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诗借楚汉对峙的古战场遗迹,评论乱世英雄项羽、刘邦的成败,阐述拨乱反正的经验,总结“拨乱属豪圣”的历史规律。诗人的见解与司马迁略同。但由于诗人不受儒家传统观念的约束,也能超脱世俗的功利观念,因而既肯定项羽刘邦的成败,又不以成败论英雄,而从天意、智力、功业结合分析,赞扬刘邦兼有豪杰和圣人的气质,指出只有这样的豪圣才能完成治平乱世统一天下的任务。这就比司马迁所说的论述显得透彻明确,而与阮籍鄙薄刘邦的观点根本相反,更无论同情项羽失败、嫌恶刘邦等偏见迂论。因此此诗的史论观点虽不免历史局限而拘于英雄史观及天命论,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却是独到的,杰出的,具有辩证精神。
此诗既具有叙事诗的结构,又充满抒情诗的实质。全诗叙述古迹有关的历史人物和眼前景象,抒发诗人的情怀和感触,运用多种艺术手法,提炼精美的语言,铸成不同的艺术形象,错综而层次清楚地表达主题思想。
这是一首五言古诗,整体结构犹如乐府歌行,有头有尾,夹叙夹议,从秦亡开始,讲到阮籍的感慨。安排得当,层次分明。全诗分为两大段,前十四句为第一段,概述秦亡后的楚汉兴亡成败的历史;后十六句为第二段,缅怀广武古战场楚汉相对峙的历史。前段基本采取叙述方式,后段基本采用评述方式。运用多种手法,通过鲜明形象,以完成整体结构,表达主题思想,是此诗的一个显著的艺术特点。
对现实的超然态度,对历史的洞然见识,对诗歌艺术的卓然才能,构成了这首怀古诗洒脱超逸、豪放豁达的独特风格;也使它充满了乐观开朗的情绪,具有抒情诗的实质。
这首词的上阕描述此妓在饯别时的情景。首先表现她送别长官时的悲伤情态。她因这次离别而伤心流泪,却又似感害羞,怕被人知道而取笑,于是用纨扇掩面而偷偷弹泪。她强制住眼泪,压抑着情感,唱起《阳关曲》,殷勤劝陈襄且尽离尊。上阕的结三句是官妓为陈襄劝酒时的赠别之语:“漫道帝城天样远,天易见,见君难。”这次陈襄赴应天府任,其地为北宋之“南京”,亦可称“帝城”。她曲折地表达自己留恋之情,认为帝城虽然有如天远,但此后见天容易,再见贤太守却不易了。这将是永远的离别。她清楚地知道:士大夫宦迹无定,他们与官妓在花间尊前的一点情意,离任后便会很快忘掉的。词情发展至此达到高潮,下阕全是模写官妓的相思之情。
下阕模写歌妓的相思之情。苏诗《孤山二咏并引》云:“孤山有陈时柏二株,其一为人所薪,山下老人自为儿时已见其枯矣,然坚悍如金石,愈于未枯者。僧志诠作堂于其侧,名之曰柏堂。堂与白公居易竹阁相连属。”苏轼咏柏堂诗有“忽惊华构依岩出”句,诗作于熙宁六年六月以后,可见柏堂确为“新构”,建成始一年,而且可能由陈襄支持建造的(陈襄于五年五月到任)。在此宴别陈襄,自然有“楼观甫成人已去”之感。官妓想象,如果这位风流太守不离任,或许还可同她于画堂之曲栏徘徊观眺。由此免不了勾起一些往事的回忆。去年春天,苏轼与陈襄等僚友曾数次游湖,吟诗作词。苏轼《有以官法酒见饷者因用前韵求述古为移厨饮湖上》诗有“游舫已妆吴榜稳,舞衫初试越罗新”;后作《常润道中有怀钱塘寄述古》诗亦有“三月莺花付与公”之句,清人纪昀以为“此应为官妓而发”。可见当时游湖都有官妓歌舞相伴。“飞絮落花,春色属明年”,是说眼下已是花飞春尽,大好春色要到明年才有了。结尾处含蕴空灵而情意无穷。官妓想象她明年春日再驾着小船在西湖寻觅旧迹欢踪时,“无处问,水连天”,情事已经渺茫,唯有倍加想念与伤心而已。
这首词属于传统婉约词的写法,表现较为细致,语调柔婉。作者善于描摹歌妓的情态,揣测到她内心隐秘的情绪,很有分寸地表现出来,艳而不俗,哀而不伤,切合现实情景。游湖等事,大都有苏轼在场。他了解官妓们的思想与生活,尊重她们的人格,因而能将其情态表现得真实而生动。可以设想:当这位官妓在尊前请求苏轼代为作词以赠陈襄,词人对客挥毫,顷刻而就,她当即手执拍板情真意切地演唱起来,声泪俱下,在座诸公无不被感动,尤其是太守陈襄。
从这首词,可以看到宋代士大夫私人生活的一个方面。宋代统治阶级维持着歌妓制度,在官府服役的官妓,歌舞侍宴,送往迎来虚度青春,没有自由,精神生活十分痛苦。如仪真的一位官妓所说:“身隶乐籍,仪真过客如云,无时不开宴,望顷刻之适不可得。”(《夷坚丁志》卷十二)尽管她们身着绮罗,出入官府,实际上属于“贱民”,处于社会中卑贱的地位。由于职业关系,她们不得不歌舞侑觞,也不可能不与长官们尊前调情。这实际上是封建统治者公开玩弄妇女的一种方式。可见词中的官妓敬劝别酒、缅怀旧事、瞻念未来之时是有许多凄凉的情感,隐藏着对不幸命运的叹息悲伤。她们与长官的情谊,真真假假,很难说清。二者社会地位的悬殊又使他们之间不可能存在真正的情谊。苏轼为应酬官场习俗,实有相戏之意,将这种关系表现得扑朔迷离,真假难辨,非常巧妙。词的真实含意是比较复杂的。它是苏轼早期送别词中的佳作,反映了作者早期创作所受传统婉约词风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