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塞翁失马》通过一个循环往复的极富戏剧性故事，阐述了祸与福的对立统一关系，揭示了“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的道理。如果单从哲学角度去看，这则寓言启发人们用发展的眼光辩证地去看问题：身处逆境不消沉，树立“柳暗花明”的乐观信念；身处顺境不迷醉，保持“死于安乐”的忧患意识。
从寓言本身包含的思想倾向来看，存在与主流思想不和谐的因素：“居一年，胡人大入塞，丁壮者引弦而战。近塞之人，死者十九。此独以跛之故，父子相保。”胡人大举入侵，国难当头，青壮年都拿起武器去打仗了，而且有那么多的人在战场上献出了宝贵的生命，足见战争之惨烈。在这种严峻的形势下，“善术者”父子没有尽匹夫之责，倒是“以跛之故”保全了性命。
问题不在于“父子”是否上战场，毕竟年老和腿瘸的客观现实给了他们没上战场的理由。问题的关键是作者把“父子”因为没有上战场而保全了性命当做了莫大的“福”分，并为之而庆幸。这与培养爱国主义感情、道德品质，逐步形成积极的人生态度和正确的价值观”的要求很不一致。
国家有难，匹夫有责。“善术者”因为腿被摔瘸了而没有为国尽力，理当感到遗憾甚至惭愧，特别是在有那么多战死者的情况下，作为苟活者，应该感到内疚甚至耻辱才是。但“父子”没有，他们只是庆幸，庆幸“堕而折其髀”的灾祸，庆幸逃脱了去战场捐躯”，庆幸继续活下去的福气。
这里没办法去讨论战争的正义与否，毕竟只是一则寓言，是为了诠释一个道理而演绎的故事。如果单从祸福相互转化的关系去看，对这则寓言不能有什么非议。但既然选入了中国的学生教材，就应该特别在乎是否有“积极的人生态度和正确的价值观”了。
在一定的条件下，好事和坏事是可以互相转换的，坏事可以变成好事，好事可以变成坏事。“塞翁失马”的故事在民间流传了千百年。无论遇到福还是祸，要调整自己的心态，要超越时间和空间去观察问题，要考虑到事物有可能出现的极端变化。
这是一首精练含蓄、耐人寻味的哲理小诗，其在时空交错的叙述中，传达了诗人孤寂萧索的一种心态。此诗前两句交代了诗人自己新近搬到了孟城口居住之事，以及那里的衰败景象；后两句表达了诗人的无限感慨，使人由现在之衰景联想到昔日古树参天、杨柳依依掩映着精雅山间别墅的盛景。全诗精练含蓄、耐人寻味，构思深邃，笔墨精简曲折。
“新家孟城口”，首先是叙事，交代自己新近搬到了孟城口居住。按常理来说，既然是新家，应该有一番新气象。可诗人不然，下一句就说“古木余衰柳”，这里的环境除了疏落的古木，就是枯萎的柳树，呈现出的是一幅衰败的景象。一个“古”字，说明这里历史遗迹之长；一个“余”字暗含了兴衰的变迁；一个“衰”字，不仅画出了柳树无精打采、半死不活的形态，更暗示出一片衰败凋零的景象。想象当年宋氏别墅的盛况，对比现在的衰败状态，已经给全诗定下了悲愁落寞的基调。
搬到这样的环境里，乔迁新居的欢喜是没有了，带给诗人的，只有深深的思考。“来者复为谁”，是说以前这里有人居住，现在“我”来这里了，总有一天“我”也会离开，以后再来这里的，是何人。“空悲昔人有”，则意为既然会有这样的新旧更替，现在的“我”也不过是后来人眼中的昔人，“我”也不必再去替前人忧伤。
这两句诗，粗浅一看，是作者的自我排解：我在这里安家是暂时的，以后来住的人不知又是谁，所以，即使这里的景象不佳，我也没有悲哀的必要。但深入地理解一下可发现，这是诗人一种哲理上的思考。既然现在是这样一幅衰败不堪的景象，那么以前肯定有生机勃勃的时候。现在的古木，那时候还在茁壮成长；现在的衰柳，那时候一定欣欣向荣。
此诗写景仅一句“古木余衰柳”，借一片疏落的古木和枯的柳树，便足以显示出孟城口衰败零落的景象；又借一个“余”字寓无限感慨，使人由今之衰联想到昔日古树参天、杨柳依依掩映着精雅山间别墅的盛景，可谓画一目而尽传精神。由此诗可知诗人构思之深邃，笔墨之精简曲折。
这两首诗传递了诗人无限复杂的感情，对兄弟的关爱之情充溢诗间。第一首写初得消息，怜弟而复自伤；第二首叙兄弟远离，而叹资生无计，不但兄弟两人难保，且家人命如悬丝。全诗语言精练，情感真挚，不事夸张与渲染，充分体现了杜诗的现实主义风格。
两首诗非常真切地道出了兄弟二人的手足之情，可以说句句是血，字字是泪。让人边读边为之心动。特别是最后四句，“不知临老日，招得几时魂”，“两京三十口，虽在命如丝”，从这诗句中，几乎能听到诗人的哀泣声，这不是夸张，也不是渲染，这是诗人真实心情的写照。
历史造成了兄弟之间相隔千里的局面，从而，也垒成了兄弟之情的坚实台阶。与其说，诗人在开展对弟弟的关怀，不如说，诗的主题在于“消息”的描绘到底怎样才能尽情。在诗的启程之际，已有书信的铺垫，不一定有热烈的问候，但骨肉联系的桥梁令人放心。作为隐私的“消息”，可以在诗的放大镜前，转化为公共事件的考察，从而，在勾勒兄弟之情与展露时局变化之间找到共同点。他的回函可以只装下这两首诗，而不必用散文体的书札：这两首诗兼顾了确切读者与理想读者的需要——即使是他的弟弟打开信札读到它们，也不会嫌弃其中载有的危言耸听，按照他所理解的文化传统，他能接听到他的哥哥诗与信合二为一的决心，以及当初哥哥耳畔响起的种种天籁。简言之，作为家人，远在千里之外的弟弟定能理解诗人给诗下的一个定义：诗是信念。
信，可谓对生存的禀告与报答；而诗，不妨理解为人生的筹划与安慰。正因为凭借诗的广阔胸怀，他在一种私密的二人对话中勇敢地涉及政局的动态。他不仅是要求亲人分享或分担他对时局的敏感，而且他假定了这种敏感一经装入诗的怀抱，就会变成认知世界的能力，从而与广袤历史并驾齐驱，赢得不朽。由不得他在回复中介绍异乡趣闻或者对一只乌鸦的十三种观察方式，他提笔之际，抬眼望去，就是烽烟的缭绕，竖耳听去，那边就有不绝的涕泣。他要在三种诉求上谋取平衡点：一是诗的体制，二是作为信仰的答复，三是因时制宜地参与现实的认知。随着笔墨的铺展，“弟弟”作为这两首诗的确切读者的惟一性被稀释了，他意识到了他人目光正流连其中，渐渐地，措辞摆脱了对信的服从或服务，更多地听命于诗的理想或理想读者的召唤。其中作为支撑信息的兄弟之情在兼顾中体现出惜墨如金的效果。
于是，当他直接指明弟弟的懦弱时，看似一反常态，但依靠对偶装置——那种能迅速擦拭言辞锋芒的设施，他顺利地促成了懦夫形象的合理化及其对情义的有增无损的奉献。在“吾衰”的表白之余，“汝懦”不再是丝毫的贬抑，反而像撬起诗人形象的一根杠杆。承认二人之间的共性，拉拢了词与词之间的缝隙，同时，也合乎诗历来所倡导的一事与另一事相辅相成的审美原则。可以说，通过诗的铺排，“弟弟”的懦弱变成了“哥哥”呵护的义务，以及为了承担这一义务他开展的内心斗争，尤其是个体的懦弱被置入一种宏大的时代背景中，使得读者有理由相信造成一个人懦弱的起因来自外部世界，而非这个人的天性。
事实上，探讨人的懦弱、衰老，并不是一个轻松的话题，也不容易谈出新意，不如当它们是时局在人身上形成的缩影，或者谓之诗人对生存时间的意识混淆了希望与怅望的边界，之后，借助诗的体制，他果断地从中摆脱出来，立即唤出两只鸟雀，擦着兄弟之情的古典波纹或者烽烟中隐隐约约的鼓点，飞跃了这一可能形成险情的话题。
此诗第一节首二句云：“有客有客，亦白其马。”写微子朝周时所乘的是白色之马。因宋为先代之后，于周为客，故不以臣礼待之，如古史所称舜受尧禅，待尧子丹朱以宾礼，称为“虞宾”，用意相同。殷人尚白，微子来朝乘白色之马，这也是不忘其先代的表现，这一细节，说明在周代受封之宋国，还能保持殷代制度，故微子来朝助祭于祖庙，谓之“周宾”可也。“有萋有且，敦琢其旅”，写微子来朝时，随从之众。这两句表明微子来朝时，其众多随从都是经过选择的品德无瑕的人。这一小节写得很庄重，写客人之来，从乘马、随从等具体情节来表现，以示客至之欢欣，可谓得体。
第二小节四句，写客人的停留。“有客宿宿，有客信信。”一宿曰宿，再宿曰信，叠用“宿宿信信”，表示住了好几天。客人停留多日，可见主人待客甚厚，礼遇甚隆。“言授之絷，以絷其马”，表明主人多方殷殷留客。这两句写留客之意甚坚，甚至想用绳索拴住客人的马。这和后来汉代陈遵留客，把客人的车辖投入井中的用意，极为相似。把客人的马用绳索拴住，不让他走，用笔之妙也恰到好处。
最后一小节四句写客人临去，主人为之饯行。其诗曰：“薄言追之，左右绥之。”在饯行的过程中，周王的左右群臣，也参加慰送，可见礼仪周到。下二句云：“既有淫威，降福孔夷”。言微子朝周，既已受到大德的厚待，上天所降给他的福祉，也必然更大，以此作颂歌的结语，既以表示周代对殷商后裔的宽宏，亦以勉慰微子，安于“虞宾”之位，将来必能得到更多的礼遇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