诗人,也是浪漫主义诗词的开山鼻祖。屈原的爱国精神千百年来鼓舞和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爱国仁人志士。毛泽东在此诗中高度赞扬屈原的爱国精神,把屈原的才华、当时的世情、以及屈原在悲愤、绝望中的心境精炼和巧妙地作了艺术再现。全诗语言精练简洁,笔锋犀利,比喻浅显明白,诗意深邃。
诗人生前特别爱读《离骚》,曾多次让身边的工作人员收集各种版本的《楚辞》和屈原著作。诗人运用诗句的艺术魅力,同情屈原的遭遇,诉说屈原能赋骚是因为手中有一支战斗之笔,用来捍卫自己和国家,同时歌颂了屈原强国抱负,忧国忧民的高尚人格,不屈服于恶势力而以身殉志的英勇无畏的形象。
屈原在《离骚》一诗中不仅讥刺群小,还把矛头指向了最高统治者:“荃不察余之中情兮,反信谗而齌怒”,“怨灵修之浩荡兮,终不察夫民心。”责难楚王听信谗言,不察忠良,不体恤民心。又责怪楚王言而无信,半途而废:“初既与余成言兮,后悔遁而有他。余既不难夫离别兮,伤灵修之数化。”这种大胆的指责充满了批判的力度和反传统的揭露作用,也遭到后代保守的儒家学者的微词,如班固就批评屈原“露才扬己,竞于群小之中,怨恨怀王,讥刺椒、兰,苟欲求进,强非其人,不见容纳,忿恚自沉”(王逸《楚辞章句序》),认为屈原对楚王的批评是出于怨恨,讥刺群小是出于露才扬己,朱熹也评价屈原的《离骚》是变风变雅,“故醇儒庄士或羞称之”(朱熹《楚辞集注序》),但在今天看来,屈原的伟大正在于这种“批判君恶”的无畏与高洁。而毛泽东曾经说过的这句话便是对这句诗的最好注解:“骚体是有民主色彩的,属于浪漫主义流派,对腐败的统治者投以批判的匕首。屈原高居上游,宋玉、景差、贾谊、枚乘稍逊一筹……”
此诗的第三句“艾萧太盛椒兰少”是借用《离骚》中的词语。《离骚》在艺术手法上最大的特征便是用比兴寄托、香草美人来抒情议论,用香花香草比喻贤德之人,用恶花臭草比喻奸佞小人。如王逸所说:“《离骚》之文,依《诗》取兴,引类譬谕,故善鸟香草,以配忠贞;恶禽臭物,以比谗佞;灵修美人,以媲于君;宓妃佚女,以譬贤臣;虬龙鸾凤,以托君子;飘风云霓,以为小人。其词温而雅,其义皎而朗。”(王逸《离骚经章句序》)在这里,艾萧是艾蒿,一种臭草,而椒兰是申椒和兰草,是芳香植物,因此,这句诗是用比兴感叹当时的楚国小人很多,朋比为奸,邪恶势力根深蒂固,而像屈原一样的贤臣却少而微弱,不能与黑暗势力抗衡,如屈原所写“虽萎绝其亦何伤兮,哀众芳之芜秽”,正是这种正邪力量对比的悬殊,使得楚国最终走向灭亡,也使得屈原最终无所希望,而走向自沉,即此诗的最后一句:“一跃冲向万里涛。”
末句中最特别的字是两个动词:跃和冲。跃,写出了屈原的果决勇敢,义无反顾,“冲”写出了屈原以死向黑暗势力抗争的气概和视死如归的精神。万里涛,则是一幅深远壮阔的画面:江水滔滔,无情有情,水流不已,斯人永存。屈原的死是令人哀伤的,可在毛泽东大气度的笔下,则变哀伤为悲壮,气势宏大,气象开阔,发前人所未发,一改历史上的屈原形象。
在毛泽东笔下,屈原已经不是令人悲悯的绝望诗人,而是一个坚强勇猛的战士,是一个坚守正道忠贞,不屈服于恶势力而以身殉志的英勇无畏的形象,从而从政治的高度对屈原的性格进行了深层的挖掘。既暗含了对屈原的赞美之意,又暗含了对屈原的凭吊之情。
此诗的最大特点是大量运用比喻来表情达意。
这首诗起笔标其目,用一形象的比喻将“妾意”进行了高度概括,一开始就一目了然。 “妾意逐君行,缠绵亦如之。”妻子的心意随着丈夫一道漂泊,情意缠绵就和不断的流水一样。紧接着用门前草作比。诉说丈夫离家时间之长。接着,作者写夫妻二人如同凤凰鸟一样,因为受惊,各自飞奔。丈夫犹如游云一样,不知落于何处,一去就不见回来。这些比喻都生动地道出了妻子的切身感受,打动人心。还有后面的”妾似井底桃,开花向谁笑?君如天上月,不肯一回照。”宗氏把自己美好的年华,比作“井底桃”,桃花虽艳,但开在“井底”,又能得到谁的赏识和爱抚呢?自己犹如桃花,本为丈夫而开,但夫君就如天上的明月,连一次也不肯照到“井底”,照到自己身上。比喻新颖独特,别具一格。此言此语,凄凄切切,感人肺腑,在艺术上别有洞天,新奇制胜。这首诗还运用了典故“阳台梦行雨”,既表现了夫妻二人相思之甚,也表现了夫妻二人相会之难,而且用得自如,毫无生搬硬套之感,突出艺术效果。
诗歌最后用了“安得秦吉了,为人道寸心”。表示夫妻相见不能,作为妻子的宗氏有多少话要对夫君说啊,所以她就想到“秦吉了”。如果能得到一只“秦吉了”,让它代替自己去向丈夫表达自己的相思爱怜之意,该是多好。这最后四句,遣词用句,也自有特色,把全诗推向高潮。
全诗文词朴实,情感缠绵凄楚,是一首爱情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