炊黍留宾不嫌陋，借书度日免长闲。
归来潩水无水问，梦绕伊家古桧间。
二老旧游唯我在，後生谁复识苍颜。
炊黍留宾不嫌陋，借书度日免长闲。
归来潩水无水问，梦绕伊家古桧间。
二老旧游唯我在，後生谁复识苍颜。
公元851年（宣宗大中五年）夏秋之交，王氏突然病逝，李商隐万分悲痛。这年冬天，他应柳仲郢之辟，从军赴东川（治所梓州，今四川三台县）。痛楚未定，又要离家远行，凄戚的情怀是可想而知的。这首诗，就写于赴蜀途中。
起句“剑外从军远”，点明这次远行的原因是“从军”，即入节度使幕府。“剑外”，指剑阁之南蜀中地区。诗题“遇雪”而作，却从远写起，着一“远”字，不仅写行程之遥，更有意让人由“远”思“寒”。隆冬之际，旅人孑然一身，行囊单薄，自然使人产生苦寒之思，又自然地使人盼望家中妻子寄棉衣来。可是，诗人的妻子已经不在人间，没有人为他寄衣了。
第二句“无家与寄衣”，蕴意精深。一路风霜，万般凄苦，都蕴含在这淡淡的一句诗中了。诗人善于用具体细节表达抽象的思念，用寄寒衣这一生活中的小事，倾泻出自己心底悲痛的潜流和巨大的哀思。
“散关三尺雪”句是全诗的承转之辞，上承“遇雪”诗题，给人“乱山残雪夜，孤灯异乡人”的凄凉飘泊之感，同时，大雪奇寒与无家寄衣联系起来，以雪夜引出温馨的梦境，转入下文。读者不妨这样联想，也许因为大雪封山，道路阻绝，作者只能留宿散关驿舍。伤痛倦极，朦胧入睡，睡梦中见妻子正坐在旧时的鸳机上为他赶制棉衣。“回梦旧鸳机”，情意是十分真挚悲切。纪昀云：“回梦旧鸳机，犹作有家想也。”用“有家想”反衬“无家”丧妻的痛苦，以充满温馨希望的梦境反衬冰冷严酷的现实，更见诗人内心痛苦之深。至于梦中与妻子相见欢娱的情景和梦后倍觉哀伤的愁绪便略而不写，留在纸外，让读者自己想象思索了。
此诗朴素洗炼，而又深情绵邈。诗用层层推进、步步加深的手法，写出凄凉寂寞的情怀和难言的身世之痛。从军剑外，畏途思家，这是第一层；妻亡家破，无人寄御寒之衣，伤别与伤逝之情交织一起，这是第二层；路途遇雪，行期阻隔，苦不堪言，这是第三层：“以乐景写哀”，用温馨欢乐的梦境反衬冰冷痛苦的现实，倍增其哀，这是第四层。诗至此，可以看出，在悼伤之情中，又包孕着行役的艰辛、路途的坎坷、伤别的愁绪、仕途蹭蹬的感叹等复杂感情。短短二十字，概括如此丰富深沉的感情内容，可见李商隐高度凝炼的艺术工力。
鲁国是当时保存周朝文物较多，文化发展程度较高的国家，因而季札特地请求观赏“周乐”。孔子也说过：“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可见周朝的文化，在那时人们心目中处于突出的地位。周乐就是周朝的乐曲。乐工们为季札演奏，他随观随评，大加赞赏，并叹为“观止”。观止，意思是观赏的这些乐曲，水平最高，到此为止，无须再看别的了。《古文观止》的书名，即来源于此。文章记述了演奏的顺序和季札的评论，反映了春秋时代艺术欣赏的水平和特点，且对后世具有一定影响。
文中记述演奏的顺序是《周南》《召南》《邶》《鄘》《卫》《王》《郑》《齐》《豳》《秦》《魏》《唐》《陈》《郐》《小雅》《大雅》《颂》，最后是舞蹈。这里的乐名、顺序，与现存的《诗经》大体上相同，只是《豳》提前，自《郐》以下，没有评论，省记了《曹》。季札观周乐这一年，孔子尚幼，大约只有七八岁，这就是说，在孔子以前，《诗经》已有雏形。后来孔子用“诗三百”作为教材，可以肯定是在周乐的基础上，精选而成。
季札对周乐的评论，可分为这样几种情况：一种是赞美的，这是绝大多数；一种是褒贬不明的，如《陈》；一种是没有评论的， “自《郐》以下，无讥焉”。在赞美的评论中，往往以“美哉”的赞语开头，句式虽然近似，但并无重复雷同之感。因为他的评论，着眼各国的历史政治，能联系不同的情况来谈。季札评论《周南》《召南》，着眼于文王的教化，说道：“美哉！始基之矣，犹未也。然勤而不怨矣！”评论《邶》《鄘》《卫》，着眼于卫康叔武公的德政，说道：“美哉！渊乎！忧而不困者也。吾闻卫康叔、武公之德如是，是其卫风乎？”评论《王》，联系周室东迁的历史，说道：“美哉！思而不惧，其周之东乎！”评论《郑》，联系苛政，说道：“美哉！其细已甚，民弗堪也。是其先亡乎？”评论《齐》，联系姜太公的功绩和地理位置，说道：“美哉！泱泱乎，大风也哉！表东海者，其大公乎？国未可量也。”评论《豳》，联系周公东征的历史，说道：“美哉！荡乎！乐而不淫，其周公之东乎？”评论《秦》，联系周发祥地，说道：“此之谓夏声。夫能夏则大，大之至也！其周之旧乎？”评论《魏》，考虑到政治上的需要，说道：“美哉！沨沨乎！大而婉，险而易行。以德辅此，则明主也？”评论《唐》，联想到唐尧的历史传统，说道：“深思哉！其有陶唐氏之遗民乎？不然，何忧之远也？非令德之后，谁能若是！”他对于《雅》《颂》的评论，也是如此。这些评论，虽然只是一些简单的联系、思考，仍然表现了季札的智慧，它符合艺术反映现实，表达思想感情这一根本原理。值得注意的是，季札的赞语“美哉”并不是指政治情况的好坏，而是指反映现实的艺术效果。尽管他认为《郑》“其细已甚，民弗堪也。是其先亡乎？”仍然用“美哉”加以赞赏，这表明他并没有把政治和艺术混为一谈。他对周乐的评论，说明他不仅有丰富的历史知识，而且有很高的艺术修养。
季札对周乐的评论，并不是一种理论分析，它偏重于描述观赏者的经验和感受。他对《颂》下这样的评语：“直而不倨，曲而不屈；迩而不逼，远而不携；迁而不淫，复而不厌；哀而不愁，乐而不荒；用而不匮，广而不宣；施而不费，取而不贪；处而不底，行而不流。”这就是一种笼统的、比喻式的感受，而不是具体的，可以捉摸的理论分析。这一方面与乐曲这种艺术偏重于内心感受有关，另一方面也与当时的欣赏水平、欣赏习惯有关。这一特色，对后世影响甚大，而且不限于音乐，还直接影响到文学批评。甚至像《文心雕龙》《诗品》这样的专著，以及众多的诗话词话，都保持着这一特色，成为中国文学批评的一种传统。
季札对周乐的评论，以对《颂》的评价为最高。先以“至矣哉”作一总评，然后用了十四个“而不”句式来描述他的感受。这段文字从语言的运用上，十四句排列在一起，显得整齐有力，令人觉得《颂》的水平高不可及。接着又用四个“三字句”来舒缓语气，最后归结为“盛德之所同也”。这一段话也像一首乐曲一样，节奏鲜明，流畅悦耳，但在内容上，却反映了季札艺术眼光的局限性。他的评语，归结起来，也就是说它“四平八稳”。《诗经》中的《颂》，不过是贵族的颂祖耀德之词，而乐曲演奏得“四平八稳”，在季札看来，却如此高雅，这说明他仍然未脱离贵族的艺术趣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