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涯文学_古诗词

　　这是首感梦词，而这与一般的感梦词又不完全一样，把梦中所见之人的容貌、服饰描摹得极其细腻逼真，并没给人以缥缈恍忽、迷离朦胧之感，因而使人一时很难看出是在写梦。

　　起头“润玉笼绡，檀樱倚扇。绣圈犹带脂香浅。”三句着意刻画梦中所见之人的玉肤、樱唇、脂粉香气及其所着纱衣、所持罗扇、所带绣花圈饰，从色、香、形态、衣裳、装饰等逼真地显示其人之美。“榴心空叠舞裙红，艾枝应压愁鬟乱。”两句，以“舞裙”暗示其人的身份，以“愁鬟”借喻两地相思，以“榴心”、“艾枝”点明端午节令。上句的“空叠”二字，是感叹舞裙空置，推测此因无心歌舞；下句的“应压”二字，则瞥见发鬓散乱，想象其人应含深愁。

　　上片五句，句句写梦，却始终不点破是说梦。直到下片换头，才以“午梦千山”一句点出以上所写原来只是南柯“午梦”。句中的“千山”二字，表明梦魂与现实距离之遥远。这一句是写山长水远，路途阻隔，只有梦魂才无远弗届。对下句“窗阴一箭”，前人大都解说为：慨叹光阴似箭，与梦中人分别已久。但这里的“一箭”，似指漏箭，这不是感叹光阴逝去之速，而是说刻漏移动之微。联系上句，作者写的是：梦中历尽千山万水，其实只是片刻光景。两句合起来，既深得梦的神理，也形象地道出了作者午梦初回时所产生的对空间与时间的迷惘之感。

　　换头两句刚写到梦已醒，忽又承以“香瘢新褪红丝腕”一句，把词笔重又拉回到梦境，回想和补写梦中所见之人的手腕。这一词笔的跳动，正是如实地写出了作者当时的心灵状态和感情状态。在这片刻，对作者说来，此身虽已从梦中觉醒，而此心却仍留在梦中。梦中，他还分明见到其人依端午习俗盘系着采丝的手腕，以及其人腕上似因消瘦而宽褪的印痕。

　　如果联系他另外写的几首端午忆姬之作，可发现，词人对伊人之在端午日以采丝系腕一事留有特别深刻的印象。这就无怪他在这次梦中也注意及此，并在梦醒后仍念念不忘了。歇拍“隔江人在雨声中，晚风菰叶生秋怨”两句，则两从梦境回到现实，并就眼前景物，寓托自己自“午梦”醒来直到“晚风”吹拂这段时间内的悠邈飘忽的情思和哀怨的心境。

　　此词上片正是以实笔来描摹虚象，写得十分真切；在结拍处却以虚笔来点画实景，写得情景异常缥缈。也许正因其幻而益真，真而益幻，所以才具有“天光云影，摇荡绿波”之美，使人深深地被这种境界所吸引，而又感其乍离乍合，难以追寻。就连最不喜欢梦窗词的王国维也对“隔江人在雨声中，晚风菰叶生秋怨”二语大加赞赏，这不仅是因为这两句所摄取的眼前景物——“雨声”、“晚风”、“菰叶”，既衬托出、也寄寓着作者在梦醒后难以言达的情思和哀怨，同时兼有以景托情和融情入景之妙。

　　中国传统诗歌源远流长，但以叙事为主的史诗却一向不发达，因此《诗经》中为数不多的几篇具有史诗性质的作品，便受到今人的充分关注。《大雅·生民》就是这样的作品。

　　此诗带有浓重的传说成分，而对农业生产的详细描写，也反映出当时农业已同畜牧业分离而完成了第一次社会大分工的事实。

　　诗共八章，每章或十句或八句，按十字句章与八字句章前后交替的方式构成全篇，除首尾两章外，各章皆以“诞”字领起，格式严谨。从表现手法上看，它纯用赋法，不假比兴，叙述生动详明，纪实性很强。然而从它的内容看，尽管后面几章写后稷从事农业生产富有浓郁的生活气息，却仍不能脱去前面几章写后稷的身世所显出的神奇荒幻气氛，这无形中也使其艺术魅力大大增强。

　　诗的第一章写姜嫄神奇的受孕。这章最关键的一句话是“履帝武敏歆”，对这句话的解释众说纷纭，历来是笺注《诗经》的学者最感兴趣的问题之一。毛传把这句话纳入古代的高禖（古代帝王为求子所祀的禖神）祭祀仪式中去解释，云：“后稷之母（姜嫄）配高辛氏帝（帝喾）焉。……古者必立郊禖焉，玄鸟至之日，以大牢祠于郊禖，天子亲往，后妃率九嫔御，乃礼天子所御，带以弓韣（dú），授以弓矢于郊禖之前。”也就是说高辛氏之帝率领其妃姜嫄向生殖之神高禖祈子，姜嫄踏着高辛氏的足印，亦步亦趋，施行了一道传统仪式，便感觉怀了孕，求子而得子。唐代孔颖达的疏也执此说。但汉代郑玄的笺与毛传之说不同，他主张姜嫄是踩了天帝的足迹而怀孕生子的。云：“姜嫄之生后稷如何乎？乃禋祀上帝于郊禖，以祓除其无子之疾，而得其福也。帝，上帝也；敏，拇也。……祀郊禖之时，时则有大神之迹，姜嫄履之，足不能满履其拇指之处，心体歆歆然，其左右所止住，如有人道感己者也。于是遂有身。”这样的解释表明君王的神圣裔传来自天帝，是一个神话。然在后世，郑玄的解释遭到了王充、洪迈、王夫之等人的否定。现代学者闻一多对这一问题写有《姜嫄履大人迹考》专文，认为这则神话反映的事实真相，“只是耕时与人野合而有身，后人讳言野合，则曰履人之迹，更欲神异其事，乃曰履帝迹耳”。他采纳了毛传关于高禖仪式的说法，并对之作了文化人类学的解释：“上云禋祀，下云履迹，是履迹乃祭祀仪式之一部分，疑即一种象征的舞蹈。所谓‘帝’，实即代表上帝之神尸。神尸舞于前，姜嫄尾随其后，践神尸之迹而舞，其事可乐，故曰‘履帝武敏歆’，犹言与尸伴舞而心甚悦喜也。‘攸介攸止’，‘介’，林义光读为‘愒（qí）’，息也，至确。盖舞毕而相携止息于幽闭之处，因而有孕也。”闻一多的见解是可取的。还有两点：一、足迹无非是种象征，因此像王夫之等人那样力图在虚幻和事实之间架桥似乎是徒劳的。二、象征的意义是通过仪式的摹仿来完成的，舞蹈之类都是摹仿仪式，而语言本身也可以完成象征的意义，如最初起源于祭仪的颂诗；正是由于语言的这种表现能力的扩张，神话才超越了现实，诗歌乃具有神奇的魅力。

　　诗的第二章、第三章写后稷的诞生与屡弃不死的灵异。后稷名弃，据《史记·周本纪》的解释，正是因为他在婴幼时曾屡遭遗弃，才得此名。此篇对他三次遭弃又三次获救的经过情形叙述十分细致。第一次，后稷被扔在小巷里，结果是牛羊跑来用乳汁喂养了他。第二次，后稷被扔进了大树林，结果正巧有樵夫来砍柴，将他救出。第三次后稷被扔在了寒冰之上，结果天上飞来只大鸟，用温暖的羽翼覆盖他温暖他。初生的婴儿经历了如此大的磨难，终于哇哇哭出了声，声音洪亮有力，回荡在整条大路上，预示着他将来会创造辉煌的业绩。那么，对于后稷遭弃这一弃子之谜，历代经史学家有许多解释。贱弃说在鲁诗中就已产生，刘向《列女传》和郑玄笺都执此说。另一较早的说法是遗腹说，首先由马融提出。此后，苏洵持难产说，朱熹持易生说，王夫之持避乱说，臧琳持早产说，胡承珙持速孕说。另外又有晚生说、怪胎说、不哭说、假死说、阴谋说等等。近世学者则多从民俗学角度出发，各倡轻男说、杀长说、宜弟说、触忌说、犯禁说等。英雄幼时蒙难是世界性的传说故事母题，一连串的被弃与获救实际上是仪式性的行为。古代各民族中常有通过弃置而对初生婴儿体质作考验或磨练的习俗，这种做法名为“暴露法”（Infantexposure），弃子传说则是这种习俗遗迹的反映，弃子神话正是为了说明一个民族的建国始祖的神圣性而创造的，诞生是担负神圣使命的英雄（具有神性）最初所必经的通过仪式，他必须在生命开始时便接受这一考验。而所有的弃子神话传说都有这么一个原型模式：一、婴幼期被遗弃；二、被援救并成长为杰出人物；三、被弃和获救都有神奇灵异性。此诗第三章中的弃子故事，自然也不例外。这一章除了叙事神奇外，笔法也可圈可点，对此前人也有所会心，孙鑛说：“不说人收，却只说鸟去，固蕴藉有致。”俞樾说：“初不言其弃之由，而卒曰‘后稷呱矣’，盖设其文于前，而著其义于后，此正古人文字之奇。”（均见陈子展《诗经直解》引）

　　诗的第四至第六章写后稷有开发农业生产技术的特殊禀赋，他自幼就表现出这种超卓不凡的才能，他因有功于农业而受封于邰，他种的农作物品种多、产量高、质量好，丰收之后便创立祀典。这几章包含了丰富的上古农业生产史料，其中讲到的农作物有荏菽、麻、麦子、瓜、秬、秠、麇、芑等。对植物生长周期的观察也很细致，发芽、出苗、抽穗、结实，一一都有描述。而对除杂草和播良种的重视，尤其引人注意。这说明汉民族已经开始成为以农耕为主要生产方式的民族。甲骨文中，“周”字写作“田（四格中各有一点）”，田是田地，四点像田中密植的农作物，可见汉民族的命名是与农业密切相关的。据史载，弃因善于经营农业，被帝尧举为农师，帝舜时他又被封到邰地。弃号后稷，后是君王的意思，稷则是一种著名的农作物名。周人以稷为始祖，以稷为谷神，以社稷并称作为国家的象征，这一切都表明汉民族与稷这种农作物的紧密联系。那么对于稷具体究竟是哪一种谷物的问题，唐宋人多以为稷即穄，是黍的一种，清代经学家、小学家则普遍认为就是高粱，这几乎已成定论。今人又有新说，认为它是禾的别名，也就是粟，去种皮则称小米。这几章修辞手法的多样化，使本来容易显得枯燥乏味的内容也变得跌宕有致，不流于率易。修辞格有叠字、排比等，以高密度的使用率见其特色，尤以“实……实……”格式的五句连用，最富表现力。

　　诗的最后两章，承第五章末句“以归肇祀”而来，写后稷祭祀天神，祈求上天永远赐福，而上天感念其德行业绩，不断保佑他并将福泽延及到他的子子孙孙。诗中所述的祭祀场面很值得注意，它着重描写粮食祭品而没有提到酒（虽然也是用粮食制成），这大约也表明后稷所处的尧舜时代酒还没有发明吧。据《战国策·魏策》记载：“昔者帝女令仪狄作酒而美，进之禹。禹饮而甘之，遂疏仪狄，绝旨酒，曰：后世必有以酒亡其国者。”则中国酒的发明在夏代，此诗的叙述当可作为一个重要的旁证。而烧香蒿和动物油脂这一细节，恐怕也是后稷所创祀典的特殊之处。“上帝居歆”云云，则反映出当时可能有人扮的神尸来享用祭品，可供研究上古礼制参考。全诗末尾的感叹之词，是称道后稷开创祭祀之仪得使天帝永远佑护汉民族，正因后稷创业成功才使他有丰硕的成果可以作为祭享的供品，一结赞颂的对象仍落实在后稷身上，而他确也是当之无愧的。

　　全词以丁玲行踪为脉络。

　　“壁上红旗飘落照，西风漫卷孤城。”开头两句写丁玲来到保安时，已是初冬的景象。在唐诗中，“孤城”多指边城。而“孤城”与“落日”联系在一起，如“孤城落日斗兵稀”（高适）、“夔府孤城落日斜”（杜甫），又往往与抒情主人公思乡的情绪相关。然而在这首词中，“孤城”指保安，没有传统的意味。因为保安这座昔日的“孤城”，在红军长征胜利到达陕北后，进驻了大批人马，成为中共中央和红军首脑机关的所在地。虽然已经是“西风漫卷”——初冬的天气，保安城却一派生机。“壁上红旗飘落照”，首句就给人以红旗飘飘、森严壁垒的感觉。现在，丁玲已经来到革命大家庭，呼吸着自由的空气了，句中隐含欣慰之意。“红旗”在毛泽东笔下是使用频率很高的一个词，是红色政权的象征。“西风”也是毛泽东常用的意象之一，本指秋风，也可以指初冬的风。其他的名句还有“西风烈，长空雁叫霜晨月”（《忆秦娥·娄山关》）、“六盘山上高峰，红旗漫卷西风”（《清平乐·六盘山》）等。古人认为，西方主兵，在五行中对应于金。“是谓天地之义气，常以肃杀而为心。”（欧阳修《秋声赋》）“西风漫卷孤城”，用毛泽东的话说，就是还有仗打，这就为以下写丁玲的从军作了铺垫。

　　传统诗词写法，是“说一说，加画一画”。（流沙河语）前面两句已经画一画，接下来就说一说——“保安人物一时新”，这句话是由丁玲的到来引起的，是说丁玲的到来为保安的革命队伍增添了新鲜血液。但又不仅仅是说丁玲。自从红军胜利完成了二万五千里长征，在中国的西北竖起了大旗，就不断有人越陌度阡，奔赴延安。所以丁玲的到来，才有这样隆重的欢迎仪式。丁玲后来回忆说，那时的感觉完全是被温暖包围着、被幸福浸泡着，只有一个念头：到家了！

　　“洞中开宴会，招待出牢人。”两句写欢迎宴会的情景。据亲历者讲，当天的宴会是在一个四五十平方米的窑洞里举行的。作为窑洞是够大了，可是作为会场还是有限的。这两句可以说是质木无文，却也因其朴素，转觉真切，甚至有点幽默。“洞中开宴会”，条件是艰苦的，同志的爱却是真诚的。这使人想起曹操《短歌行》的吟咏：“越陌度阡，枉用相存。契阔谈宴，心念旧恩……山不厌高，海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词中称丁玲为“出牢人”，当然是实话实说。但至少包含两重意义，一重是丁玲坐过国民党的监牢，为革命吃苦了，有表示慰问的意思。另一重是丁玲终于被营救出来，重新获得自由，有表示庆贺的意思。

　　下阕对丁玲的过去与现在作了高度的评价。“纤笔一枝谁与似？三千毛瑟精兵”是对丁玲过去创作成就的高度赞扬。“毛瑟”是指德国毛瑟工厂所制造的步枪和手枪。孙中山在1922年8月24日《与报界的谈话》中说“常言谓：一支笔胜于三千毛瑟枪”毛泽东借用了这句话。“阵图开向陇山东”是指宴会后，丁玲随红军到了陇东前线。“昨日文小姐，今日武将军”，这是对丁玲今后选择的充分肯定和热情赞赏，言简意赅地表现了丁玲的这种转变。

　　全诗写得轻松自如，同时又与丁玲的身份很吻合。毛泽东在这首质朴、清新、畅达的诗中为读者成功地塑造了一位中国现代新女性形象，体现了毛泽东对丁玲的欢迎、重视、信任和礼赞，同时也绝不限于这一位女作家，而是体现了毛泽东对所有投身革命的知识分子的支持与鼓励。

　　辛弃疾此首《菩萨蛮》，用极高明之比兴艺术，写极深沉之爱国情思，无愧为词中瑰宝。

　　词题“书江西造口壁”，起写郁孤台与清江。造口一名皂口 ，在江西万安县西南六十里。词中的郁孤台在赣州城西北角，因“隆阜郁然，孤起平地数丈”得名。“唐李勉为虔州（即赣州）剌史时，登临北望，慨然曰：‘余虽不及子牟 ，而心在魏阙一也。’改郁孤为望阙。”清江即赣江。章、贡二水抱赣州城而流 ，至郁孤台下汇为赣江北流，经造口、万安、太和、吉州（治庐陵，今吉安）、隆兴府（即洪州，今南昌市 ），入鄱阳湖注入长江。

　　“郁孤台下清江水。”起笔横绝。由于汉字形、声、义具体可感之特质，尤其郁有郁勃、沉郁之意，孤有巍巍独立之感，郁孤台三字劈面便凸起一座郁然孤峙之高台。词人调动此三字打头阵，显然有满腔磅礴之激愤 ，势不能不用此突兀之笔也。进而写出台下之清江水。《万安县志》云：“赣水入万安境，初落平广，奔激响溜 。”写出此一江激流，词境遂从百余里外之郁孤台，顺势收至眼前之造口。造口，词境之核心也。

　　“中间多少行人泪。”行人泪三字，直点造口当年事。词人身临隆祐太后被追之地，痛感建炎国脉如缕之危，愤金兵之猖狂，羞国耻之未雪，乃将满怀之悲愤，化为此悲凉之句。在词人之心魂中，此一江流水，竟为行人流不尽之伤心泪。行人泪意蕴深广，不必专言隆祐。在建炎年间四海南奔之际，自中原至江淮而江南，不知有多少行人流下无数伤心泪啊。由此想来，便觉隆祐被追至造口，又正是那一存亡危急之秋之象征。无疑此一江行人泪中，也有词人之悲泪啊。

　　在“西北望长安，可怜无数山。”中，长安指汴京。本句是诗人因记起朋友被追而向汴京望去，然而却有无数的青山挡住了诗人。境界就变为具有封闭式之意味，顿与挫级有力。这两句诗表达了诗人满怀忠愤的情感。

　　“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赣江北流，此言东流，词人写胸怀，正不必拘泥。无数青山虽可遮住长安，但终究遮不住一江之水向东流。换头是写眼前景，若言有寄托，则似难以指实。若言无寄托，则遮不住与毕竟二语，又明显带有感情色彩。周济云：“借水怨山。”可谓具眼。此词句句不离山水。试体味“遮不住”三字，将青山周匝围堵之感一笔推去，“毕竟”二字更见深沉有力。返观上阕，清江水既为行人泪之象喻，则东流去之江水如有所喻，当喻祖国一方。无数青山，词人既叹其遮住长安，更道出其遮不住东流，则其所喻当指敌人。在词人潜意识中，当并指投降派。“东流去”三字尤可体味。《尚书·禹贡》云：“江汉朝宗于海。”在中国文化传统中，江河行地与日月经天同为“天行健”之体现，故“君子以自强不息”。杜甫《长江二首》云：“朝宗人共挹，盗贼尔谁尊？”“浩浩终不息，乃知东极临。众流归海意，万国奉君心。”故必言寄托，则换头托意，当以江水东流喻正义所向也。然而时局并不乐观，词人心情并不轻松。

　　“江晚正愁余，山深闻鹧鸪。”词情词景又做一大顿挫。江晚山深，此一暮色苍茫又具封建式意味境界，无疑为词人沉郁苦闷之孤怀写照，而暗应上阕开头之郁孤台景象。。

　　此词写作者登郁孤台（今江西省赣州市城区西北部贺兰山顶）远望，“借水怨山”，抒发国家兴亡的感慨。上片由眼前景物引出历史回忆，抒发家国沦亡之创痛和收复无望的悲愤；下片借景生情，抒愁苦与不满之情。全词对朝廷苟安江南的不满和自己一筹莫展的愁闷，却是淡淡叙来，不瘟不火，以极高明的比兴手法，表达了蕴藉深沉的爱国情思，艺术水平高超，堪称词中瑰宝。

　　《苦寒行》在《乐府诗集》中属《相和歌·清调曲》。《乐府解题》说：“晋乐奏魏武帝《北上篇》，备言冰雪溪谷之苦。其后或谓之《北上行》，盖因武帝辞而拟之也。”原辞为曹操所作，是公元206年（建安十一年）春正月北征高干时写，表现了行军时的艰苦情况。陆机的这首诗即是对曹操原辞的模拟。全诗的主题是刻划“行役人”，也即北征战士在寒冷季节忍饥受冻、餐风露宿的凄苦景况，因此诗人的用笔着色都围绕这一点而展开。

　　开篇两句，是全诗的交待，有地点（幽朔）、时间（凉冬）以及所要描写的重心（多险难），以下十四句就针对“险”和“难”二字进行铺陈排比。北征战士穿行于北方的山谷中，一会儿深入谷底，一会儿仰攀高峰，道路崎岖不平，又凝结了厚厚的坚冰，积雪笼罩着起伏的山峦。山岩缠绕浓重的阴云，阵阵寒风在树林中穿越，发出凄厉的悲鸣。天色阴沉，不见日光，偶有几声寒鸟的哀叫以及野兽的吼声。天色晚了，战士们凭树支帐而宿，渴饮坚冰，饥餐风露。更兼长年征战在外，对故乡亲人的思念，绵绵无尽，却又难通消息，对方是死是活都不得知，于是诗人充满了同情地长叹一声：“剧哉行役人，慊慊恒苦寒。”结尾与开头紧密地照应在一起。

　　这首诗比较鲜明地体现了陆机诗歌创作的特色。首先是对偶的使用。清代叶矫然说：“六朝排偶，始于士衡”。排偶不一定始于陆机，但陆机确于此最见特色。这首诗除了开首二句和结尾四句，中间部分几全用对偶，显示了陆机过人的才思。不过，陆机虽有意写对偶，却不十分板整，往往在轮廓上整对，而字与字之间并不讲究。如“不睹白日景”两句。明代何景明说：“陆诗体俳语不俳”，很得其实。所以虽全篇为对，读去并不觉很呆板，古朴之气穿插其间，使诗歌具有一种感人的气势。其次，是赋法的采用。赋法就是铺叙，铺陈排比、罗列事物，这本是汉大赋的主要手法，陆机却吸收来运用在诗歌里，这样就使诗歌获得繁褥厚重和光采辉煌的效果。当时人说读他的诗好像“玄圃积压，莫非夜光”就是夸赞这一点。这首诗在开头交待出“险”和“难”之后，即从俯、仰、闻、睹以及战士们的饥渴、住宿等多方面进行铺陈，欲说尽说透，不仅加深了读者的印象，也增加了诗歌的容量。沈约《宋书·谢灵运传论》说他的诗“缛旨星稠，繁文绮合”，萧绎《金楼子·立言篇》说他“辞致侧密，事语坚明。意匠有序，遗言无失。”刘勰《文心雕龙》说他“才欲窥深，辞务索广。故思能入巧而不制繁。”可见这一种特色为前人所公认并多有奖饰。第三，此诗还表现了陆机语言上的特色。陆机诗歌基本不用常语、口语、俗语，而大量使用书面辞汇、成辞等。将此诗与曹操的那首相比即可见出二者的区别。曹诗用了许多口语、散句、如“溪谷少人民，雪落何霏霏！延颈长叹息，远行多所怀。我心何怫郁，思欲一东归”。陆机此诗则用许多对偶代替，并且字词也工于锻炼，如“凝冰”、“积雪”、“恒鲜欢”等等。曹诗有大量的虚字，陆诗则几舍弃不用，而以实词代之，文人化特色很鲜明。另外，陆机还善于锻炼动词，以加强警动的效果。如“结”、“被”、“兴”、“鸣”、“凭”、“临”等。清人厉志说他“字字有力，语语欲飞”，虽略有夸张，也还是反映了陆诗的总体面貌的。

　　不过陆机有时过于侧重技巧，而忽略了对诗情的疏通，尤其是他的一些拟古诗，本来的目的就是通过模拟以锻炼自己某一方面的技巧，因此对其余就不顾及。如这首诗，“离思”应该是最易出诗情，也最应为诗人全力把握的重点，但陆机却仅以淡淡的两句带过，是很可惜的。

　　陆机对于诗歌的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经验和法规，他加强了诗歌的文人化倾向，促进了诗歌向格律体的进展，他是由古诗向近体诗发展过程中的开启者之一，因此，他应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一席重要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