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篇散文。文章主要解释“非非堂”命名的缘由，从中发挥作者崇尚“静”的思想价值。欧阳修认为“心静则智识明”，才能对是与非、表扬与批评采取正确的态度。作者进一步认为，与表扬正确相比，批评错误更为重要，因为言行正确原是君子的本分，而纠正错误才能扶植正气。全文以天平、水、人的耳目三个比喻开端，这种“博喻”的手法，增加了文章一气呵成、豪健俊伟的气势。
文章开头由写静而展开议论。
天平静，称物才能分毫不差；水静，照物才能毫发可辨；人的耳目静，视听才能准确无误。作者用秤、水、耳目三重比喻，证明为人处世只有“心静”，才能“智识明”而不为物欲所蔽，才能明辨是非，做到恰如其分地肯定正确事物，否定错误事物，即文中所说的“是是非非，无所施而不中”。所谓“是是”“非非”，指的是肯定正确、批判错误；歌颂光明，揭露黑暗。倘若二者择一，作者以为宁可没有前者，不可没有后者，因为正确与光明本是君子固有的品质，而批评与揭露可以鞭策人们向上向善，以此说明立身处世只有“心静”而“不为外物玄晃”，摒绝一切私欲杂念，才能心明眼亮，洞察是非。
继而推出文章的主旨：肯定正确的似乎有谄媚吹嘘之嫌，批评错误似乎有讽刺讥笑之嫌，如果万一发生判断上的失误，宁可选择“讪”而不选择“谄”。正确的、好的，是君子所固有的品质，再去肯定他、表扬他，不能给君子增添任何光彩。如果把“是是非非”放在一起来观察，不如说多批评缺点错误更重要。
结尾过渡到洛阳新建西堂，而取名“非非”的缘由，就在于“静”有利于践行“非非之为正”的处世原则，也揭示出静中见真，静能生悲的生活哲理。接着写非非堂营建情况，着重描写非非堂环境的安静以及这安静给作者带来的莫大益处，即“以其静也，闭目澄心，览今照古，思虑无所不至焉”。读者不难领会，非非堂内外清幽的环境，有助于作者安心读书、思考问题、贯通古今、辨别是非。
作为初入仕途的早期作品，文章议论有的放矢，针砭社会上歌功颂德、谄谀成风、粉饰太平等时弊，表明自我人格。作者信仰儒学，笃信名教，首创“君子”“小人”之辩，一事当前，只要道义所在，便会不恤浮议，奋勇向前，诚如其《斑斑林问鸠寄内》诗所说：“横身当众怒，见者旁可栗。”这种“非非之为正”的人格力量，受到苏轼的赞许（见苏轼《刘壮舆长官是是堂》诗），也遭到明人杨慎的非议（见杨慎《欧阳公非非堂记》）。作者一生诚如王安石《祭欧阳文忠公文》所称“果敢之气，刚正之节，至晚而不衰”，他的人格净化了宋初污浊的社会风气，培育了宋人砥砺名节的士林新风。
全文写作打破樊笼，自创新路，运用精辟的比喻，逐层深入，语言平易，含意深远。
开头两句交待自己与苏州的因缘。平平叙事，颇有民歌风味。读来似乎是庆幸自己因王程之便而得游赏吴中佳胜，实际上却是为下文翻出感慨作势。“王程”二字已微露端倪。
“半世三江五湖掉，十年四泊百花洲”。杨万里于1154（绍兴二十年）中进士，初授赣州司户，继调永州零陵萃，以后历任内外官职，奔走于江湖间，到写这首诗时，已经半世(指一个人的半生)之多；十来年间，因主程所经，曾四次泊舟于百花洲畔。这一联用秀朗工整之笔概括了自己的漂泊羁旅的生活，其中含有身世之感，但调子并不沉重，毋宁说还带有一点悠然自赏的意味。从眼前的胜游回顾半世以来的行踪，从眼前的百花洲联想到所历的三江五湖，时间、空间都延伸扩大了。这一联在对仗上句法上有两个明显的特点，一是多用数目字成对，如“半”对“十”“三”对“四”“五”对“百”；二是上下句的句法并不同(下句的“泊”是动词，与上句的“江”为名词不同，五湖棹与百花洲也有所不同，平仄也不调)。这样一种对仗，表现出诗人的巧思，具有一种轻快流利、拗折错落的美感。
“岸傍杨柳都相识，眼底云山苦见留。”颈联承“四泊百花洲”突出自己对这一带风物的熟悉。明明是诗人认得岸旁杨柳、依恋眼底云山，却故意将景物拟人化，从对面写来，说成是岸旁杨柳都认得自己，眼底云山也依依挽留。这样写，既饶情致，又不落套。诗人对此间风物的深情也更进一层地得到表现，运用移情于物的手法，诗人将主观的情感移到事物上，反过来有用被感染的事物衬托主观情绪，使物我合一，浑然一体。
“莫怨孤舟无定处，此身自是一孤舟。”尾联承“半世三江五湖棹”从眼前泊岸的孤舟兴感，说别再埋怨孤舟漂泊不定，将自己载往三江五湖，要知道，自己原就是一只不系的孤舟。上句先放开一步，下句却透过一层，揭示了事情的底蕴。这个结尾，将“四泊百花洲”所引起的感触与联想凝聚到一点上：身如孤舟，漂泊无定，从而点明了全诗的主旨。
这首词抒发了作者收复祖国山河的雄心和壮志难酬的悲愤。上片写重游太湖的感触。太湖之景天下胜，而今沦陷，可自己又报国无门，只好终老江湖。下片着重抒情，作者先用鲈鱼、美酒来强调太湖的美和平静的生活，接着写和平生活遭受破坏，激起报国雪耻的爱国热忱。全篇悲怆激愤，波澜起伏，首尾呼应，唱出了爱国志士的心声，风格沉雄、豪放。
此词系题于吴江桥上，因而全篇紧紧围绕江水立意。“平生太湖上，短棹几经过”，这里的“几”含有说不清多少次的意思，它与“平生”“短棹”配合，把往日太湖之游写得那么轻松愉快，为下文抒写愁绪作了铺垫。“如今重到，何事愁与水云多”，陡然转到当前。接下去的词句是感情的连续抒发。一方面留下悬念，另一方面先把感情凸显出来产生感染力。
“拟把匣中长剑，换取扁舟一叶，归去老渔蓑”，以剑换舟，暗示报国无门，只好终老江湖。但是这三句用“拟”字领起，分明说只是打算。“银艾非吾事，丘壑已蹉跎”，这两句申足前三句句意：先说自己无意做官，后说归隐不能。上片把出处进退的各个方面都已说尽，全篇似乎可以就此收束，然而作者并没有说明，他何以有进退之想，以及最终是进是退，这又预示着必有新意要说。用这种似收似起的句子结束上片，是填词家所追求的胜境。
下片起头“脍新鲈，斟美酒，起悲歌”三个三字句，音节疾促，势如奔马，作者的感情从中喷涌而出。“脍新鲈”字面上直承“渔蓑”“丘壑”。不过上边已说“归去老渔蓑”未成，”丘壑”之隐也已蹉跎，因而它同上片又好像无关。这种似承似转的过片法，也是大手笔的绝技。从内容着眼，“新鲈”“美酒”都是至美之饮食，但后面接上的是“起悲歌”。此所谓以乐衬悲、愈转愈深者也。“太平生长，岂谓今日识兵戈”，这里开始回答“何事愁与水云多”，也呼应“平生太湖上，短棹几经过”。“岂谓”表达作者没有想到、出于意外。全句意谓自己生长于太平盛世，万万没有想到今天饱尝了兵戈之苦。
“欲泻三江雪浪，洗胡尘千里，不用挽天河。”“挽天河”出自杜甫《洗兵马》“安得壮士挽天河，净洗甲兵长不用”。杜甫这首诗，是东、西两京收复后，官军继续进击安、史叛军时所写，设想天下大定之后，便如周武王既克殷，可以“偃干戈，振兵释旅，示天下不复用”（《史记·周本纪》）。词用这句气势磅礴的“挽天河洗甲兵”，移用于“净洗胡尘”，这是一个改造；接着又说“不用挽天河”。只须“泻三江雪浪”去“净洗胡尘千里”。这又是一个改造。以“三江雪浪”这一“本地风光”代替“天河”，构想新奇。南宋爱国诗词运用“挽天河”这个出典，多只用其字面，要“洗”的已不是“甲兵”，而是蒙了“胡尘”的山河。这首之外，如张元斡词《石州慢·己酉秋吴兴舟中作》“欲挽天河，一洗中原膏血”，陆游诗《八月二十二日嘉州大阅》“要挽天河洗洛嵩”都是。不过，这三句用“欲”字领起，也分明说只是有此打算。正因为有了这一打算，上片中所说的以剑换舟的打算才未实现，丘壑之隐也才蹉跎。结尾“回首望霄汉，双泪堕清波”，“霄汉”这里暗指朝廷，作者满怀报国志向，可是面对朝廷只能使浓愁变成伤心的双泪，因为统治者并不允许人民通过战斗收复失地，作者的一切设想，也都因朝廷的妥协投降而变成了泡影。
这阕词慷慨悲壮，每个字的后面都激烈跳荡着一颗被压抑的爱国心。词中不断掀起的波折，反映了在国事不宁的情况下个人身心无处寄托的彷徨和苦闷。千百年后读之，仍然使人感叹无已。
澶渊之盟距李纲时期有一百多年，已成为历史。但历史往往有某些相似之处。宋钦宗时金国对大宋的侵略无异于当年辽对宋的侵略，且又过之。李纲在词中叙述史事，目的是以古喻今，对当朝皇帝进行讽喻：“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也。”他希望皇帝能从真宗幸澶渊的史实得到启示，振作起来，抗金卫国，不要一味怯懦逃跑。
首句“边城寒早”。从边境自然气候的早寒，烘托战争威胁之严重。骄横恣肆的胡虏，竟敢远来侵占中国甘美的泉水，丰茂的草原，“铁马嘶风，毡裘凌雪，坐使一方云扰”。敌人的铁骑纵横，他们披着毡裘，冒着大雪，使一方国土受到严重的骚扰。在强敌压境的情况下，“庙堂折冲无策，欲幸坤维江表”。庙堂，指朝廷。折冲，指抗击敌人。坤维，地的四角。江表，指长江以南地区。宋真宗景德元年（1004年），辽兵大举入侵，“急书一夕凡五至”，真宗惊慌失措，无计抗击辽兵，召群臣商议对策。宰相寇凖力主真宗御驾亲征，真宗感到很为难。参知政事江南人王钦若主张驾幸金陵；四川人陈尧叟主张驾幸成都。成都远离汴京，故说“坤维”，即地角之意。不论南逃或西逃，都是主张放弃中原，包括汴京在内。把辽兵在战场上得不到的土地，拱手送出去。真宗问寇凖：到底怎么办？寇凖答道：“谁为陛下画此策者，罪可诛也。今陛下大驾亲征，贼自当遁去。奈何……欲幸楚蜀远地？所在人心崩溃，贼势深入，天下可复保耶？”（《宋史·寇凖传》）真宗不得已，勉强同意亲征。真宗到澶渊南城，群臣畏敌，又请求圣驾就此驻扎，不再前进。又是寇凖力排众议，据理力争。真宗乃渡澶渊河（即“径渡大河清晓”），直达前军。所以李纲满怀热情地写道：“叱群议，赖寇公力挽，亲行天讨。”“亲行天讨”就是天子代表上天亲自讨伐有罪的人。此指抗击辽军。“銮辂动，霓旌龙旆，遥指澶渊道。日照金戈，云随黄伞，径渡大河清晓。”对真宗亲征澶渊，李纲在词中极力夸张、铺叙，热情地、形象地描绘了天子御驾亲征的仪仗之盛，威仪之大，恰与钦宗、高宗的畏缩逃跑构成鲜明对比，一扬一抑，从侧面对当朝皇帝作了委婉的批评。“六军万姓呼舞，箭发狄酋难保。”皇帝亲征，大大鼓舞了宋军的士气，大大振奋了民心，宋辽两军在澶州对峙，当辽国统军挞览出来督战时，被宋军用弩箭射死，挫败辽军。于是，“虏情慑，誓书来，从此年年修好。”宋辽议和，互立誓书，订立“澶渊之盟。”
作者对寇凖功绩的赞扬，是希望能有像寇凖这样的忠臣力挽狂澜，也寄托着他的自勉和身世之感。他对真宗的歌颂，也是对当朝皇帝的激励，因为曾御驾亲征的真宗，比起一味逃跑的皇帝毕竟大不相同，结果也不一样。
赵孟頫夫人管道升的那首词“人生贵极是王侯”不失为真情之作，但从诗首先应当具有形象性的特质的角度而言，她的词未免有直露的、理念化的毛病。相比之下，还是她丈夫的诗高出一筹。赵词一开始就把我们带入一个烟波浩淼的开阔境界，在水天相接的渺渺烟波间，一叶扁舟正在若隐若现地出没。赵孟頫是元代雄称一世的大画家，他“诗格清逸，词亦有风致”，他词中所描写的也正是用文字代替线条，勾勒出一幅能使人如亲临其境的“画境”。诗人从空间的角度描写了渔父纵一叶之扁舟，凌万顷之烟波的开阔自由的形象之后，接着便点明其活动的时间和周遭的氛围：西风阵阵吹来，片片落叶飘飘而下，五湖烟水笼罩着一派萧萧秋色。《楚辞·九歌》中有“袅袅兮秋风，洞庭波兮木叶下”之句。唐人贾岛亦有“秋风吹渭水，落叶满长安”之吟。赵孟頫融汇了前人绝唱的精髓，质朴而自然地创造出这样一个爽朗、清峻却不萧条、冷落的独特意境。
诗人对渔父生活境界的讴歌乃是自身理想与希望的一种寄托，诗人笔下的渔父，实质上是作者心中自己的化身。与鸥鹭为伴为友，笑做王侯权贵，这并不是生活中渔父的实际思想状况，而是诗人自己情绪的对象化。“盟鸥鹭”，诗人希望与鸥鹭为盟。陆龟蒙诗云：“除却伴谈秋水外，野鸥何处更忘机”，陈与义诗云：“知公已忘机，鸥鹭宛停时。”赵孟頫这首词中，“盟鸥鹭”三字涵盖了上述丰富的意蕴，暗喻自己因无追名逐利的机巧之心方可与鸥鹭“为盟”。最后一句含义也颇深邃。据说西晋时吴人张翰在洛阳做官，见秋风起而联想到故乡的纯羹、鲈鱼脍，感慨道：“人生贵得适志耳，何能羁宦数千里，以要名爵乎？”遂弃官而归。张翰较之一班功名利禄之徒，其风范情操已可谓高矣，而赵孟頫连鲈鱼（象征一切身外之物）也无所求，不管其是否上钩，似乎比张翰还高出一筹。不过赵于宋末以荫补官，入元又仕为翰林学士，史家历来认为他节操不高，并未超脱名利富贵，诗人这样写至少是反映了他思想与行为的矛盾或理性与感情的矛盾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