令人觉得奇怪的是，用散文的形式写作喜雨的，在文学史上却并不多见。因此，苏轼的这篇散文《喜雨亭记》就显得十分突出了。当然，如果仅仅是因为前人未写而自己写了这一题材，对文学史有所贡献尚不足为奇。一旦后人接手写作，超越了前人的作品，那么前者就只能有一点文学史的价值而谈不到什么艺术的永恒价值了。苏轼的《喜雨亭记》却不是这样，因为它自身就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有许多令人品味的地方。也许正是这一点，使得后来的作家裹足不前，心甘情愿地让苏轼一枝独秀了吧。
文章开始即点明了用“雨”命名的缘由，与“喜”字紧密联系在一起。他一共援引了历史上的三件事作铺垫，说明古人有了喜事，常常受用这件喜事来命名，以纪念喜事，或者也有预示将来喜事连连的意思。这三件事都很有趣。因为它们与国家的政治都有关系，其中并多少含有天人的关系。第一件事，相传周成王的同母弟堂叔得一异禾，献给了成王。成王将禾转送了周公。周公于是作了《嘉禾》一篇。第二件事，汉武帝于公元前116年5月，在汾水上得一宝鼎，于是改年号为元鼎元年。第三件事，鲁文公十一年，北狄鄋瞒国伐鲁，鲁文公派叔孙得臣抗敌，获胜，并俘获了国君侨如，于是特自己的儿子命名为侨如。最后这件事，对今人来说，几乎困惑不解了。为什么将敌人的名称用作自己儿子的名字?这是颇为值得研究的事情。无论如何，这是作者为要以雨志亭所作的铺垫，有了这一铺垫，再说事和雨就有记述的道理了。这就像逻辑学中大前提、小前提的三段论一样，有了大前提，后面的话即好说许多，也容易让人接受。
苏轼到风翔府任职的第二年，建官舍，行政事，凿池引流，美化环境，但不巧的是当地整整一个月没有下雨，旱情显现，灾情就会是必然的结果了。大旱望云霓，百姓的忧愁是可想而知的。在这里，恰好显示了苏轼笔墨的巧妙。我们知道，苏轼在写《后赤壁赋》的时候，曾经说到自己孤独闲寂，正好有两个朋友来了；霜露既降、明月诱人，想酒而樽空，贤妻正好献上了珍藏多时的美酒；没有下酒之物，正好客人笑哈哈地拿出了出水时鲜。一切就是那么巧，又那么惬人心意。这里也同样如此。百姓们盼望下雨，望眼欲穿，结果是“乙卯乃雨，甲子又雨”，这种句子，轻淡、简单，但不寡味，很像甲骨卜辞中的语言，但甲骨卜辞中是占问、预测，这里则是如实提供了，所以这种句子读来是令人心醉的。够不够?“百姓以为未足，丁卯大雨，三日乃止！”按，乙卯是四月初二日，甲子是四月十一日，丁卯是四月十四日。半月之内连降了三场雨，前两次不足，第三次一连下了三天。下得透，下得足，下得实在。要说好雨，喜雨，这才真正称得上是好雨，喜雨！杜甫的“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总令人有细小入微不够大气的感觉。这里我们要注意“民以为未足”一句的作用，这一抑、一落，然后产生后面的三日大雨，效果才能够显示出来。没有这么一句，当然也可以成立，但是读起来就平软的多了。
这场大雨产生的欢快气氛是可观的：“官吏相与庆于庭，商贾相与歌于市，农夫相与忭于野，忧者以喜，病者以愈……”。这是一幅万民同乐官民同欢的喜庆图，较之欧阳修的太守和民的欢乐，真不可同日而语，因为欧阳修的乐并没有落到实处，架空，浮廓，是在造文、造情，而苏轼这里却是在如实地写作了。我们仿佛也同苏轼一起融入了喜雨的场景之中。唯其如此，苏轼为新落成的亭子命名“喜雨”才是顺理成章之事，才真正具有意义。
亭名由来有自，讲清楚之后也就等于曲终奏雅，逐善可陈了。但是苏轼又在这里做出了好文章，说他善于翻空出奇也好，说他敢于寻根溯源也好，无论如何，作者在这里表现出了惊人的艺术技巧。作者把笔锋一转，以设问的方式，从反面人手来探讨喜雨。曲径通幽，我们试想，也许这是继续写此雨的唯一途径，但苏轼找到了，并不一定是妙手偶得，可能是苏轼的真正功力所在。文中说道：“五日不雨可乎?曰：五日不雨则无麦。……十日不雨可乎?曰：十日不雨则无禾。”无麦无禾，饿鸿遍野，盗贼蜂起，百姓遭殃。但是不到五日，不到十日，就喜雨骤至，泽惠我民，又怎么能说不是上天厚待苍生?加上这么一段，文章就显得十分充实，丰满，在对比中更觉得雨之可喜。
写到这里，苏轼开始笔歌墨舞了，但是也曲尽其妙。“使天而雨珠，寒者不得以为襦；使天而雨玉，饥者不得以为粟，一雨三日，伊谁之力?民曰太守，太守不有；归之天子，天子曰不然；归之造物，造物不以为功；归之太空，太空冥冥，不可得而名，吾以名吾亭。”你看，他还是落在亭上，层层递进，把天降喜雨的大功劳像画饼一样，在太守、天子、造物和太空面前虚晃一二，并忙里偷闲找出了一句，让这些人都一一默然，谦虚地拒绝这一荣耀，多漂亮的话，各路诸侯都奉到了，然后再实实在在地放到主题上去。既然如此，就让我们以喜雨来为亭子命名吧。一虚一实，一推一进，总是项庄舞剑意在沛公。
作者紧扣一个“雨”字．一个“喜”字。在不到五百字的文章中，“雨”字出现了十五次，有两次作动词使用，“喜”、“乐”共出现六次。通篇都贯穿着为雨而喜的喜气洋洋的气氛。
中国古代，自孟子开始，创天子、官员要有与民同乐，乐民之乐的思想。写这种作品的人很多，但真正写得好的不多。欧阳修的《醉翁亭记》是其一，苏轼的此篇文章则表现得更好，好就好在落实、不空。
这篇文章在用词上也有值得注意之处。一、排比句多。比如第一段，作者为了说明古人有喜事则名物以示不忘，举了三个例子，三个例子就是三个排比句，借助这种句法，使读者在文意方面有一种说理透彻，充实满足的感觉。第二段写大雨之后，百姓的欢乐场面以及第四段的“雨珠”“雨玉”说，也同样用的是排比形式。在人们喜之不尽，手舞足蹈之时，文字上必须有所变化，一味的松散不可能有文字的整饬条理来得惹眼引人。二、结尾的用韵。《喜雨亭记》的结尾很有意思，它既照应了开头，又给人许多的联想，值得我们注意。苏轼的哲学思想是儒释道三家合一的。在他的诗文中，经常出现对大自然发问的句子，以表达他的人生观和他旷达乐天的情怀。这次大雨之后，感谢谁为好?这里他展开的想象，是从太守到天子，从天子到上天，从上天到造物，其中“玉”、“粟”押韵，“日”“力”押韵，“功“空”押韵，“冥”“名”押韵，读之有循环不尽，均成系统的感觉，神完气足，优雅俊美，然而是虚笔，真正目的则是要归之其小小的亭宇，这样也就把造物、上天、天子、太守、百姓、借助“喜”之“雨”用一个亭子联系了起来，有歌唱的味道，所唱者依然是喜雨，一篇文章的主题所在。
为什么古代关中富甲天下，而近代却默默无闻，特别是唐以后人文凋敝。是不是我们的人种退化了，我近来翻阅（唐代移民史），似乎找到了部分答案。在唐末到宋初的移民浪潮中，关中地区首当其冲，人口大量向东迁移，先经洛阳，然后到苏州扬州等运河地区。大家熟知的大文学家范仲淹，祖籍陕西彬县，但却是苏州人。但我们从其文学作品中仍能感受到其陕人后裔的豪迈文风，范仲淹后来也多年在陕从官，报效桑梓。其实在唐末吴县（今天的苏州地区）已有1/3的北方移民。其实不管是从西周之镐京到东周之洛邑；还是西汉之长安到东汉之洛阳；从隋炀帝迁都洛阳到武则天时期42年居住洛阳，关中地区到洛阳的人口迁移一直是单向的，并又有一次向东南方向迁居。还有明代昆山人顾炎武，曾在华山滞留多年，写下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之佳句。写到这里，不得不提到大文豪苏东坡，苏东坡初仕凤翔府签书判官，也就是我的家乡陕西凤翔，凤翔是唐王朝的西京，曾经是晚唐人才和贵族的聚居地。苏东坡初仕凤翔府签书判官三年，可以说对他的人生价值关影响至重，正是由于家乡的纯朴民风，和周秦文化发祥故里文化的熏陶，对其文风产生影响。如果说一个人最难忘记的是自己的初恋，那苏东坡同样也忘不了在凤翔的美好时光，以致后来被贬黄州时，碰到当年的凤翔游侠少年陈季常，两人还忆起当年在凤翔北山纵马驰骋的场景；还有当年在凤翔之任上修的“引凤池”（凤翔东湖），居然后来在杭州西湖和广东惠州西湖二次克隆成功。那篇著名的《喜雨亭记》更是体现了其与民同乐的大同思想。
此词是张先的代表作之一。宋范公《过庭录》说：“子野郎中《一丛花》词云：“沉恨细思，不如桃杏，犹解嫁东风。”一时盛传，永叔尤爱之，恨未识其人。子野家南地，以故至都谒永叔，阍者以通，永叔倒屣迎之，曰：‘此乃“桃杏嫁东风”郎中。’”永叔是文坛巨擘欧阳修的字，张先的词能让欧阳修极口称赞，足见其词在当时影响之大。
词的起首一句，是经历了长久的离别、体验过多次伤高怀远之苦以后，盘郁萦绕胸中的感情的倾泻。它略去了前此的许多情事，也概括了前此的许多情事。起得突兀有力，感慨深沉。第二句是对“几时穷”的一种回答，合起来的意思是伤高怀远之情之所以无穷无尽，是因为世上没有任何事情比真挚的爱情更为浓烈的缘故。这是对“情”的一种带哲理性的思索与概括。这是挟带着强烈深切感情的议论。以上两句，点明了词旨为伤高怀远，又显示了这种感情的深度与强度。
接下来三句，写伤离的女主人公对随风飘拂的柳丝飞絮的特殊感受。“离愁”，承上“伤高怀远”。本来是乱拂的千万条柳丝引动了胸中的离思，使自己的心绪纷乱不宁，这里却反过来说自己的离愁引动得柳丝纷乱。这一句貌似无理的话，却更深切地表现了愁之“浓”，浓到使外物随着它的节奏活动，成为主观感情的象征。这里用的是移情手法。而那蒙蒙飞絮，也仿佛成了女主人公烦乱、郁闷心情的一种外化。“千丝”谐“千思”。
上片末三句写别后登高忆旧。想当时郎骑着嘶鸣着的马儿逐渐远去，消逝尘土飞扬之中，此日登高远望，茫茫天涯，又要到哪里去辩认郎的踪影呢？“何处认”与上“伤高怀远”相呼应。
过片上承伤高怀远之意，续写登楼所见。“双鸳池沼水溶溶，南北小桡通。”说不远处有座宽广的池塘，池水溶溶，鸳鸯成双成对地池中戏水，小船来往于池塘南北两岸。这两句看似闲笔，但“双鸳”二字既点出对往昔欢聚时爱情生活的联想又见出此时触景伤怀、自怜孤寂之情。说“南北小桡通”，则往日莲塘相约、彼此往来的情事也约略可想。
下片三、四、五句写时间已经逐渐推移到黄昏，女主人公的目光也由远而近，收归到自己所住的楼阁。只见梯子横斜着，整个楼阁被黄昏的暮色所笼罩，一弯斜月低照着帘子和窗棂。这虽是景语，却隐隐传出一种孤寂感。“又还是”三字，暗示这斜月照映画阁帘栊的景象犹是往日与情人相约黄昏后时的美好景象，此时景象依旧，而自从与对方离别后，孑然孤处，已经无数次领略过斜月空照楼阁的凄清况味了。这三个字，有追怀，有伤感，使女主人公由伤高怀远转入对自身命运的沉思默想。
结拍三句化用李贺《南园》诗中“可怜日暮嫣香落，嫁与东风不用媒”之句，说怀着深深的怨恨，细细地想想自己的身世，甚至还不如嫣香飘零的桃花杏花，她们自己青春快要凋谢的时候还懂得嫁给东风，有所归宿，自己却只能形影相吊中消尽青春。说“桃杏犹解”，言外之意是怨嗟自己未能抓住“嫁东风”的时机，以致无所归宿。而从深一层看，这是由于无法掌握自己命运而造成的，从中显出“沉恨细思”四个字的分量。这几句重笔收束，与一开头的重笔抒慨铢两相称。
词中“不如桃杏，犹解嫁东风”句，使作者获得了“桃杏嫁东风”的雅号。张先的许多艳词都是感情浅薄的，而此词却情真意切，无论思想方面还是艺术方面都值得永远为人称道。
《题破山寺后禅院》是一首题壁诗。破山寺，即兴福寺，在今江苏常熟市西北虞山上。唐代咏寺诗为数不少，且有很多佳作 。常建的《题破山寺后禅院》，构思独具特色 ，它紧紧围绕破山寺后禅房来写，描绘出了这特定境界中所独有的静趣。
首联"清晨入古寺，初日照高林 "，落笔勾勒出清晨时分后禅房四周的环境。早晨，初升的红日将金色的阳光洒向寺院，洒向虞山之中的林木，使寺院变得更加绚丽明亮，高耸入空的山林也变得更加翠绿葱茏，令人心旷神怡。这里，一个"入"字，写出了古寺美景之幽远，一个"照"字又将旭日东升时的勃勃生机给刻写得出神入化，透露出诗人欣喜昂扬的情绪。首联是写后禅院的远景，为下文的近景刻画打下了基础。
颔联"曲径通幽处，禅房花木深"，点出题中"后禅院"三字，描写出通向后禅院弯曲幽深的小路和后禅院景色的幽静迷人。僧房深藏在花木丛中，香气馥郁，宋欧阳修曾感慨地称赞道："我常喜诵常建诗云：‘竹径通幽处 ，禅房花木深’。故仿其语作一联，久不可得 ，乃知造意者唯难工也。"这一联的美，不仅体现在写景的准确传神上，而且表现在其思想内涵的深邃上。佛教提倡眼、耳、鼻、舌、身、意六根清净，无欲无求，苦修苦行，而后禅院却花木繁茂，清香扑鼻，由此含蓄曲折地表现僧侣们内心对美的热烈向往和执着追求。“曲径通幽”之美学在中国古典园林上有广泛运用。
颈联和尾联在意念上紧承颔联，颔联写诗人的发现之美，追寻之乐，这两联则通过有声有色、有动有静、有情有态的景物描写来渲染佛门禅理涤荡人心、怡神悦志的作用，在给读者带来美的享受的同时又把读者带进幽美绝世的佛门世界。诗人举目四望，只见艳阳高照，天地生辉，翠竹幽林沐浴在阳光灿烂之中熠熠生辉，眩人眼目；活泼小鸟欢飞在茂林修竹之间自由自在，惹人羡慕。禅房前面是一池清澈见底的水潭，蓝天白云、茂林修竹倒映其间，给人以洁净空明、心旷神怡之感。“空人心”应对上句“悦鸟性”，点示如此空灵纯洁的世界的确可以涤除尘念，净化心灵；“悦鸟性”又暗示人只有像鸟一样，远离凡尘，回归自然，崇佛信道，才能保持本真，逍遥适世。颈联写山光物态，写小鸟欢飞，写潭影空明，无一不在形象地暗示禅味佛理感化人心，净化灵魂的奇妙作用。
尾联两句以声衬静，营造一个万籁俱寂的境界，这与王籍的“蝉噪林逾静，鸟鸣山更幽。”有异曲同工之妙。钟磬之音，远远超出了“晨钟暮鼓”的报时功能，而被赋予一些寓意深微的象征意义，这是来自佛门圣地的世外之音，这是引领人们进入纯净怡悦世界的奇妙佛音，这是回荡在人们心灵深处的天籁之音，悠扬而宏亮，深邃而超脱。显然，诗人欣赏这禅院与世隔绝的居处，领略这空门忘情尘俗的意境，寄托了自己遁世无门的情怀，礼赞了佛门超拔脱俗的神秘境界。
此曲吊古咏史，缅怀和赞颂了三国时期三位杰出人物曹操、周瑜、诸葛亮的丰功伟业。借用“赤壁东风”和“八阵图”等典故，言简意丰地塑造了他们的英雄形象，并对三国鼎立的形势进行了鸟瞰与概括。全曲写得沉郁奔放，与所吟人物的胸襟抱负暗相契合。全曲凝练紧凑，气势豪放，笔力不凡。
第一位英雄：曹操。“有酾酒临江，横槊曹公。”在阿鲁威的这首小令中，诗人仅以寥寥二句，便将曹操这位不可一世的英雄形象勾勒出来了。曹操不仅身经百战、力扫群雄，统一了中国北方，而且文采斐然，是一位名副其实的风流人物。
第二位英雄：孙权。“紫盖黄旗，多应借得，赤壁东风。”《三国志·吴书》记载魏郎中令陈化答曹不云：“旧说紫盖黄旗，运在东南。”作者认为，虚幻的王气不足凭信，东吴之所以能建立王业，是因为孙权、周瑜赤壁一战，借助东风，火烧了曹军的战船，粉碎了曹操的攻势。
第三位英雄：诸葛亮。“更惊起南阳卧龙，便成名八阵图中。”他胸怀奇才，隐居南阳，徐庶称之为卧龙。按照他的本愿，只想“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后来之所以出山辅佐刘备，直接原因是为了报答刘备三顾茅庐的知遇之恩，但归根到底还是时代的、历史的因素促使他做出了这一选择。作者用“惊起”二字，生动而又形象地描绘出诸葛亮由隐居到出山的转变过程。
“鼎足三分，一分西蜀，一分江东。”末尾三句既是紧承对诸葛亮的描写，又对魏、吴、蜀三方作了一个总结，而全篇也就戛然而止了。
纵观全篇，作者以大开大合之笔，再现了三国人物的历史风采，歌颂了他们的英雄业绩，含蓄地表达了自已追慕古贤、大展经纶之宏愿。感情基调是雄健的、高昂的，大有苏轼《念奴娇·赤壁怀古》、辛弃疾《南乡子·何处望神州》遗风。而无苏词的“人生如梦”和辛词的“风景不殊，正有山河之异”的感叹，因而更能激发读者振奋向上的情感。作者是欲借此慕古贤而暗寓自已壮志难酬之隐，也不完全排除。唯曲辞未露端倪，故只有留待欣赏者见仁见智地去领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