桃花绕溪,春水初涨,四面青山,野花万点,一叶小舟在徐徐春风中摇橹出城。这是全诗所展示的画面。诗人怀着无限欣喜的心情用轻快明朗的色调给我们绘出了这幅画面。全诗都在写景,但各句描写的侧重点又各不相同。
首句着重写“桃”。一叶小舟行进在青溪碧水之中,夹岸桃花开得正艳。诗人用“雾绕”二字来形容桃花的绚烂灼目,容易使人想起《诗经》中“桃之夭夭,灼灼其华”的句子,可谓一脉相承。
同时,这也是距离和舟行所至。就像我们坐在行进的车上看窗外景物,极易将路边的树木看成一线,远方之景看作一片。当你置身这连绵成片的桃林,在耀眼的桃花面前,只觉得眼前一片红雾是极正常的。一个“雾”字写出了这种视觉差,殊为不易。
次句写“水”。写春水淹没了原来露在水画的江心小岛——“杨叶洲”。一个“通”字写出了春水的动态,显得活泼可爱又不着痕迹。第三句写“山”。此时的小舟已驰离桃林,来到一处比较开阔的山谷。
诗人用“四面青山”“花万点”数字概写这里的盎然春色,精练含蓄,叫人心醉神驰。末一句写“风”。风随人意,徐徐而吹,小舟悠悠,驰离故城。又要踏上新的征途,诗人抑制不住内心的喜悦,借清风绿水溢诸墨楮之间。
这首诗首联叙事写情,平坦直露,写诗人卧病在家,人事隔绝,已使人有寂寞之感,忽闻得朋友远谪江西,惆怅万分。第二联紧扣“嗟”字写惜别深情。朋友远行,诗人因病不能相送,伤别之情倍添一层。第三联围绕“嗟"字,借孙楚、屈原的典故,交待友人行踪,喻写友人品性遭遇,抒发诗人对宦海沉浮之感和对友人的惋惜之情。最后两句仍用典故,以“可惜”归结“嗟”字。全诗笔墨饱满,情意厚重。诗人以龙泉剑埋丰城的故事,暗点出友人的贬所,寄寓了怀才不遇的慨叹,同时也是对友人的安慰,暗示他会被再度起用,重施抱负。
首联直接写诗人当时因疾困床,与外界事务日渐疏离,社交范围大为受限。于这孤寂时刻,又传来友人将因贬谪而远行的消息。这消息令诗人既因离别而感到孤寂,也因友人远行而倍感忧伤,心头的感慨涌动,难以压抑,为全诗铺设了深沉悲伤的基调。“嗟”字的运用恰到好处,表达了多重情感:首先是对别离的惋惜,因与知己的离别而感到不舍;其次是对友人受贬谪的伤感,对此感到深深的同情;最后是对社会风云变幻的感慨,因友人被贬而对官场起伏、荣辱无常之事发出叹息。这个“嗟”字贯穿全句,为整首诗营造出一种悲凉而沉重的氛围。
颔联巧妙地紧扣住“嗟”字,深刻地描绘了诗人内心深处的别离之情,呈现出他的情感起伏和心境变化,形成一幅跌宕起伏、波澜壮阔的画面。同时,诗人还通过虚构的情景,生动地描绘了他想象中的送别情景:友人远行,诗人因病未能亲自送行,从而加深了别离之情。在这种情况下,诗人忽然产生奇思妙想,用江边依依垂柳比拟自己内心的缠绵之情。这种虚实结合、自然朴实的表达方式,充满了丰富的意境和深厚的情感。第四句则透露出诗人的心已飞往江滨,即便身在河桥之上,心却早已飘向江畔,真切地描绘了诗人与友人深厚的情谊。与第三句形成鲜明对比,营造出更加丰富的情感层次,为“送别”主题增添了更多的情感体验。
颈联以“嗟”字为中心,巧妙地交织友人杜审言的贬谪经历,描绘了他的命运起伏,同时运用孙楚、屈原的故事,将友人杜审言的才华与仕途跌宕融合在一起,表达了诗人对友人的惋惜和对世事的感叹。孙楚,西晋著名文学家,尽管才华出众,却因为傲慢而缺少了乡曲之誉,直到四十岁才开始从军。屈平以高超才华著称,因遭人诽谤被贬,流落沅湘,最终选择在汨罗河中自尽。贾谊被贬长沙王太傅时,途经湘水,写下了《吊屈原赋》表达自己的情感。友人杜审言同样是一个“恃才謇傲”的人,此次被贬至吉州,途经两湖之地,沿途正是前贤足迹所到之处。诗人通过这些历史典故,呼应友人的遭遇,感慨友人杜审言在仕途中的坎坷,抒发了深切的惋惜之情,使诗歌充满了丰富的情感内涵。
尾联以典故为基础,巧妙地运用“可惜”一词来汇聚“嗟”之情。诗人以龙泉宝剑埋于丰城的传说,含蓄地表达了友人受贬谪之事,映射出怀才不遇的感慨。与此同时,也在暗中安慰友人,寄托了他再次得到重用、实现抱负的期望。这两句诗句将典故与现实情境融合得紧密无缝,富有形象性和艺术感染力,收到了一石三鸟之效。
这四首写景诗,都是抓住一个细节,抓住平凡事物中富有诗意的东西加以表现。
第一首,在湘水渡中,不写湖光山色,两岸风物,却抓住了中流的一只渔舟;又不写渔舟的种种,视线却集中在渔夫身上;却又不写渔夫的种种,单写他穿翻了衣衫,发髻不裹的自由疏散的服饰,体现了诗人对劳动者不拘礼法、衣着随便的欣赏之情。画面表现得光度集中,给人以极深刻的印象。
第二首写野径早行,提供给读者的也只有单纯的集中的印象:沿途红红白白、四方飘香的野花。诗人集中兴趣于郊野的自然景物,而景物中最耀眼的则是向行人献媚竞艳的路花。这时,他身外的一切都不在他眼里了,见到的只是白白红红之花,闻到的只是四面八方袭来的香气,他就将这刹那间的感兴形之于诗。诗句并不特别警拔,但诗人的兴会却表现得异常鲜明。
第三首写途经柳宗元祠堂。柳宗元曾被贬为永州司马,如果换一个居官永州的诗人,路过柳子祠,不免要怀古一番。可是杨万里的眼睛却盯住了篱竿上的蜘蛛网。篱竿本来是编在栅栏上护花的,然而却成了蜘蛛结网的凭借。这是人们在园边宅畔常见的小事物,写入诗中,给人以异常的亲切感,也显示了诗人的童心。从中固然可以发现平凡的小东西中的诗情,若说其中含有某种讽喻,似乎也无不可。好诗是常常留着让读者充分想象的余地的。
以上三首都集中绘写景物中的某一个点,有如电影中的特色镜头;而第四首乍看似是写全景和远景。但细察之,置于画面中心的仍然是吸引视觉的有生意的景象。道路和远山只是画面的背景,着重呈露的却是草中的牛背和秧间的人踪。诗人的用心始终是赋予平常事物以新鲜感。
这组诗充分体现了杨万里诗歌风格清新活泼,明朗通脱,语言浅近平易,无艰涩造作之态的特色。
令人觉得奇怪的是,用散文的形式写作喜雨的,在文学史上却并不多见。因此,苏轼的这篇散文《喜雨亭记》就显得十分突出了。当然,如果仅仅是因为前人未写而自己写了这一题材,对文学史有所贡献尚不足为奇。一旦后人接手写作,超越了前人的作品,那么前者就只能有一点文学史的价值而谈不到什么艺术的永恒价值了。苏轼的《喜雨亭记》却不是这样,因为它自身就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有许多令人品味的地方。也许正是这一点,使得后来的作家裹足不前,心甘情愿地让苏轼一枝独秀了吧。
文章开始即点明了用“雨”命名的缘由,与“喜”字紧密联系在一起。他一共援引了历史上的三件事作铺垫,说明古人有了喜事,常常受用这件喜事来命名,以纪念喜事,或者也有预示将来喜事连连的意思。这三件事都很有趣。因为它们与国家的政治都有关系,其中并多少含有天人的关系。第一件事,相传周成王的同母弟堂叔得一异禾,献给了成王。成王将禾转送了周公。周公于是作了《嘉禾》一篇。第二件事,汉武帝于公元前116年5月,在汾水上得一宝鼎,于是改年号为元鼎元年。第三件事,鲁文公十一年,北狄鄋瞒国伐鲁,鲁文公派叔孙得臣抗敌,获胜,并俘获了国君侨如,于是特自己的儿子命名为侨如。最后这件事,对今人来说,几乎困惑不解了。为什么将敌人的名称用作自己儿子的名字?这是颇为值得研究的事情。无论如何,这是作者为要以雨志亭所作的铺垫,有了这一铺垫,再说事和雨就有记述的道理了。这就像逻辑学中大前提、小前提的三段论一样,有了大前提,后面的话即好说许多,也容易让人接受。
苏轼到风翔府任职的第二年,建官舍,行政事,凿池引流,美化环境,但不巧的是当地整整一个月没有下雨,旱情显现,灾情就会是必然的结果了。大旱望云霓,百姓的忧愁是可想而知的。在这里,恰好显示了苏轼笔墨的巧妙。我们知道,苏轼在写《后赤壁赋》的时候,曾经说到自己孤独闲寂,正好有两个朋友来了;霜露既降、明月诱人,想酒而樽空,贤妻正好献上了珍藏多时的美酒;没有下酒之物,正好客人笑哈哈地拿出了出水时鲜。一切就是那么巧,又那么惬人心意。这里也同样如此。百姓们盼望下雨,望眼欲穿,结果是“乙卯乃雨,甲子又雨”,这种句子,轻淡、简单,但不寡味,很像甲骨卜辞中的语言,但甲骨卜辞中是占问、预测,这里则是如实提供了,所以这种句子读来是令人心醉的。够不够?“百姓以为未足,丁卯大雨,三日乃止!”按,乙卯是四月初二日,甲子是四月十一日,丁卯是四月十四日。半月之内连降了三场雨,前两次不足,第三次一连下了三天。下得透,下得足,下得实在。要说好雨,喜雨,这才真正称得上是好雨,喜雨!杜甫的“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总令人有细小入微不够大气的感觉。这里我们要注意“民以为未足”一句的作用,这一抑、一落,然后产生后面的三日大雨,效果才能够显示出来。没有这么一句,当然也可以成立,但是读起来就平软的多了。
这场大雨产生的欢快气氛是可观的:“官吏相与庆于庭,商贾相与歌于市,农夫相与忭于野,忧者以喜,病者以愈……”。这是一幅万民同乐官民同欢的喜庆图,较之欧阳修的太守和民的欢乐,真不可同日而语,因为欧阳修的乐并没有落到实处,架空,浮廓,是在造文、造情,而苏轼这里却是在如实地写作了。我们仿佛也同苏轼一起融入了喜雨的场景之中。唯其如此,苏轼为新落成的亭子命名“喜雨”才是顺理成章之事,才真正具有意义。
亭名由来有自,讲清楚之后也就等于曲终奏雅,逐善可陈了。但是苏轼又在这里做出了好文章,说他善于翻空出奇也好,说他敢于寻根溯源也好,无论如何,作者在这里表现出了惊人的艺术技巧。作者把笔锋一转,以设问的方式,从反面人手来探讨喜雨。曲径通幽,我们试想,也许这是继续写此雨的唯一途径,但苏轼找到了,并不一定是妙手偶得,可能是苏轼的真正功力所在。文中说道:“五日不雨可乎?曰:五日不雨则无麦。……十日不雨可乎?曰:十日不雨则无禾。”无麦无禾,饿鸿遍野,盗贼蜂起,百姓遭殃。但是不到五日,不到十日,就喜雨骤至,泽惠我民,又怎么能说不是上天厚待苍生?加上这么一段,文章就显得十分充实,丰满,在对比中更觉得雨之可喜。
写到这里,苏轼开始笔歌墨舞了,但是也曲尽其妙。“使天而雨珠,寒者不得以为襦;使天而雨玉,饥者不得以为粟,一雨三日,伊谁之力?民曰太守,太守不有;归之天子,天子曰不然;归之造物,造物不以为功;归之太空,太空冥冥,不可得而名,吾以名吾亭。”你看,他还是落在亭上,层层递进,把天降喜雨的大功劳像画饼一样,在太守、天子、造物和太空面前虚晃一二,并忙里偷闲找出了一句,让这些人都一一默然,谦虚地拒绝这一荣耀,多漂亮的话,各路诸侯都奉到了,然后再实实在在地放到主题上去。既然如此,就让我们以喜雨来为亭子命名吧。一虚一实,一推一进,总是项庄舞剑意在沛公。
作者紧扣一个“雨”字.一个“喜”字。在不到五百字的文章中,“雨”字出现了十五次,有两次作动词使用,“喜”、“乐”共出现六次。通篇都贯穿着为雨而喜的喜气洋洋的气氛。
中国古代,自孟子开始,创天子、官员要有与民同乐,乐民之乐的思想。写这种作品的人很多,但真正写得好的不多。欧阳修的《醉翁亭记》是其一,苏轼的此篇文章则表现得更好,好就好在落实、不空。
这篇文章在用词上也有值得注意之处。一、排比句多。比如第一段,作者为了说明古人有喜事则名物以示不忘,举了三个例子,三个例子就是三个排比句,借助这种句法,使读者在文意方面有一种说理透彻,充实满足的感觉。第二段写大雨之后,百姓的欢乐场面以及第四段的“雨珠”“雨玉”说,也同样用的是排比形式。在人们喜之不尽,手舞足蹈之时,文字上必须有所变化,一味的松散不可能有文字的整饬条理来得惹眼引人。二、结尾的用韵。《喜雨亭记》的结尾很有意思,它既照应了开头,又给人许多的联想,值得我们注意。苏轼的哲学思想是儒释道三家合一的。在他的诗文中,经常出现对大自然发问的句子,以表达他的人生观和他旷达乐天的情怀。这次大雨之后,感谢谁为好?这里他展开的想象,是从太守到天子,从天子到上天,从上天到造物,其中“玉”、“粟”押韵,“日”“力”押韵,“功“空”押韵,“冥”“名”押韵,读之有循环不尽,均成系统的感觉,神完气足,优雅俊美,然而是虚笔,真正目的则是要归之其小小的亭宇,这样也就把造物、上天、天子、太守、百姓、借助“喜”之“雨”用一个亭子联系了起来,有歌唱的味道,所唱者依然是喜雨,一篇文章的主题所在。
为什么古代关中富甲天下,而近代却默默无闻,特别是唐以后人文凋敝。是不是我们的人种退化了,我近来翻阅(唐代移民史),似乎找到了部分答案。在唐末到宋初的移民浪潮中,关中地区首当其冲,人口大量向东迁移,先经洛阳,然后到苏州扬州等运河地区。大家熟知的大文学家范仲淹,祖籍陕西彬县,但却是苏州人。但我们从其文学作品中仍能感受到其陕人后裔的豪迈文风,范仲淹后来也多年在陕从官,报效桑梓。其实在唐末吴县(今天的苏州地区)已有1/3的北方移民。其实不管是从西周之镐京到东周之洛邑;还是西汉之长安到东汉之洛阳;从隋炀帝迁都洛阳到武则天时期42年居住洛阳,关中地区到洛阳的人口迁移一直是单向的,并又有一次向东南方向迁居。还有明代昆山人顾炎武,曾在华山滞留多年,写下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之佳句。写到这里,不得不提到大文豪苏东坡,苏东坡初仕凤翔府签书判官,也就是我的家乡陕西凤翔,凤翔是唐王朝的西京,曾经是晚唐人才和贵族的聚居地。苏东坡初仕凤翔府签书判官三年,可以说对他的人生价值关影响至重,正是由于家乡的纯朴民风,和周秦文化发祥故里文化的熏陶,对其文风产生影响。如果说一个人最难忘记的是自己的初恋,那苏东坡同样也忘不了在凤翔的美好时光,以致后来被贬黄州时,碰到当年的凤翔游侠少年陈季常,两人还忆起当年在凤翔北山纵马驰骋的场景;还有当年在凤翔之任上修的“引凤池”(凤翔东湖),居然后来在杭州西湖和广东惠州西湖二次克隆成功。那篇著名的《喜雨亭记》更是体现了其与民同乐的大同思想。
卢纶《塞下曲》共六首一组,分别写发号施令、射猎破敌、奏凯庆功等等军营生活。语多赞美之意。此为第二首,描写将军夜里巡逻时景况。这首边塞小诗,写一位将军猎虎的故事,取材于西汉史学家司马迁记载当时名将李广事迹的《李将军列传》。原文是:“广出猎,见草中石,以为虎而射之中,中(zhòng)石没镞(箭头),视之,石也。”
写将军夜猎,见林深处风吹草动,以为是虎,便弯弓猛射。天亮一看,箭竟然射进一块石头中去了。通过这一典型情节,表现了将军的勇武。诗的取材,出自《史记·李将军列传》。据载,汉代名将李广猿臂善射,在任右北平太守时,就有这样一次富于戏剧性的经历:“广出猎,见草中石,以为虎而射之。中石没镞,视之石也。因复更射之,终不能复入石矣。” 首句写将军夜猎场所是幽暗的深林;当时天色已晚,一阵阵疾风刮来,草木为之纷披。这不但交代了具体的时间、地点,而且制造了一种气氛。右北平是多虎地区,深山密林是百兽之王的猛虎藏身之所,而虎又多在黄昏夜分出山。
“林暗草惊风”,着一“惊”字,就不仅令人自然联想到其中有虎,呼之欲出,渲染出一片紧张异常的气氛,而且也暗示将军是何等警惕,为下文“引弓”作了铺垫。次句即续写射。但不言“射”而言“引弓”,这不仅是因为诗要押韵的缘故,而且因为 “引”是“发”的准备动作,这样写能启示读者从中想象、体味将军临险是何等镇定自若,从容不迫。在一“惊”之后,将军随即搭箭开弓,动作敏捷有力而不仓皇,既具气势,而形象也益鲜明。
后二句写“没石饮羽”的奇迹,把时间推迟到翌日清晨,将军搜寻猎物,发现中箭者并非猛虎,而是蹲石,令人读之,始而惊异,既而嗟叹,原来箭杆尾部装置着白色羽毛的箭,竟“没在石棱中”,入石三分。这样写不仅更为曲折,有时间、场景变化,而且富于戏剧性。“石棱”为石的突起部分,箭头要钻入殊不可想象。神话般的夸张,为诗歌形象涂上一层浪漫色彩,读来特别尽情够味,只觉其妙,不以为非。
诗,最注重含蓄,最讲究意在言外。看到诗中箭入石的描写,我们会油然联想:如果射中的真是老虎将会射成什么样子?如果在战场上射击敌军兵马呢?于是,一位武艺高强、英勇善战的将军形象,便盘马弯弓、巍然屹立在我们眼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