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宅丁丁厌斤斧，旧书寂寂卷垘尘。
久将生事累诸子，顿敛浮根付一真。
遗老斋成谋宴坐，澹然无语接来宾。
新宅丁丁厌斤斧，旧书寂寂卷垘尘。
久将生事累诸子，顿敛浮根付一真。
遗老斋成谋宴坐，澹然无语接来宾。
这是一首由修筑长城的将领写的长城诗。长城关气势雄伟，登高远眺，朔方形势尽显眼底。此诗描写作者重阳节登上长城关楼时所见的雄阔景色，并以听到敌军已撤出黄河以南地区，军中不用再戒备森严的消息，来衬托修筑长城的作用和意义。全诗洋溢着豪迈兴奋的感情，这在众多的长城诗中并不多见。
王琼在灵州、花马池等地留下了足迹和诗文，他的诗反映出明代边防的严酷现实和他忠于国事、勤劳为政的可贵精神。
秋天是草木凋零的季节．相对于人生来说，又象征着壮盛之期的逝去，垂老之年的到来。所以尽管秋光也很美，却很少有入能像唐人刘禹锡那样豪迈高唱：盯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晴空一鹤排云上，便引诗情到碧霄。”
康熙三、四年间，担任“江西参议”而分守“湖西道”的施闰章年交四十七、八，正将进入老年之期。“顷年在官，引疾不许”，在这样的年龄遇上阴沉的“立秋”天气，自不免要悚然畏警了：回想当年来到临江府，芷是东风骀荡的春日。倘说那时还曾满怀ff春风骑马到江城，正值繁花照眼弱”的由衷喜悦和勤于民事的几多热望的话；那么秋风数度，当诗人又在“萧水、章门三日路”的公务往返中迎来衰飒秋日的时候，却再没有多少令他欣慰的事了——岁月蹉跎，年光如流，壮盛有为的四年多，就这样，逐水”逝去。眼看就要临近老年，怎能不感到深深的怅惘?此诗开篇以“垂老”映对“秋”节，引出“年光一逝去的幽幽慨叹，正表现着许多仕人步入衰秋时共有的苦涩之情。
而且诗人又是在孤舟客宦之中。如果遇上的是“秋风兮婿姻”的晴和之日，则船行江河之间，鸥飞白帆之上，虽说也难免会感到“水阔孤帆影，秋归万叶声”的清寥，毕竟还有青峰黛峦可眺、麦气豆香可赏．现在却是“阴云”沉沉、“急雨”敲篷，诗人所见副的，便只有岸草的瑟瑟偃伏和滩舟的颠荡乱雨之景了。“阴云沈岸草，急雨乱滩舟”二旬，即从眼前实景落笔，勾勒了一幅令人犯愁的动态画面。作为诗人孤消身影的黯淡背景，恰可有力地点示，诗人此刻的心境已变得怎样阴郁和纷乱。
施闰章是一位优时悯乱之士，他的思绪，无疑要比寻常的羁旅之客深沉得多。这些年来，国家时局仍处在动荡不安之中：晚明桂王虽已被吴三桂征平，郑成功、张煌言领导的义师，却依然坚持着悲壮的抗清斗争。为了安靖东南，清政府调动重兵，屯驻江浙皖赣一带。康熙三年秋七月，还发动了钲台湾”之役。施闰章对动乱的时局颇为担忧，在《中秋对月》诗中，即发出了“好酌清尊满，休教恨白头。不知今夜月，几处战场秋”的叹息。但身为一介饱读“诗书”的文士，他对安定苍生又能有多大作为？“时事诗书拙，军储临海。
这是韩愈向唐宪宗上的一篇奏表。该表中心论点是“佛不足事”，集中表现了作者坚决反对唐宪宗拜迎佛骨这一迷信举动，充分显示了作者反佛明儒的坚定立场和英勇无畏的战斗精神。该表广征博引，说古论今，结构严谨，逻辑性强，感情激烈。韩愈在这篇表中揣摩皇帝迎佛骨的心理状态在于“事佛求福”、益寿延年，因此他只字不提佛理，表的前半部分只从年寿上立论。表分为四大段，由六个自然段组成：
第一大段包括一、二自然段。这一大段以佛教传入中国之前、之后的大量历史事实，从正反两方面证实“佛不足事”，事佛有害。第一自然段指出佛教传入中国以前，君王长寿：开篇简洁有力地做出判断：佛是夷狄的宗教，东汉时流入中国。（按，据今人考证，佛教在西汉时已传进中国）点出“夷狄”，以同“中国”相区别，希望能从皇帝至高无上的自尊心方面打动唐宪宗。继而列举上古时期黄帝、少昊、颛项、帝喾、尧、舜、禹、殷汤、大戊、武丁、周文王、武王、穆王等都长寿的历史现象，说明长寿的原因并不是“事佛”一这就隐含不必事佛的意思在内。第二自然段，以佛教传入后，皇帝“事佛求福，乃竟得祸”的事实，讲明了“佛不足事”的道理。
第二段以唐高祖对佛教“则议除之”的历史与唐宪宗违背祖宗遗教，迎奉佛骨带来危害的现实，从正反两个方面说明“佛不足事”，事佛有害。先叙述高祖对佛教采用“除之”措施。由于唐初政局变动，秦王李世民杀皇太子李建成与齐王李元吉后，高祖失去权位，新登基的唐太宗李世民用“大赦”和“复浮图、老子法”等措施拉拢人心，稳定局面。高祖除佛落空。这段史事难于秉笔直书，所以作者巧妙地把它推给“群臣才识不远”。作者高度评价除佛之议，觉得是“先王之道，古今之宜，推阐圣明，以救时弊”，并明确表示对停止除佛的不满： “臣常恨焉”。次叙唐宪宗即位之初，实行高祖遗志， “不许度人为僧、尼、道士，又不许创立寺、观”。使作者欢欣鼓舞。但情况剧变，现在不仅没有实行诏令，反而放纵佛教蔓延扩展，使它盛行。 “今纵未能即行，岂可恣之转令盛也？”这句在文中起承接、关锁作用，文意一大转折，前面从正面立论，用作下文的对比。
下文叙唐宪宗迎奉佛骨“伤风败俗，传笑四方”。从反面劝谏唐宪宗停止迎奉佛骨之举，委婉地替宪宗开脱，有意说他“不惑于佛”，迎佛骨只是迁就众人贪乐之心，为人们设怪异戏玩之具。其实，作者深知唐宪宗为佛教虚妄所迷。从称颂唐宪宗“神圣英武，数千百年已来，未有伦比”，到为之推诿责任，足见作者上表时期盼唐宪宗接受诤谏和小心翼翼的心理。 “安有圣明若此，而肯信此等事哉？”不想触怒唐宪宗，而搬给其一个改变初衷，停迎佛骨的阶梯。表文把迎奉佛骨造成恶果的责任推给“百姓愚冥”，虽然是作者“上智下愚”观点的流露，但更是一种策略。百姓以皇帝“真心事佛”，因而出现狂热、怪异情况：焚顶烧指、解衣散钱、弃其业次，甚至断臂脔身。 “自朝至暮”从时间上写狂热怪异的程度， “百十为群”、 “老少奔波”，言狂热，怪异人数之众。作者对此现象做出评判：“伤风败俗，传笑四方”，不是小事。第一段言先朝故事以影射现实：迎奉佛骨无益而有害？第二段则言本朝时事，以批评现实：迎奉佛骨，带来祸害，虽为唐宪宗开脱，但唐宪宗实负重责，这是不言而喻的。
第三段包括第四、五自然段，从佛本夷狄之人与对鬼神应敬而远之两个方面阐述迎奉佛骨有背先王之道，再次论证佛不足事，事佛有害。第四自然段指出佛骨乃“枯朽之骨，凶秽之余”，不得入宫禁。“夫佛，本夷狄之人”，这是从排斥外来思想的方面探究佛祖的来由：佛并不神圣，他们的佛祖释迦牟尼也不过是肉眼凡胎的人，而且是夷狄之人。鄙夷之情溢干言表。从佛祖这一根本上否定佛，说明作者反佛相当彻底。佛祖作为夷狄之人，语言、衣服诸方面都与中国人不一样。
第四大段在上述条陈事佛有害的基础上，提出“永绝根本”的排佛措施，表示如果能够实施“岂不盛哉！岂不快哉！”排佛的措施是“以此骨付之有司，投诸水火”。这一措施的深远意义是“永绝根本”，使天下之人消除疑惑。作者忍不住在这里插入抒情语句，以表达欢欣之情。继而做一假设：“佛如有灵，能作祸祟，凡有殃咎，宜加臣身。”作者情愿承担一切风险，表现出为国为民牺牲一己的精神，既言“佛如有灵”，这就透露作者未必相信佛能作祟，表明作者思想可能徘徊于有神、无神之间。
这篇表以大量历史事实与现实状况作为例证，阐述“佛不足事”这一中心论点，并引经据典，用先王之教与先王礼法作为理论依据，由远及近，从古到今，层层紧扣，逐层深化，严肃批评唐宪宗迎佛骨、崇佛教的荒谬性与危害性，始终表现摆事实、讲道理、诚恳劝谏的风范。文章擅长用对照写法。从历史看，有佛教传入中国之前与传入中国之后不同情况的对比；从现实来看，有唐高祖与唐宪宗对佛教所持不同态度的对比；从唐宪宗本人来看，有前后不同时期不同思想、做法的对比。正反两面的对比，使作者之立论更显得正确、鲜明。文中穿插生动的描写，增强了形象性与说服力。又如读到佛祖假如活着，来朝晋见所受礼遇，也出之以形象的描写，把佛祖那外邦使者的臣子面目，活灵活现地展示在了人们的眼前，因而使之失去了神圣的光圈，而突现其“夷狄之人”的屈辱地位。这些形象性的描写，作为论证的辅助手段，起到了独特的效果。在语言运用上，这篇表只举实例，不用典故，无冷僻字眼，有日常口语，以散句为主，自然洒脱，娓娓道来，晓之以理，动之以情。
这首词写离情相思，别具韵味。思妇久盼意中人音信不至，心中自然无限幽怨，可是却以“此恨对语犹难，那堪更寄书说”自我安慰。词的 上片写秋月高挂，冰汪玉洁的美人在月下漫步。满腹心事，无法表达，欲托之于书信，怎奈孤鸿鸣声渐远，行人音信断绝。“玉台”四句描述思妇送别前着意梳妆饰容，表现出女为悦己者容的恋情和离别难合的心情。“雨初歇”三句写送别后之茫然，借“孤鸿”楼外渐远烘托行人已在山外失踪，声远音绝。“此恨”二句以“对语”、“寄书”双层递进写思妇离愁别恨郁结于心，难以倾诉的悲抑。
词的下片写因相思而清瘦，遇黄昏尤觉消魂。花落春去，唯有明月缺而复圆，撩人情思。玉台挂秋风，铅素浅、梅花傅香雪。“玉台挂秋月”各本多解释为楼台外挂着明月，指为实景。“铅素浅”和“传香雪”见其美在素雅本色。“教人”三句总写自己红颜憔悴，金缕衣宽，怨行人之“轻别”，置自己于苦恨不可自拔。“太情切”三句描绘了令人消魂难过的环境氛围，所见所闻皆备感孤独、凄凉。“落尽”二句写春花落尽，明月高远、遂怨明月之圆缺无情，与“秋月”意象巧妙遥映。最后直接倾诉对行人的怨恨：恨他竟不如残荷之余香尚惹鸳鸯结伴，反使自己落得孤单索寞。
这是首写闺怨的长调，末尾两句以痴语显深情，结句怨得无理，却妙得痴情神理。全篇风格婉丽，情致缠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