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诗是评论幽僻清冷的诗歌风格。大凡万古言情之作，皆凄切如秋虫之悲鸣；抚写境象，也凄凉如山鬼的零泪。前二句泛叙古今悲情，构造出一片悲愁哀苦的境界。一般认为这两句是在说李贺，因李贺诗中常有“秋虫”、“山鬼”的意象；也有认为指李贺、孟郊二人，因孟郊常以“秋虫”自喻。这两句可解释为泛说全体这类相似风格的诗人。 孟郊、李贺都穷愁不遇，作诗都好苦吟，诗风都较幽冷。 穷愁本是人生不幸，无可厚非，问题在于如何处穷。元好问的态度非常明确，认为应该是“厄穷而不悯，遗佚而不怨”（《杨叔能小亨集引》）。孟郊、李贺显然没有如此泰然，寒乞之声不绝于耳，诗境幽冷凄婉。元好问反对幽僻凄冷的诗歌境界，即他所说，“要造微，不要鬼窟中觅活计”（卷五十四《诗文自警》）。孟郊诗歌可谓造微，但他所得不过是秋虫之类幽微之物。李贺也是如此，有些诗篇正是从“鬼窟中觅活计”。孟郊、李贺的这种诗风，与元好问尚壮美、崇自然之旨相背，故元好问讥评之。
后两句“鉴湖春好无人赋，夹岸桃花锦浪生”，正如宗廷辅所说，是“就诗境言之”。“夹岸桃花锦浪生”是李白《鹦鹉洲》中的诗句，元好问借此来形容鉴湖（又名镜湖）春色，展现的是与孟郊、李贺迥然不同的开阔明朗、清新鲜活的境界。“无人赋”三字又表明，他的批评对象绝非孟郊、李贺个别诗人，而是以他们为代表的中晚唐贫士文人，特别是与孟郊近似的一些诗人。 由此可见，该诗是通过孟郊、李贺来批评中晚唐穷愁苦吟一派诗人，没有盛唐开阔明朗气象，而流于幽僻凄冷。
“琼姿只合在瑶台，谁向江南处处栽？”琼姿，这是古诗词中的常用词了，谓瑰丽的姿容，通常只用于梅花。不过，诗的首联，却一点也不因这措辞的常见而显得平凡：神话中的昆仑山，上有瑶台十二座，皆以五色彩玉筑成；梅花既有瑰丽的风姿，那么就本该（合，应该）充任瑶台上的琼玉，至于它们为何不留居在飘渺的仙山，却被不知哪位仙家之手，栽向了江南的处处山林，这，可真是个令人大惑不解的疑问！这二句，给凡间的梅花，赋予了谪仙的身份，使它们纵然已降生到地上，却终究是超凡出尘、气质异于俗中众花。若不是诗人对梅的品行理解至深，安能作此奇想、出此奇语、发此奇问？至于为何只说栽于江南，而不说栽于天下，这，也可算得个疑问：大概，诗人一生足迹不出江南，在他的心目中，只有这片山川钟秀、人杰地灵的广土，才最适宜迎接梅的降临？
“雪满山中高士卧”，梅花到底还是来到了人间，不过，它们既然是夙具仙骨，当然也不屑在尘埃之中生长；远离人迹的烦嚣，栖住到大雪铺满的深山，这，才是这位孤高拔俗的隐士的愿望。常人说到梅花，总不免提什么“傲霜斗雪”，其实，梅花又何尝逞勇好斗？雪满山中，它们却稳稳地酣卧，何尝把大雪放在心上？大雪又怎配做它们的对头？“月明林下美人来”，梅花到底是花的一种，是世人愿意亲近的美人，不过，这美人既然是仙子下凡，俗人当然不能轻易窥到，若去闹市中寻觅，无异于水中捞月。你须得摒弃一切俗念，退身到清风明月的林泉之下，那时，你才能见到她款款而来，神情是那么超朗闲雅，容貌是那么清秀动人，一如《世说新语》中的咏絮才女谢道蕴，“神情散朗”，有“林下风气”。
“雪满山中高士卧，月明林下美人来。”请反复吟诵这千古名句，请反复体味其中的含义：独立而无惊、无憾的高士，秀雅而不艳、不俗的美人，梅花的高洁精神，不正化身于这二者而得到了最生动的显现了吗？
“寒依疏影萧萧竹，春掩残香漠漠苔。”这二句是分承上二句，再作进一步的申说，其原来的含义，应该是如下：山间的苍苍秀竹，自不会放过与高士交结的机会，它们把自己萧萧竹声中的清寒，奉献给梅花的身影，好让那疏朗的梅影得了清寒的依附，更显得仪态高峻；山间最不起眼的漠漠青苔（漠漠，密布之貌），也知道爱怜美人，当她完成了报春的使命，零落的花瓣半蚀于春泥之时，它们也会把自己身携的微微春意，轻轻遮掩在她残留的清香之上，好让无意争春的美人，也多少领受点春的回报。这二句的正常顺序，本来也该是“萧萧寒竹依疏影，漠漠春苔掩残香”，殊不料，诗人却把“寒”与“春”提炼到醒目的句首，显得这二者才是依托于“疏影”、“残香”的梅之魂魄，而遗于句尾的“竹”、“苔”，倒成了这二者蜕下的躯壳。次序一变，诗的境界顿异，诗人的笔法，真是老到。
“自去何郎无好咏，东风愁寂几回开？”何郎，指南朝的诗人何逊，作有《扬州法曹梅花盛开》等诗，虽然他不是第一个咏梅者，但诗人大概认为梅花的“好咏”（佳作）自他而始。在何逊之后，诗坛上当然也不乏“好咏”，但诗人在这里说梅花自从何逊去了便不逢知己，使自己不禁要问它们在漫漫的岁月里，寂寞愁苦地在东风中开落了多少回，似乎近千年来只生出自己一个梅花的知音——这，说他目无古人、过于自负，也未尝不是；但若没这份空前的自信，又如何有胆量抛开古人的陈规所限，别创出这千古佳作？况且，佳作既已咏成，就算他真的笑傲古人，古人到底也指摘他不得！
具体的梅易写，抽象的梅难说；梅之形态易赋，梅之精魂难摄。何也？诗人若不先禀有梅的灵性，又安能窥到梅的灵魂深处？因此，由此意义上说，读者最该佩服的，倒不在诗人手笔的高妙，而应是诗人襟怀的高洁；读者在梅的“疏影”之上，也更该细看是否有诗人自己的身影在“依”着。
临末还有一点说明。注家谓：“雪满山中”句，出自东汉袁安卧雪之典；“月明林下”句，出自隋朝赵师雄在月夜林中逢美人饮酒、醒来在大梅树下之典。（见清人金坛《高青丘诗集注》）其实，袁安卧雪在城中，而不在山上；赵师雄所遇的美人，与赵在酒肆中狎饮，岂可算梅花的化身？清人寻出的典故，多有胶柱鼓瑟之病，今悉不取。
这首词的写法是：“紧扣别宴，思前想后”。他把离别的情绪融贯到对过去的回忆和对前途的想像之中去，不同一般，别有一番风味。
词的上片由别宴写起，进而追忆到过去相聚的时日。一开篇就说船已经挂起帆来了准备离去，久久不能离去，只是一杯杯地饮着好友送别的酒。这就把不得不离去又不忍离去的矛盾心理形象地表现出来。为什么“张帆欲去”？因为“携家作客真无策”、“长乘舴艋竟安归？”（《元日》）词人在战乱之中，携家南奔，屡次寄居，终非长策，但却非走不可。为什么“仍搔首”？因为与义和大光友情诚笃，不忍分别，所以搔首踟蹰。这里词人很自然地追忆起在腊月间相聚的时日，朋友们饮酒赋诗；同时，更盼望着春天的到来，以与友人更好地流连吟咏，然而春天到了，桃花才吐蕊，而自己却要与友人告别了！“匆匆”之中，包含了无限惜别之意。“吟诗”两句，清刘熙载《艺概。词曲概》赞为“好在句中”，就是说其本身即为佳句，不待上下文关照，自然映发，自见妙处。
词的下片仍写别宴。写过了酒，紧接着从歌上落笔。古人送别时唱“骊歌”，如苏轼《江城子。孤山竹阁送述古》所写“且尽一樽，收泪听《阳关》”宋代州郡长官设宴，有官妓陪侍，歌舞酒声远远飘去，可见宴会的盛大，此“歌声”就是歌妓所唱。“歌声频为行人咽”，临别之际，歌妓也为之动情，几度呜咽不能成声。因此感动了词人：“记著樽前雪”。“雪”为“雪儿”省略，而“雪儿”又是指代歌妓的。雪儿为隋末李密歌姬，善歌舞，能够根据音律填词而歌，称“雪儿歌”，后来泛指歌妓。词人因歌而记着歌者，即记着此别，记着饯别的主人，一语而三得。酒醉人，而歌声也足以醉人。“明朝酒醒大江流”，此笔回旋一转，想到明朝酒醒之后，此身已随舟漂到湘江。此行何去？相距一百二十里的衡州（今衡阳）是第一站。
“满载一船离恨向衡州”：载人而曰“载离恨”，“离恨”而曰“一船”，“一船”而且“满载”，即满载离恨表达了作者不忍惜别的情意，与首句“张帆欲去仍搔首”紧密关连，也同作者《别大光》诗的“滔滔江受风，耿耿客孤发”相补衬。这最后两句，化用苏轼在扬州别秦观的《虞美人·波声拍枕长淮晓》词的“无情汴水自东流，只载一船离恨向西州”，而这里情感更为丰富。运用前人成句时切忌字句意义完全相同，但又不可距原句意思过远。与义此处构句可谓运用前人之后，却自然切合己事，变化处又别出心裁，较之上片之结，艺术上也不相上下。
这是一首古诗，前四句运用反衬、对比手法，抚今追昔，感慨今日的沧桑，流露出诗人遭贬南行的惆怅落寞情怀。“去年上巳洛桥边，今年寒食庐山曲。”农历三月三日为上巳节，这一天按古风要去水边祓除修禊，驱除鬼魅，同时也是文人聚会吟咏的日子。去年那一日，诗人还在洛水边参予修禊盛事，与同朝文士饮酒赋诗，享尽荣华，而今却已是遭贬谪之人，独自在庐山脚下度过此清明寒食节。“去年”，“今年”，对比鲜明。一年之隔，诗人处境大不相同，诗中虽只字未提遭贬之事，但通过地名“洛桥边”与“庐山曲”的对照，失意之态清晰可见。寒食节正是百草千花的大好时节，眼前又有景色秀丽的庐山，诗人毫无欣赏兴致，反念于“去年”上巳洛桥边修禊事，对京华游乐的追忆和向往，也透露出诗人此时内心的孤独凄切，三四句是想象中的京华与眼前的现实相对照。第三句上承首句而发，巩县在洛水西岸，为洛阳近畿之地，诗人由“去年”的洛桥修禊，联想到“今年”繁华的京洛风物，“去年”底离开洛阳时，还是隆冬时节，此时已是春归大地了，洛阳城内，应是满城飞花、春意盎然了。“遥怜”二字，写诗人身为逐臣，不忍离京却无奈被逐出京，此时身在江州，回望京洛，只能遥遥寄情于花树了。江州古属吴地，故诗中称江中小洲为吴洲，诗人身在江州，回望京华，遥怜洛阳草木花树，但眼中所见，唯江中小洲，一片新绿而已。后四句感物思归而不得，抒发断肠之悲。先重复“吴洲春草”以承上启下，诗人有感于眼前春光，归思更切，“感物思归怀故乡”是诗中的情感主线，“故乡”，即指洛阳，宋之问虽不是洛阳人，但他长期在此生活，感情深厚；同时相对于他即将要去的南方而言，整个北方、整个中原都是他的故乡。结句“驿骑明朝发何处？猿声今夜断君肠。”自我设问，感情痛切哀婉，身为逐臣，想返回京洛是不可能的，明朝骑马上路，只能依然南行，因此夜闻清猿悲啼，更添肠断之痛。
此诗前四句侧重于“感物”，着力渲染满眼春光，逗起今昔之思，以洛水修禊与庐山寒食的对比；后四句侧重于“思归”，直抒满腹乡愁。字里行间流露出对遭贬南行的哀伤，情思深婉含蓄，语言清丽自然，具有较强的艺术感染力。
旧时有蜀国国王化身杜鹃悲啼的传说。这可能是前人因为听得杜鹃鸣声凄苦，臆想出来的故事。此篇咏写子规，就从这个故事落笔，设想杜鹃鸟离去繁华的国土，年复一年地四处飘荡。这个悲剧性的经历，正为下面抒写悲慨之情作了铺垫。
由于哀啼声切，加上鸟嘴呈现红色，旧时又有杜鹃泣血的传闻。诗人借取这个传闻发挥想象，把原野上的红花说成杜鹃口中的鲜血染成，使用了夸张的手法，增强了形象的感染力。可是，这样悲鸣也不可能有什么结果。故国春来，依然是一片草木荣生，青葱拂郁，含烟吐雾，丝毫也不因子规的伤心而减损其生机。“草似烟”是运用了比喻的修辞，形象生动。这里借春草作反衬，把它们欣欣自如的神态视为对子规啼叫漠然无情的表现，想象之奇特，更胜过前面的泣花成血。第二联中，“他山”与“旧苑”对举，一热一冷，映照鲜明，更突出了杜鹃鸟孤身飘荡、哀告无门的悲惨命运。
后半篇继续多方面地展开对子规啼声的描绘。不同的地方，持续的鸣叫，它就是这样不停地悲啼，不停地倾诉自己内心的伤痛，从晴日至阴雨，从夜晚到天明。这一声声哀厉而又执著的呼叫，在江边日暮时分传入船上行人耳中，不能不触动人们的旅思乡愁和各种不堪回忆的往事，叫人黯然魂消、伤心欲泣。
从诗篇末尾的“湘江”看，这首诗写在今湖南一带。作者罢官，流寓荆南，这首诗反映了他仕途失意而又远离故乡的痛苦心情。诗歌借咏物托意，通篇扣住杜鹃鸟啼声凄切这一特点，反复着墨渲染，但又不陷于单调、死板地勾形摹状，而能将所咏对象融入多样化的情景与联想中，正写侧写、虚笔实笔巧妙地结合使用，达到“状物而得其神”的艺术效果。这是对写作咏物诗的有益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