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诗写远离尘嚣、恬静朴素、高士为邻的田园生活，及书剑无成、空老家园的感怀，表现了其渴望仕途进取与保持独立人格的内心矛盾冲突，抒发了他胸怀大志而无人举荐的悲愤感慨。
首四句写隐居田园的恬淡美好。
“弊庐隔尘喧，惟先养恬素”，自己家园的房屋虽然破旧，但远隔尘世，是祖先赖以过恬静、朴素生活的所在。这是介绍自己家室居住的条件。“弊庐”用陶渊明《移居》“弊庐何必广，取足蔽床席”诗意，言其破旧不堪，说明自己居室条件的简陋。“尘喧”指尘世的喧嚷，与陶渊明《归田园居》中所说“尘网”及《饮酒〉中所说“车马喧”同义，用一“隔”字将“弊庐”与“尘喧”联系起来，显示出诗人超然物外，远离尘世的高洁情怀。正因为家居简陋，远离尘世，所以诗人自祖辈以来就一直在这里过着恬静素朴的田园生活。“恬素”既指恬静素朴的物质生活，更指恬淡自然的精神境界。而这又是由祖辈流传培育起来，如今又由诗人继承发扬下去的，可见其渊源有自，历史长久，并非自今日始。着一“养”字，与“隔”字相映，深刻而具体地描写了家居的现实条件和历史状况。
“卜邻近三径，植果盈千树”，接着写家室周围清幽宁静、高雅美好的自然环境。据《文选》李善注引《三辅决铩》载：西汉末年蒋诩隐居后，于舍中竹下开三径，只与求仲、羊仲二人交往。又《三国志·吴志·孙休传》裴松之注引《襄阳记》载：吴丹阳太守李衡在故乡龙阳县龙洲上“种甘橘千株”，临死时对儿子称这是可养家的“千头木奴”。这里诗人连用两个典故，表明自己与高人隐士结友为邻，不与凡夫俗子交往；有大自然赐予的众多果树可养家活口，不必为生计而疲于奔波。进一步写出家园环境的消幽宁静，衬托出自己情怀的高雅美好。那来往高人雅士的竹下小径，那象征君子风范的众多甘橘，也就是陶渊明所赞美的“三径就荒，松橘犹存”的桃源境界；也就是屈原所称颂的“苏世独立，横而不流”、“行比伯夷，置以为象”的寓托自已高洁志向的橘树精神。
起首四句，生动具体地勾划出田园生活的恬淡与美好，抒写出自己高尚的情操，暗示出自己远大的志向，似淡实浓，为下文转入写自己的志向作了很好的铺垫。田园生活是“恬素”美好的，家居环境也是清幽宁静的，然而“俱怀鸿鹄志”、“忠于事明主”的诗人，此时却“未能忘魏阙”、“魏阙心常在”，身在田园，心在朝廷，还是有着远大的政治理想的。
“粤余任推迁， 三十犹未遇，书剑时将晚，丘园日空暮”，笔锋陡然一转，由“恬素”的田园生活跃向内心世界的抒发，奏响了怀才不遇而渴望展示雄才的悲壮之音。已到而立之年的诗人却毫无所成，从小读书习剑，本拟报效国家，现在为时将晚，只好虚度日月，空老家园，感到莫名的悲哀。“任推迁”表明时间逝去的迅速与无情，“犹未遇”抒写怀才不遇的惋惜与感叹，“时将晚”与“日空暮”，对举，深刻地揭示了诗人不甘虚度光阴而欲入仕却又无可奈何的内心的痛苦与矛盾。正因为这样，诗人早起晚坐，常常心事重重，难以排解。
“冲天羡鸿鹄，争食羞鸡鹜。”抬头仰望，他羡慕那冲天高飞的鸿鹄；低首俯视，他鄙弃那争食逐利的鸡鹜。鸿鹄喻志向远大之人，鸡鹜比凡俗平庸之辈。两个生动而形象的比喻，将诗人胸怀大志而羞与世俗争利的 高尚情操具体明白地抒写了出来。然而“望断金马门，劳歌采樵路”，入仕作官，为国出力，实现理想的希望渺茫难期，只好隐居乡里，采樵度日了。
“望断”二字十分传神，将诗人那急欲入仕的迫切心情活脱脱地抒写了出来，跃然纸上，如现目前。唱着劳动之歌，往来于樵采之路，与“望断”的迫切心情强烈对比, 其失意惆怅和无可奈何的内心痛苦亦活画了出来，鲜明生动。但诗人并不想老于田园，无所作为，所以最后四句再次强烈地表示了自己希望入仕的迫切愿望：身处穷乡僻野，没有作官的知已朋友，朝廷之上又缺乏有力的亲朋故旧，没有人像当年爱惜扬雄那样，在君王面前替他推荐《甘泉赋》。这里诗人以扬雄自况，也希望走以辞赋干谒人主进入仕途的道路，因而慨叹无人推荐他入朝，不能早日实现自己的雄心壮志。其迫切求仕的欲望与怀才不遇的惆怅交织在一起，构成了深沉的呼喊和痛苦的哀叹，回肠荡气，十分感人。
这首诗出语自然，不事雕琢，显示了孟浩然诗歌平易、朴实而清淡自然的艺术风格。诗歌只是写家居田园，慨叹无人引荐，无法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思想内容并不算深厚丰富。但对诗人内心世界的抒写却细致入微，亲切真实；由田园生活的“恬素”高雅，到内心世界的矛盾不安，从功名事业的早晚萦怀到对希求引荐的迫切愿望，层递自然，意境浑厚。全诗虽多处用典，但自然妥贴，十分巧妙；两处比喻的应用，抒写情怀，生动形象；“书剑时将晚”以下十句采用对偶句式，具有音韵和谐之美。
此诗虽仅寥寥十句，但写得波澜起伏，神采飞动。此诗不仅以最经济的手法分合交错地描写了射者、射技、观射者和被射物，而且暗示了诗人的“诗法”，即査晚晴所谓“以留取势，以快取胜”。宋代苏轼非常喜爱这诗，亲自用大字书写，以为妙绝。评论韩诗的人，多以这首诗作为韩诗的范例之一。
首句写猎场的情境：原野上猎火熊熊燃烧，四周围静悄悄的。一个“静”字，传出画面之神，烘托猎前肃穆的气氛，由此可以想见从猎人员屏气静息，全神贯注地伫伺猎物的情态。这是猎射前的静态，与下文猎射时和猎射后的动态，成强烈的对照。次句写猎射的对象雉鸡，笔墨简捷精炼，衔接自然紧密。野雉被猎火驱出草木丛，一见猎鹰，吓得急忙又躲藏起来。“出复没”三字形容逼肖，活现出野雉惊惶逃窜的窘态，与下边“惜不发”呼应。阁本李谢校改作“伏欲没”，就索然无味了。两句是猎射前的情景。
三、四句转入猎射，写将军的心理活动和猎射时的风度、神采。将军出猎自然不是单纯为了觅取野味，而是要显示自己的神功巧技。所以，他骑出盘旋不进，拉满强劲的弓，又舍不得轻易发箭。近人程学恂《韩诗臆说》评道：“二句写射之妙处，全在未射时，是能于空际得神。”所谓空际得神，就是不在实处作穷形极相之语。诗人不写将军如何勇猛敢决，也不写他如何纵横驰骤，呼鹰嗾犬，白羽交飞，围场中惯见的情景全部略去不提，而只选取了“盘出弯弓”这一特定的镜头，以突出将军矜持、自信、踌躇满志的神态。这里的巧，不仅指射技的精巧，更主要的是写人的智谋，写将军运筹的巧妙。这位将军不专恃武功取胜，他盘出弯弓，审情度势，选择着最能表现自己精湛射技的时机。他要像汉朝飞将军李广那样，“度不中不发，发必应弦而倒”，要一举使众人折服。一位有血有肉、有着鲜明性格特征的将军形象，便显现出来。两句笔势顿挫，用意精深。
接着两句写“巧”。野雉隐没之处，地势渐渐狭窄，野雉处于“人稠网密，地迫势胁”（曹植《七启》）的窘境，要继续窜伏已不可能；观猎的人越来越多，大家都饶有兴味地观赏将军猎射。这是将军一显身手的时机。正当野雉受惊乍飞的一刹那，将军从容地引满弓，“嗖”的一声，强有力的箭，迅猛而准确地命中雉鸡。“雉惊弓满箭加”，一“惊”一“满”一“劲”一“加”，紧凑简练，干脆有力，“巧”字之意于此全出。
诗写到这里，似乎意已尽了。然而诗中忽起波澜，那只受伤的野雉带箭“冲人决起百余尺”，向着人猛地冲起百多尺高，可见这是只勇猛的雉鸡。侧写一笔，更显出将军的绝妙射技。“红翎白镞随倾斜”，野雉强作挣扎之后，终于筋疲力尽，带箭悠悠而堕，染血的翎毛和雪亮的箭镞也随之倾斜落下。这正是非亲历其境者不能道。诗写到这里，才直接点题，真是一波三折，盘屈跳荡。以写长篇古风的笔法来写小诗，更觉丰神超迈，情趣横生。
末两句在热烈的气氛中关合全诗。先以“仰笑”二字，极为传神地突现将军个人的性格特征，一位地方主帅骄矜得意的神气跃然纸上，接着以“军吏贺”照应前面“伏人”，写出围观的军吏敬服将军绝妙的射技，为他的成功庆贺。末句接写“雉带箭”——一只五彩缤纷的野雉，毛羽散乱地堕向将军的出前。诗戛然而止，然余响不绝，韵味无穷。
《国风·周南·关雎》这首短小的诗篇，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据着特殊的位置。它是《诗经》的第一篇，而《诗经》是中国文学最古老的典籍。虽然从性质上判断，一些神话故事产生的年代应该还要早些，但作为书面记载，却是较迟的事情。所以差不多可以说，一翻开中国文学的历史，首先遇到的就是《关雎》。
通常认为是一首描写男女恋爱的情歌。此诗在艺术上巧妙地采用了“兴”的表现手法。首章以雎鸟相向合鸣，相依相恋，兴起淑女陪君子的联想。以下各章，又以采荇菜这一行为兴起主人公对女子疯狂地相思与追求。全诗语言优美，善于运用双声、叠韵和重叠词，增强了诗歌的音韵美和写人状物、拟声传情的生动性。
《关雎》的内容其实很单纯，是写一个“君子”对“淑女”的追求，写他得不到“淑女”时心里苦恼，翻来覆去睡不着觉；得到了“淑女”就很开心，叫人奏起音乐来庆贺，并以此让“淑女”快乐。作品中人物的身份十分清楚：“君子”在《诗经》的时代是对贵族的泛称，而且这位“君子”家备琴瑟钟鼓之乐，那是要有相当的地位的。以前常把这诗解释为“民间情歌”，恐怕不对头，它所描绘的应该是贵族阶层的生活。另外，说它是情爱诗当然不错，但恐怕也不是一般的爱情诗。这原来是一首婚礼上的歌曲，是男方家庭赞美新娘、祝颂婚姻美好的。《诗经·国风》中的很多歌谣，都是既具有一般的抒情意味、娱乐功能，又兼有礼仪上的实用性，只是有些诗原来派什么用处后人不清楚了，就仅当作普通的歌曲来看待。把《关雎》当作婚礼上的歌来看，从“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唱到“琴瑟友之”“钟鼓乐之”，也是喜气洋洋的，很合适的，
当然这首诗本身，还是以男子追求女子的情歌的形态出现的。之所以如此，大抵与在一般婚姻关系中男方是主动的一方有关。就是在现代，一个姑娘看上个小伙，也总要等他先开口，古人更是如此。娶个新娘回来，夸她是个美丽又贤淑的好姑娘，是君子的好配偶，说自己曾经想她想得害了相思病，必定很讨新娘的欢喜。然后在一片琴瑟钟鼓之乐中，彼此的感情相互靠近，美满的婚姻就从这里开了头。即使单从诗的情绪结构来说，从见关雎而思淑女，到结成琴瑟之好，中间一番周折也是必要的：得来不易的东西，才特别可贵，特别让人高兴。
这首诗可以被当作表现夫妇之德的典范，主要是由于有这些特点：
首先，它所写的爱情，一开始就有明确的婚姻目的，最终又归结于婚姻的美满，不是青年男女之间短暂的邂逅、一时的激情。这种明确指向婚姻、表示负责任的爱情，更为社会所赞同。
其次，它所写的男女双方，乃是“君子”和“淑女”，表明这是一种与美德相联系的结合。“君子”是兼有地位和德行双重意义的，而“窈窕淑女”，也是兼说体貌之美和德行之善。这里“君子”与“淑女”的结合，代表了一种婚姻理想。
再次，是诗歌所写恋爱行为的节制性。细读可以注意到，这诗虽是写男方对女方的追求，但丝毫没有涉及双方的直接接触。“淑女”固然没有什么动作表现出来，“君子”的相思，也只是独自在那里“辗转反侧”，什么攀墙折柳之类的事情，好像完全不曾想到，爱得很守规矩。这样一种恋爱，既有真实的颇为深厚的感情（这对情诗而言是很重要的），又表露得平和而有分寸，对于读者所产生的感动，也不致过于激烈。
以上种种特点，恐怕确实同此诗原来是贵族婚礼上的歌曲有关，那种场合，要求有一种与主人的身份地位相称的有节制的欢乐气氛。而孔子从中看到了一种具有广泛意义的中和之美，借以提倡他所尊奉的自我克制、重视道德修养的人生态度，《毛诗序》则把它推许为可以“风天下而正夫妇”的道德教材。这两者视角有些不同，但在根本上仍有一致之处。
古之儒者重视夫妇之德，有其很深的道理。
在第一层意义上说，家庭是社会组织的基本单元，在古代，这一基本单元的和谐稳定对于整个社会秩序的和谐稳定，意义至为重大。
在第二层意义上，所谓“夫妇之德”，实际兼指有关男女问题的一切方面。“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礼记·礼运》），孔子也知道这是人类生存的基本要求。饮食之欲比较简单（当然首先要有饭吃），而男女之欲引起的情绪活动要复杂、活跃、强烈得多，它对生活规范、社会秩序的潜在危险也大得多，孔子也曾感叹：“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论语》）所以一切克制、一切修养，都首先要从男女之欲开始。这当然是必要的，但克制到什么程度为合适，却是复杂的问题，这里牵涉到社会物质生产水平、政治结构、文化传统等多种因素的综合，也牵涉到时代条件的变化。当一个社会试图对个人权利采取彻底否定态度时，在这方面首先会出现严厉禁制。相反，当一个社会处于变动时期、旧有道德规范遭到破坏时，也首先在这方面出现恣肆放流的情形。回到《关雎》，它所歌颂的，是一种感情克制、行为谨慎、以婚姻和谐为目标的爱情，所以儒者觉得这是很好的典范，是“正夫妇”并由此引导广泛的德行的教材。
由于《关雎》既承认男女之爱是自然而正常的感情，又要求对这种感情加以克制，使其符合于社会的美德，后世之人往往各取所需的一端，加以引申发挥，而反抗封建礼教的非人性压迫的人们，也常打着《关雎》的权威旗帜，来伸张满足个人情感的权利。所谓“诗无达诂”，于《关雎》则可见一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