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词是黄山谷与甘居山野、不求功名的“眉山隐客”史应之互相酬唱之作，全词通过一个“淫坊酒肆狂居士”的形象，展现了山谷从坎坷的仕途得来的人生体验，抒发了自己胸中的苦闷和激愤。词中所塑造的狂士形象，是作者自己及其朋友史念之的形象，同时也是那一时代中不谐于俗而怀不平傲世之心的文人的形象。
上片是劝酒之辞，劝别人，也劝自己到酒中去求安慰，到醉中去求欢乐。首句“黄菊枝头生晓寒”是纪实，点明为重阳后一日所作。因史应之有和词，故自己再和一首，当亦是此数日间事。赏菊饮酒二事久已有不解之缘，借“黄菊”自然过渡到“酒杯”，引出下一句“人生莫放酒杯干”。意即酒中自有欢乐，自有天地，应让杯中常有酒，应该长入酒中天。“风前横笛斜吹雨，醉酒簪花倒著冠”，着意写出酒后的浪漫举动和醉中狂态，表明酒中自有另一番境界。横起笛子对着风雨吹，头上插花倒戴帽，都是不入时的狂放行为，只有酒后醉中才能这样放肆。
下片则是对世俗的侮慢与挑战。“身健在，且加餐。舞裙歌板尽清欢。”仍是一种反常心理，其含意于世事纷扰，是非颠倒，世风益衰，无可挽回，只愿身体长健，眼前快乐，别的一无所求。这是从反面立言。“黄花白发相牵挽，付与时人冷眼看”，则是正面立言。菊花傲霜而开，常用以比喻人老而弥坚，故有黄花晚节之称。这酒说的白发人牵换着黄花，明显地表示自己要有御霜之志，决不同流合污，而且特意要表现给世俗之人看。这自然是对世俗的侮慢，不可能为时人所理解和容忍。
此词以简洁的笔墨，勾勒出一个类似狂人的形象，抒写了山谷久抑胸中的愤懑，表现出对黑暗、污浊的社会现实无言的反抗。词中所塑造的主人公形象，以自乐自娱、放浪形骸、侮世慢俗的方式来发泄心中郁结的愤懑与不平，对现实中的政治迫害进行调侃和抗争，体现了词人挣脱世俗约束的高旷理想。主人公旷达的外表后，隐藏着无尽的辛酸与伤痛。
作品产生的感发力量与作者的初衷不符，这是文学中的常见现象。这首词就是如此，以小序中“赋而感之”可以看出，作者本意是咏花，孰料写着却生成许多感慨，这感慨使词的思想性加深了。
很明显，上阕自始至终都是以第三人称咏赞琼花，即所谓“赋”。词人将花儿作天上的仙女，告别了琼楼瑶阙，飘然降临人间；写她那洁白的花朵犹如冰花、碎玉，簇拥成球；想象她成天伫立在石阶畔，既有杨贵妃那丰腴的体态，又有赵飞燕那样绰约的风姿；她摄取了世间一切草木之花的丽质清气，集于一身。……
花和美人向来联系在一起，因此将琼花比喻为杨贵妃、赵飞燕算不得出奇，倒是“冰花翦翦，拥碎玉成毬”九字抓住了琼花莹泽洁玉的特点，最为逼真。其次“敛群芳、清丽精神”七字，也堪称新、警。其后几句不免落入俗套。然而词人在后半篇内，却将作品的质量整整提高了一个等级。其契机是什么呢？这就得从所咏之花的特殊性说起了。宋人周密《齐东野语》卷十七云：“扬州后土祠琼花，天下无二本。……仁宗庆历中，尝分植禁苑，明年辄枯，遂复载还祠中，敷荣如故。淳熙中，寿皇（孝宗）亦尝移植南内，逾年，憔翠无花，仍送还之。其后，宦者陈源命园丁取孙枝移接聚八仙根上，遂活，然其香色则大减矣。”从这段记载可以看出，琼花不仅有惊人的美丽，而且有高洁的品性，实属难得。琼花的名字，永远与扬州齐名。因此，历来咏琼花者，不能不咏及扬州。
此篇也不例外，首先所选用的词调就是《扬州慢》；其次则整个上阕的背景亦是扬州。自隋炀帝开大运河以来，扬州，成为商业繁盛之都，又是人文荟萃之地。可是，至宋高宗建炎三年（1129）、绍兴三十一年（1161）金兵两次大举南攻，扬州都首当其冲，兵燹之酷，竟使积累达数百年之久的富庶与文明遭空前浩劫。罢兵了，休战了，在南宋小朝廷用屈辱换来的相对和平时期，扬州是否有条件稍稍恢复往日之经济、文化名城的旖旎风情呢？没有！因为宋金双方以淮河中流划界的缘故，扬州已经成了边关，只能以军事要塞的面貌出现在人们眼前。这是多么巨大的变化呵！作为时代的一个缩影，扬州的盛衰怎能不唤起南宋臣民们忧国伤时的沉痛之感呢？姜白石在《扬州慢》一词中就有这样精警深沉的句子“自胡马窥江去后，废池乔木，犹厌言兵”。尽管词人之所以选用《扬州慢》的词调且写下“十里春风，二分明月”的佳句，但实际上在为扬州衰败之叹作铺垫。果然，他从历史之扬州的“盛”中反观出了现实之扬州的“衰”，不禁慷慨生哀，于是掉转词笔，改用第一人称，愣将半篇未写完的“琼花赋”续成了一首“哀扬州赋”。这下阕，便是词序之所谓“感”了。
上阕所赋，是想象中的琼花，扬州后土祠中的琼花，昔日的琼花；眼前摆放着友人折赠的数枝琼花还没有派用场，何不借她起兴？于是乎乃有：“雨窗数朵，梦惊回、天际香浮。”一句意思是谓：碎雨敲窗，将我从午梦中惊醒，只见窗前花瓶里插着几枝琼花，清香四溢，飘浮在天空。这花是哪儿来的？直说友人所赠，就无诗意，且下面文章难作，故尔从虚处着笔。“似阆苑花神，怜人冷落，骑鹤来游。”像是琼花之神同情我的孤独，特骑着仙鹤从扬州来鄙地一游。
“花神”既从扬州来，何不向她打听打听扬州的近况呢？于是引出下文“为问竹西风景”，其实不用问，词人也可以想象扬州“春风十里，尽荠麦青青”的残败景象，词人不愿用实笔写这令人神伤之景，所以接着蓦地一笔宕开，顾左右而言它道：“长空淡、烟水悠悠。”七字虽不着边际，却委实下得精彩。大有“多少事、欲说还休”之慨，诵之令人回肠荡气，只觉无限落寞惆怅都在言外。以下剑及履及，顺势明点出此种情绪并揭示其所从来，放笔为全篇收尾：“又黄昏，羌管孤城，吹起新愁。”“羌管孤城”四字，很容易使人联想起范仲淹《渔家傲》词里的“长烟落日孤城闭”、“羌管悠悠霜满地”。据此，则作者当时所居，是否也属边城呢？
粗粗看过，三句只是直书此时此地之环境与心境，似可一览无余；及至沉吟久之方觉它寥寥数字却将无数时间空间融汇起来，实在耐人寻味。试想，“黄昏”而曰“又”，“愁”而曰“新”，则昨日、前天、上月甚至去年……不知有多少个“已是黄昏独自愁”包含其中，非“此时”与“彼时”相同画面的多重叠印而何？此盖就纵向而言，若作横向观察，读者又可以看出，它还是多种相似图景的双影合成。细细体认，那另外的一幅照片是姜夔《扬州慢》词之“渐黄昏，清角吹寒，都要空城”？不言扬州，而扬州自见。
词人一生写了许多咏花词。今存《虚斋乐府》六十八首，咏花之作就有二十四首，竟超过了三分之一。但大多格调不甚高。只有这首词，原本只为赋花，不料却抒发出很多盛衰之惆怅，遂成精品，由此可见咏物词之关键在于不滞于物。
在《原道》中，韩愈开宗明义地提出了他对儒道的理解：“博爱之谓仁，行而宜之之为义，由是而之焉之谓道，足乎己、无待于外之谓德。仁与义为定名,道与德为虚位。”以此为据，他批评了道家舍仁义而空谈道德的“道德”观。他回顾了先秦以来杨墨、佛老等异端思想侵害儒道，使仁义道德之说趋于混乱的历史，对儒道衰坏、佛老横行的现实深表忧虑。文章以上古以来社会历史的发展为证，表彰了圣人及其开创的儒道在历史发展中的巨大功绩，论证了儒家社会伦理学说的历史合理性，并以儒家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生理想为对比，批评了佛老二家置天下国家于不顾的心性修养论的自私和悖理，揭示了它们对社会生产生活和纲常伦理的破坏作用，提出了“人其人，火其书，庐其居，明先王之道以道之，鳏寡孤独废疾者有养也”的具体措施。
《原道》最引人注目之处，在于提出了一个“道统”的授受体系。韩愈在重申了儒家的社会伦理学说后，总结说:“斯道也，何道也? 曰：斯吾所谓道也,非向所谓老与佛之道也。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轲之死，不得其传焉。”宋儒所乐道的“道统”的形态即由此而来。关于韩愈的“道统”说，《原道》最直接的打击对象是佛老,韩愈所要诛的“民”，也是士农工贾四民之外的佛老二民，这已是人所共知的事实。《原道》的指责显然是不合适的。韩愈从国计民生的角度指责佛老破坏了社会的生产和生活，这种基于现实功利的批判无疑是有力的。唐代的僧道不纳赋税，不服徭役，所以逃丁避罪者，并集于寺观，“至武宗会昌灭佛时，官度僧尼已达二十六万多人”。
《原道》强调“君君臣臣”的等级秩序，还隐隐地将矛头指向了另一个强大的对手，藩镇。对于这一点，陈寅恪先生在他的文章中已经揭示。他认为，韩愈在文章中屡申“夷夏之大防”,其中实包含着对安史之乱后藩镇割据局面的深忧，因为安史是“西胡杂种，藩镇又是胡族或胡化的汉人”。此说虽有理，似略显迂。相比之下，倒是蒋凡先生之说更为显明。《原道》中说:“臣者，行君之令而致之民者也，臣不行君之令而致之民。则诛。”藩镇割据之地，朝廷政令不行，租赋不入，这样的乱臣贼子，正在可诛之列。只是由于当时藩镇势力正炽，才不得已以曲笔加以诛伐《原道》之作，实有着强烈的干预现实的用心。
“晨趋紫禁中，夕待金门诏。”诗歌的开始，使用了虚中带实的手法，概言自己在宫禁中的生活和感受。翰林院、集贤殿都在宫禁中，故言“晨趋紫禁中”。从表面看，又是“紫禁”，又是“金门”，不仅说明职务之重要，还更带有一种显赫的威势、甚至炫耀的口吻。的确，当时翰林供奉的地位是十分重要而又显赫的。据《新唐书·百官志》载，玄宗初，置翰林待诏，以张说、陆坚、张九龄等为之，掌四方表疏批答应和文章。既又选文学之士号翰林供奉，与集贤院学士分掌制诏书敕。开元二十六年（738）又改翰林供奉为学士，专掌内命，包括拜免将相、号令征伐诸大事。以后选用益重而礼遇益亲，所以当时有“号为内相”或“天子私人”之称。李白夙怀“申管晏之谈，谋帝王之术，奋其智能，愿为辅弼，使寰区大定，海县清一”（《代寿山答孟少府移文书》）的宏图，当他被诏供奉翰林时，内心是异常激动的，而且初入宫禁时，他也的确曾为自己所受的殊宠与显赫的地位而自豪。他在《赠从弟南平太守之遥二首》其一中曾以自诩的口吻说：“天门九重谒圣人，龙颜一解四海春。彤庭左右呼万岁，拜贺明主收沉沦。翰林秉笔回英盼，麟阁峥嵘谁可见？承恩初入银台门，著书独在金銮殿。龙驹雕镫白玉鞍，象床绮席黄金盘。当时笑我微贱者，却来请谒为交欢。”然而，时隔不久，当李白发现现实并非如此，这种天真浪漫的情绪也就惭惭消沉了。所以尽管这两句诗表面上带有显赫的威势和炫耀的语气，但从“晨趋”与“夕待”两个词中，已向我们暗示了一种投闲置散而又焦虑如焚的心态。可以说“晨趋”、“夕待”也正是李白自入宫禁以来的形象写照。
接下来具体写投闲置散的读书生活：“观书散遗帙，探古穷至妙。片言苟会心，掩卷忽而笑。”这几句的意思是说：我博览珍秘的群书，深入钻研其中的奥妙所在；如果发现有只言片语恰恰道出心曲之事，便会乐不自持、掩卷而笑。这几句写得轻松自如，可谓一片清机。但是，这种轻闲的读书生活与一个身居翰林供奉之职的人来说，却是极不协调、极不相称的。作为翰林供奉本来所应该做的事，已如前述，而事实上李白入宫之后，只不过被视为文学弄臣，是供奉帝王后妃遣兴愉乐的玩物。这对于李白来说，是痛心的，也更是悲哀的。
“青蝇易相点，白雪难同调。本是疏散人，屡贻褊促诮。”“青蝇”句本陈子昂《宴胡楚真禁所》诗：“青蝇一相点，白璧遂成冤。”“白雪”句本宋玉《对楚王问》：“其为《阳春》《白雪》，国中属而和者，不过数十人。”这两句在章法上是上承“片言”二字，可以说是“片言”的具体内容。这两句是说：我本来就是爱好自由，无拘无束之人，可每每总是遭到心胸狭隘之人的责骂。这是上承“会心”二字，从古人的至理名言中，领悟到自身遭遇的缘由所在。李白本是性格傲岸，行为放达不拘之人，但是入宫之后，却遭到高力士、张垍等奸臣的嫉妒与谗毁。“丑正同列，害能成谤，格言不入，帝用疏之”（李阳冰《草堂集序》），愈来愈受到皇帝的疏远与冷落。李白在《感遇四首》其四中也说：“宋玉事楚王，立身本高洁。巫山赋彩云，郢路歌白雪。举国莫能和，巴人皆卷舌。一惑登徒言，恩情遂中绝。”尽管此时“恩情”尚未完全中绝，但李白早已预感到了。严酷现实的打击，迫使诗人不能不考虑自己的前程与人格的完善，因而诗歌的下半部分，就着重表白对另一种生活的渴望与追求。
“云天属清朗，林壑忆游眺。或时清风来，闲倚栏下啸。”局促在宫禁之中，整日在嫉妒与谗毁中度日，不仅是对人格的迫害，也是对人性的压抑。此时此刻，诗人不禁回忆起昔日委运自然、遨游林壑的布衣生活。那是何等的惬意：在大自然的怀抱里，面对明媚的云天与幽静的林壑，清风徐来，倚栏长啸。一个“闲”字，道出了诗人的心境与大自然相融合的契机所在。
接下来诗人继续写道：“严光桐庐溪，谢客临海峤。功成谢人间，从此一投钓。”这两句反映了李白对严光和谢灵运的企慕，希望自己将来能象他们那样，摆脱世俗的烦恼，寄迹林下，度安闲隐逸的生活。因而诗歌的最后两句说：“功成谢人间，从此一投钓。”功成身退，是李白为自己设计的人生道路，也是他毕生的生活理想。他早在二十七岁时所写的《代寿山答孟少府移文书》中就表示过：“奋其智能，愿为辅弼，使寰区大定，海县清一。事君之道成，荣亲之义毕，然后与陶朱、留侯浮五湖、戏沧州，不足为难矣。”其《驾去温泉宫后赠杨山人》诗亦云：“待吾尽节报明主，然后相携卧白云。”可以看出，李白对理想信念的追求是何等的执着，尽管在遭谗受谤，皇帝疏远的情况下，仍抱定功成然后身退的信念。因而在政治上的期待，暂时战胜了寄迹林下的愿望。但是，如果换一个角度来看，即从李白此时的心态与他初入宫禁时相比，则可以明显看出其心理的变化。上文所引《赠从弟南平太守之遥》诗中，已可以看出诗人当初那种春风得意、喜不自胜的情态。此外，李白在《效古二首》其一中也以相同的情调写道：“朝入天苑中，谒帝蓬莱宫。青山映辇道，碧树摇烟空。谬题金闺籍，得与银台通。待诏奉明主，抽毫颂清风。……快意切为乐，列筵坐群公。光景不可留，生世如转蓬。早达胜晚遇，羞比垂钓翁。”但是此时此刻，诗人已不再是“羞比垂钓翁”，而是希望要在“功成”之后，决绝地表示“从此一投钓”，要像严光那样，远离尘嚣，过着安闲自乐的隐居生活。
总之，这首诗突出表现了诗人那傲岸不屈、不同流俗的高洁品质，其中有对好佞小人的斥责，也有对自身遭遇及仕途的深深忧虑。尽管诗人此时仍怀有建功立业的愿望，对朝廷也还抱有一线的希望，但此后不久，诗人尚未及“功成”，便愤然离开了朝廷，踏上了自得其乐的布衣漫游生涯。可以说这首诗正是李白在长安为官时期心理转变的一个重要标志。
这是一首“言怀”之作，像是在同“诸学士”们娓娓而谈。它一反李白所常用的那种奔放的激情与奇特的夸张，而是将眼前之事及心中之想如实地一一道来，在婉转清爽的背后，蕴籍着十分深刻而又复杂的情感。这一特点的形成，与诗人当时所处的地位及其所特有的心理状态是密不可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