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文可分为两层：第一层描写小溪的环境清幽秀美；第二层感叹小溪不为人所赏识，作者修葺之后将其命名为“右溪”。这篇散文着重描写了右溪的自然风光，记叙了对它整修的过程。行文流畅简洁，文笔隽永淡雅，风格纯真自然，状物记事，层次分明，仅用一百余字，便把右溪的自然情趣描绘得历历在目。文章感慨于道州（今湖南道县）城边一条无名小溪，这里石奇泉清、草木葱郁，环境优美异常，但长期不为人所知。因无人赏爱而芜秽冷落，作者借此寄托自己怀才不遇、壮志难酬的身世愤忿，以及因坎坷遭遇而爱惜才用的情怀。
从开头至“垂阴相荫”是第一部分，描叙小溪的地理位置和周围景色。文章开头交代小溪的地理位置，语气冷静，笔调平实；接着细致地描绘小溪周围的“怪石”“佳木”“异竹”等景色，赞誉之情包含其中，令读者不胜向往，文气渐起；正当作者设想这条清秀的溪流若在山野，便可给隐逸之士带来愉悦；若在闹市，就能成为游览胜地时。
从“此溪若在山野”到“为之怅然”是第二部分，感叹小溪的位不适宜与受人冷落，以及小溪的疏整经过和命名由来。“而置州以来，无人赏爱。”小溪的不为人知另作者“为之怅然”。然而，作者接着又记叙“疏凿芜秽”“植松与桂，兼之香草”的整治过程，小溪从此将告别寂寞凄清的境遇，成为名胜之地，令人为之一振。文章短短百余字，却写得一波三折、纡徐委曲，使其具有抑扬顿挫之美，而避免了直叙的平淡无味。
《右溪记》一文的写景部分，尽管着墨无多，但作者抓住景物的基本特征，既有具体描绘，又传示空间布局整体性的和谐，从而营造了一个富有感染力的意境。整个环境以小溪为中心物象，兼以岸石、竹木，三者各具风姿、自成一趣。作者写石，不写其排列的错落有致，却突出其形状的“欹嵌盘曲”，以其怪异造成幽峭感，以其不整齐与相抵的流水互为映衬，化静为动。作者写水，不写其涓涓细流，却突出水波冲击岩石的迂回激荡，使溪水富有动势。描写竹树，不表现其枝繁叶茂，却写其浓荫相叠，营造出色彩光亮的幽暗感。作者把这些充满动感而又奇峭的景物融为一体，赋予环境鲜明的特征：宁静而有生气，和美又觉幽渺。使自然的清幽奇巧充分展现于峻洁清疏的文字之中。
此文又因作者感情的流注而别具韵味。作者对右溪不仅作了观赏性的描绘，还进一步为其久不为人重视的遭遇而慨叹不已。此景无论置于山野或是都邑都会受到青睐，在这里却遭受冷遇。作者以为与此景相称的人物当是“逸民退士”或清心静欲者，这是作者对右溪美景特有的体悟，它与上文的描写文字相辅相成，突出景色清幽宁静的特征。与作者的慨叹相呼应的，是其自我形象的出现。此景无人赏爱，唯独他怅然徘徊流连。这一略觉寂寞而沉郁的意态，与环境气氛相应和，作者形象和客观景色融为一体，构成一幅透着淡淡的怅意而带有幽幽的美感的图画。
这篇文章的优美，还源于句式结构和所写之景的有机结合。文中写景皆为四字句，作者在组合语句时，采用一物一态的方式描绘出一幅幅图景。石、水、竹木，分别以“欹嵌盘曲”“洄悬激注”“垂阴相荫”等节律明快的四言短句，使句式与景物的动态动势极为吻合，增强了画面的生动性。
作者元结以右溪无人赏识、任使芜秽的遭际，抒发自己怀才不遇的深沉慨叹，明显地流露出抑郁不平之气。元结疏通右溪，建造亭宇，种上象征高洁的松桂和香草，这表现出他对美的追求，更反映了他淡泊名利、爱好天然的性格。文章借右溪无人赏爱，抒发了作者怀才不遇的感慨。前半部分集中写景，后半部分偏重议论抒情，景为情设，情因景生，情景交融，形神具备，是一篇独立的游记。因此，《右溪记》不仅具有强烈的时代特征，而且也蕴含着作者鲜明的个性特征。
元结在《右溪记》中的感慨和不平虽不及柳宗元山水游记所流露的那样强烈，但元结笔下的右溪泉石，与柳宗元《永州八记》中的钴姆小丘、小石城山，实际运用的是同一种笔法。高步瀛《唐宋文举要》甲编卷一引清吴先生的话说：“次山放恣山水，实开子厚先声，文字幽眇芳洁，亦能自成境趣。”
《右溪记》文笔简练，开头即以清丽的语言，寥寥数笔，勾勒出怪石嶙峋、泉佳林幽的右溪美景。文章虽短，却用了多种表达方式。写溪，突出其小；写石，突出其怪；写水，突出其湍急、清激；写木竹，突出其“垂阴”。正面写溪、写水，又通过写石、写树竹从侧面烘托溪水。这一层重在描写。第二层写由小溪引起的感慨，以议论为主，兼以抒情，将作者隐士的襟怀与怀才不遇的身世之感表现俱足，使写景的志趣得以体现。写对小溪的修葺和美化，用的是记叙手法，而命名和刻石的来由则用诠释说明的方法。各种表达手法综合运用，达到了高度统一。
本诗所引武陵，自然是陶渊明名篇《桃花源记》中的武陵源。可以说整首诗都是从其中化出。
陶渊明作《桃源记》，云：‘源中人自言，先世避秦时乱，率妻子邑人来此绝境，不复出焉’……自是之后，诗人多赋《桃源行》，不过称赞仙家之乐。”武陵之于桃源，不仅在唐诗中得以继承和发展，而且对于初唐的山水田园诗创作产生了很大影响。使一些“山水田园诗”的创作不仅具有更浪漫的想象空间和绚丽色彩，而且还产生了神奇诡异的仙化意象。这一现象的产生主要是由于当时唐朝社会道教盛行，再加上富裕的生活和繁荣昌盛的社会使得人们追寻心灵深处中对于生命短暂的忧郁。因此，许多笃信道教的诗人在他们的作品中，常常会描写他们近乎幻觉式的想象。据刘中文先生考证，在现存的唐人诗词中，以“桃花源”为题的作品达21题24首之多，包融的《武陵桃源送人》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