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子》《列子》二书中都记有这样两个有趣而发人深省的故事。一说，列御寇为伯昬（昏的异体字）无人射，列子技艺精湛，手平如砥，甚至能放一杯水在肘上，箭方去而未至靶，杯水又重新落到肘上。然而伯昬无人说“是射之射，非不射之射也”。于是他“登高山，履危石，临百仞之渊，背逡巡，足二分垂于外”，列子惊怖，伏地汗流至踵。伯昬无人就说：“那些与天道同一的至人，上窥青天，下潜黄泉。挥斥八极，神气不变。现在你害怕得直瞬眼睛，可见你内心未明自然之理，不够充实啊。”另一则故事说孔子观乎吕梁，悬瀑三十仞，流沫三十里，连鼋黾鱼鼈之属都不敢过，然而却有一个男子在其中戏水，孔子以为他想自杀，命弟子去岸边救他，那人却上了岸，披发而歌，游于塘下。孔子问他：“游泳有“道”没有？”那人回答：“并无所谓道。只因从小生长于水边，所以能安于水。唯因顺从水之道而无我见存在，所以下水就能不知其然而然，与水化为一体。”这两个故事，曾被历代诗人无数次地运用过，但是却很少见有人能像谢灵运《富春渚》诗这样，用得如此灵活而贴切。
别过了始宁故宅，灵运又浮舟西南行，进入桐庐富阳县境的富春江。富春江有两个特色，一是清，二是险。梁吴均《与宋元思书》曾状其景：“水皆缥碧，千丈见底；游鱼细石，直视无碍；急湍甚箭，猛浪若奔。夹岸高山，皆生寒树，负势竞上，互相轩邈，争高直指，千百成峰。”正写出了这两方面的特色。山水是自然形态的东西，而以之入诗文，则不可避免地染上作者的主观色调。既清且险的富春山水，在卓荦不羁的吴均眼中合成了自由竞荣，勃勃生气的清奇，所谓“奇山异水，天下独绝”。在游子羁旅的孟浩然笔下则是“野旷天低树，江清月近人”，一片清怨；然而在刚为险恶的政治风浪抛掷出来，恃才傲物，一肚子不合时宜的谢客眼中，则是另一番景象。
夜中，诗人渡过了富春东三十里的渔潭浦，清晨舟抵富阳城外。六七十里外的定山、赤亭山是富春名胜，但诗人并不往游，只是向峰顶那缅渺的云雾远远一望，又匆匆驶去。起四句连下“宵济”，“旦及”、“无淹薄”三字，可见富春秀色，此时对意兴索寞的诗人来说并引不起多大兴趣，而远山上那萦青际白的云雾，似乎正象征着他不绝无尽的愁绪。忽然水势突变，逆流而上，惊浪急湍撞击着去舟；而崖岸曲折，参差凹凸，更处处阻遏着行程。这景象真是惊心动魄，诗人自己也不知如何飘过了这一段险泷，不禁深自庆幸：尽管自己并没有伯昬无人那种履险若夷的定力，却竟然如吕梁男子般惊险地闯过了这难关。待得惊魂稍停，他倒是悟出了一条至理。《易·习卦》：“水洊至习坎”，《艮卦》又说“兼山，艮，君子以思，不出其位”，“艮其止，止其所止”。意思是，虽有重险悬绝，而水仍相继而至，这是因为水性已习惯了山坎的缘故。艮即止义，两山相重，正象征着止息之义，君子当因此而引起思索，行于所当行，止于所当止，不要越过了自己的本位。《易》象正揭示了刚才经历凶险一举的内在含义。如果自己真能像伯昬无人与吕梁丈夫一样，内心元气充实，与自然合一，完全忘掉物我、利害、险夷之间的差别，顺乎自然之理，使行动与之不期而合，那么虽然多历风险，也可达到履险若常的境地。推而广之，生活亦正同于行舟，也当顺应自然之理，那么对不久前经历的仕途风波正不必如此耿耿于怀，怨天尤人。自己平生之志本在幽栖养生，二纪之前只因意志薄弱而出山，从此就困顿于世俗之事。希求为入仕干禄已过久了，直至今天总算有了机会实现对友朋许下的远游轻举的诺言。想到这里，诗人感到蛰伏已久为世事蒙蔽的宿愿渐渐得到了舒展生发，顿时眼前的万事就如枯叶朽枝般零落不足道了。思念及此，诗人感到胸怀开张，心地光明，就如庄子所说的神明虚空无所怀的神人一样，忘掉了自身存在而任物推移。从此就只要如那蛰伏以存身的龙蛇，以屈而求伸的尺蠖那样与世委蛇，善养天年就是了。
经过了富春渚后，谢客其实没有真能如诗中所说那样达到超人的境界。甚至就在浮江之际，他恐怕也未曾真正获得心理上的平衡。诗中所言，充其量，也只是即景生想，从理念的观照中得到一种感情的宣泄，这在谢诗其他各篇中不难看到。然而就作诗时一刹那间的感触而言，他却确实达到了情景理的圆融无碍。
全诗实分三个层次，前六句纪行写景；“平生”以下的最后八句是对自身人生道路的检讨与悟参。二者之间本不相涉，但却因中间四句的四个典故而连成了一体，这四个典，尤其是前面《庄》《列》二典用得十分巧妙。舟行富春山水际，而伯昬一典为山、吕梁一典为水，联想十分自然，且同用《庄》《列》更十分工致。山，水之典甚多，不用其它，而偏用这两个，则是因它们既在形象上深切富春山水的凶险，又暗蕴所以能履险若夷的理念。这个理念在诗中是用“亮乏”、“险过”的形式反说的，更切当时诗人的实感。由反到正，则再接用《易经》中一水一山两典，从而顺理顺章地引出了以下对生活历程的检讨。诗歌用典，从诗骚起即有，建安以后更渐成风气，但是用得典雅、精严，炉锤工致，成为作诗一大法门，却不能不说自大谢始，当然由此也带来了谢诗有时稍嫌晦涩之病。得失二方面在此诗中都反映得甚典型。这又是陶、谢诗风的一大区别。
从今天的眼光来看待司马迁在货殖列传里表达的经济思想，无论如何赞誉也不为过。作为一个历史学家，司马迁还具有那么清晰的经济自由的思想，他关于经济活动以及商人的看法对当下中国也是有极大借鉴意义的。在政府和民间经济的关系上，像“故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诲之，其次整齐之，最下者与之争”这样的观点在时下中国听来也有振聋发聩之感。
司马迁的这个经济自由的思想影响了历代中国人，并且还会继续影响下去。他的民本的思想以及对商人求利平和开放的心态，已经构成了中国传统思想很重要的一部分。这是中华民族的财富。
《货殖列传》是论述春秋末年到汉武帝年间的社会经济史的专章。在序文中，作者驳斥了老子的“小国寡民”的历史倒退论，肯定了人们追求物质财富的合理欲望，并试图以此来说明社会问题和社会意识问题。他认为人们的物质生活需求必然推动社会生产的分工和社会各经济部门的发展，而人的道德行为又是受他占有财富的多少制约的，从而谴责了汉武帝时期的经济垄断政策，抨击了当时以神意解释社会问题的唯心主义观点。
此篇和《伊耆氏蜡辞》都是上古歌谣。所谓的上古歌谣，指产生于原始社会和奴隶社会早期的民间歌谣，是《诗经》以前人民的口头创作。由于年代久远，原始社会的口头创作流传到后世并被记录下来的寥寥无几。现在能见到的上古歌谣，多数是进入奴隶社会以后的产物。见于《周易》的较多，在《尚书》、《礼记》等古代典籍中也偶有记载。上古时期，生产力落后，还没有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的分工，因而还不可能出现后世所谓的“纯文学”。
上古歌谣在思想内容上的最大特色是与现实生活的紧密联系。在艺术形式上，作为古老的民间口头创作，一般都具有字句简短、语言质朴和节奏明快的特点。通过对《弹歌》等的赏析，读者可以更为具体地加深对上古歌谣的认识和了解。
《弹歌》选自《吴越春秋》。《吴越春秋》记载，春秋时期，越国的国君勾践向楚国的射箭能手陈音询问弓弹的道理，陈音在回答时引用了这首《弹歌》。《吴越春秋》为东汉赵晔所著，成书较晚。但从《弹歌》的语言和内容加以推测，这首短歌很可能是从原始社会口头流传下来而经后人写定的。这是一首反映原始社会狩猎生活的二言诗，句短调促，节奏明快，读来很有情趣。
全诗才八个字，却写出了从制作工具到进行狩猎的全过程。
制作工具共分两步。先是“断竹”，即砍伐竹子。由这两个字指引，读者仿佛见到一群围裹着树叶、兽皮的原始先民在茂密的原始竹林旁正手拿骨刀、石斧在砍伐根根竹子。“续竹”是制作过程的第二步。歌中没有交代“断竹”后怎样削枝、去叶、破竹成片，从画面的组接上来讲，从“断竹”到“续竹”，中间已有所省略、承转。所谓“续竹”，是指用野藤之类韧性植物连接竹片两端，制成弹弓。至此，狩猎工具已经制成。以下便接写打猎。
打猎也分两步。先是“飞土”，把泥弹装到弓上打出去。至于泥弹的制作过程，诗中也未作交代，但从“续竹”到“飞土”，可以想见还有一个制作泥弹的环节。“飞土”的目标，或是飞禽，或是走兽，一旦打中，便向猎获物奔去。“逐宍”便是指追捕受伤的鸟兽。“宍”，为古“肉”字，指代飞禽走兽。
根据社会发展史和古人类学的研究，人类学会制作弓箭之类狩猎工具，已是原始社会的新石器时代。那时的人类究竟怎样进行生产劳动和生活的，只能向残存的原始洞岩壁画和上古歌谣以及考古发现中去探寻。在这一点上，这首古老的《弹歌》起到了活化石的作用。因为有了它，后人才得以窥见洪荒时代先民们生产与生活的部分生动图景。
从艺术表现的角度来看，此歌虽仅简短的八个字，却包容了从制作工具到获取猎物的全过程，容量很大，对狩猎的艺术表现也比较成功。当然这种简短是早期书面语言表达尚处于雏形的反映。然而审美具有历史性，以今人的艺术鉴赏眼光来看，可以发现作者不自觉地运用了省略、多用和巧用动词的表现手法。不仅每一句的主语“我们”都省略，更主要的是场景之中以及场景之间的次要过程也省略了。每句以一个动词带出，使画面富于动感，且容易唤起人们对“断”、“续”、“飞”、“逐”动作前后过程的联想。此诗的语言两个字一顿，节奏明快，凝重有力。韵字“竹”、“竹”、“宍”，以入声“-K”收韵，更增加了诗句的凝重感，令人联想起先民们在极端低下的生产力条件和严酷的自然条件下，颇不轻松的劳动场面。
这首词的主题为咏愁之曲，词人上片画人，下片写景，无一愁叹之词，却处处渗透着情愁的气息，字里行间让读者感同身受。
词的上片，词人勾勒出一位浅浅女子的哀婉伤春形象。在这里，词人没有直接描绘女子的容貌，而是以清朝贵族女子的平素所穿的湘裙和其纤纤腰身人手，从侧面展现出女子的姿态容貌，说明此女的俊秀与温柔。下句“独夜背纱笼，影著纤腰画”则交代了时间是晚上，春夜里女子一人在室，细看女子姿态，背靠着丝纱的灯罩，灯光勾勒出女子的纤腰，孤独一影，动静映衬，此画面静谧优美俨然一副思妇相。让人想入画探视，猜想女子为何人而愁，在这孤独的夜里一个人难诉愁情。上片几笔文字落在女子身上之物，而非景物描写，在于刻画女子形象，给读者以朦胧之女子容颜，清晰之愁情丝绪。此谓画人。
下片文笔重在写景，描写女子身边环境。景入眼眸的是沉香燃尽的一瞬，香背袅袅升腾，然后弥散在空气中，犹如女子的愁丝飘散，背已断，情不断。此处说明夜已深，女子还在孤独徘徊。鸳鸯瓦自成双。而女子却是形单影只。此处以双反衬单、以喜衬悲的效果油然而生。已是愁情极致，却还有“花骨冷宜香，小立樱桃下”的冷美景象。下片皆是景物描写，但是词人以花骨比喻女子，立于樱桃花下，静谧而清俗，因愁情而美丽动人。以景喻人，此谓写景。
整首诗在画面上，冷静优美，刻画人物形象上没有冗长的词句，寥寥数笔勾画出内涵丰富女子，笔法细腻。在环境的衬托与渲染上更是给形象增添了愁绪的内涵，让读者通过环境这一介质直通女子的心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