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诗中寻访隐者不遇为题材的小诗有好几首。而似贾岛的《寻隐者不遇》最为后人激赏。魏野这首七绝的意境很像贾诗“松下问童子,言师采药去。只在此山中,云深不知处”。诗题中的“隐者”为谁,人们已不得而知,魏野本人即是宋初有名的隐士,他与不少隐逸者有交往,这里反映的就是诗人生活的这一方面,写的是隐者相寻,终未得遇。与贾岛诗相比,诗题虽同,内中含义却昭然有别。贾岛诗中,隐者在“云深不知处”,但毕竟“只在此山中”,还是有目标可见的,而此诗中的隐者,行迹更加漂泊不定,难以捉摸。
“寻真误入蓬莱岛”,首句点出寻访的地点,这位隐士看来是个道士,诗人称之为得道成仙的“真人”,足见敬仰之情。“误”二字,既说明诗人是不知不觉中来到此地的,也表现了他对此幽寂之景的惊异之情、“香风不动松花老”具体写所见之景。香风不动,松花自落,隐者居处之清幽可见。
第三句“采芝何处未归来”为一转折。贾岛诗中虽略去问句,却还有一回答的童子出现,魏野则将发问的对象也略去了。他自问自答道:满地白云,杳无行迹,隐者想必采灵芝去了。灵芝,历来被认为是长生不老之药,长在深山峭壁,来取不易,隐者这一去,何时归来就难么肯定了。诗人虽未能见到隐者,内心却向往之,他伫立于此,极目远眺,隐隐透出惘然若失的感情,诗篇已终,余音未了。
在宋初诗人中,魏野的风格是近于唐人的。《宋史》本传云:“野为诗精苦,有唐人风格,多警策句”。写访隐者不遇的诗,除贾岛一首外,唐人如高骈“落花流水认天台,半醉闲吟独自来。惆怅仙翁何处去,满庭红杏碧挑开”,李商隐“城廓休过识者稀,哀猿啼处有柴扉。沧江白石樵渔路,日暮归来雪满衣”,韦应物“九日驱驰一日闲,寻君不遇又空还,怪来诗思清人骨,门对寒流雪满山”等等,在唐诗中都属上乘之作。“意味闲雅”(蔡正孙语)是这些诗总的风格。魏野一生没有出仕,居处是“清泉环绕,旁对云山,景趣幽绝”(《宋史》本传),真宗遣使召之,他“闭户逾垣而遁”(《宋诗纪事》卷一),是个真隐士,他写的《寻隐者不遇》诗,于“闲雅”之外,就更有隐逸之风。前人称他诗风“平朴而常不事虚语”(《玉壶野史》),这首诗纯用白描手法,青松郁郁,白云悠悠,构成鲜明的艺术形象。将香风引入诗句,更使整个画面增辉。而这些都显示了隐者的高洁,表达了诗人的向往之情。
让我抓住不放的是“钟山”这个词。后主对“钟山”这个词很有爱,自号钟隐、钟山隐者。“钟山”对后主来说,意味着出世、隐居、清逸。因此联系全文,“钟山”一次并非实指而是虚指。无乃见钟山并非说见不到钟山,而是说无法继续目前这种类似隐居的闲逸的状态。这首诗的中心思想应该是,有一件事他不想去做。不想做的理由是因为环境恶劣,无法像现在这样清逸闲散。
他说“不想去”,意味着有选择的余地。又说不想去的理由是因为“不能这么安逸”,意味着他目前的生活状态是相当安逸舒适的。如果是亡国前后期的作品,是否去汴京,是他可以选择的吗?他当前的生活状态,能用“安逸”来描述吗?显然不能。所以这不是亡国前后的作品。
将这首诗和后主的生平相联系,可以作以下猜测:所谓异国,并非指某个国家,而是指自己灭亡的唐朝。所谓惊涛,并非是说渡江的情景,而是自己现状。所谓钟山,并非是说某座山,而是说隐居的生活。而在后主心目中,隐居不代表清苦,而代表清逸。
他现在正过着十分安逸的生活,很舒服满足,不想放弃这种生活去过另外一种类似于“惊涛骇浪”般的,有别于现在的生活。
“春江好景依然在”,出句朴素而用意深刻。这里不用“浦江”或“沪间”等,而独用“春江”,不仅道出了送别地点,而且自然地照应了条幅上题记的“三月”,点明了送别日本友人的时令正是春天。而“春江好景”又暗含了唐代张虚若诗篇《春江花月夜》的典故。张诗开头是景物描写:“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这里的春江、花、月、夜等等美景都是作为背景而出现的自然景色,作者并未赋予什么象征意义。鲁迅此处用典也就是要说明:诗中的“春江好景”乃是指大自然的景色而言,上海人间社会并没有包括在内。 “人生代代无穷已,江月年年望相似。”鲁迅的“春江好景”,正是用这样的对衬手法来揭露国民党统治下的黑暗的:上海只有艳丽春光依然象历年一样还自然地出现在人们眼前;而其余一切“好景”都被破坏了,摧残了。
“远国征人此际行”一句直接点明友人离别远行。 “远国征人”来到上海非常不易,而正当盛春到来之际却要离开了(并未见发生意外变故)。诗句流露出作者送别时的沉重心情和无限感慨。一位“远国”来的戏剧工作者竟无意于“春江好景”,不愿继续停留;作者也未能留住他共度春光,只得就此送行。这从侧面写出了国民党统治的可憎及当时的上海剧坛令人生厌。
“莫向遥天望歌午,西游演了是封神”两句,紧承送行,劝告升屋回到日本后,也不要遥想看到国民党统治下的上海大戏院会出现什么新的歌舞,这里演来演去的不过是西游、封神之类的妖魔鬼怪、黄色下流戏。
这首诗从上海的艺术舞台联系到中国的政治舞台,用西游、封神里的妖魔鬼怪,来影射国民党,寓意深刻,讽刺尖锐,表现了鲁迅对国民党统治的无比愤慨和极端痛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