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人性的前提推导政治，具体说，从人人都有“不忍人之心”的仁心推导仁政。由于这种“不忍人之心”是人本身所固有的，所以，仁政也应该是天经地义的。这就是孟子的思路。
孟子的推导仍然是为了推行他那毕生的追求，即“仁政”理想。但他的推导本身似乎没有产生很大影响，倒是他那推导的前提——“人皆有不忍人之心”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尤其是在此基础上所提出的“仁义礼智”都发端于这种“不忍人之心”的看法，更是成了中国古代哲学中“性善论”的理论基础和支柱。
孔子曾经说过：“性相近也，习相远也。”（《论语·阳货》意思是说，人性本来是相近的，只因为教养的不同，便相差很远了。 但孔子既没有说相近的人性是什么，是善还是恶，也没有展开论述。而且，从我们的理解来看，孔子还主要强调的是后天教养的 一方面。
孟子就不同了，他不仅展开了论述，指出了那相近的人性就是发端仁义礼智的“不忍人之心”，而且还举出了生动的例证论证这种“不忍人之心”是人所固有的。没有它，简直就不是人。从这个角度来说，孟子的人性理论的确是“先验论”的，是主观唯心主义的。因为他把“仁义礼智”这些社会性质的道德观念说成是人的天性里所固有的，与生俱来的，甚至带有生理性的色彩。
但从另一方面来说，孟子也不是完全否认后天培养的作用。因为他认为“不忍人之心”包含四个方面，即“恻隐、羞恶、辞让、是非”之心，简称即为“四心”。而这“四心”只是“仁义礼智” 这四种道德范畴的发端，或者说“四端”。这“四端”就像刚刚燃烧的火或刚刚流出的泉水一样，还需要“扩而充之”才能够发扬光大。不然的话，就会熄灭或枯竭。“扩而充之”也就是后天的培养，也就是“习相远”。
所以，从理论基础来说，孟子的确是从天赋性善论（“四心”）推导出天赋道德论（“四端”），再推导出“不忍人之政”（仁政）。但从实践来说，他还是重视后天努力（“扩而充之”）的作用的。而且，撇开关于先天还是后天、唯心还是唯物的抽象讨 论，联系到孟子所处的战国时代社会状况来历史地看问题，主张人性本善，强调天赋道德，推行仁爱政治，这些都是具有积极意义的。
首二句点明行游及游池的时间和地点，写乘车夜游西园的愉悦心情。一个“夜”字，突出了诗人的浓厚游兴，也是后文写景的基点。“逍遥步西园”，又表现了诗人当时轻松愉快的心情，也正因为作此逍遥之游，所以下文所描绘的景物才是那样赏心悦目，令人陶醉。“西园”，是芙蓉池的所在，诗人们经常聚会之处，曹植《公宴》诗：“公子敬爱客，终夜不知疲，清夜游西园，飞盖相追随。”即写他们在这里夜以继日的欢游情景。
中间十句承接上文，写行游所见，扣紧“夜行”与“逍遥”，着力描绘芙蓉池优美动人的夜景。“双渠相溉灌，嘉木绕通川”，总写这里的形势和环境的优雅。接着以“卑枝”二句具体写嘉木：茂密葱茏的树木环渠而生，相互掩映衬托，下者枝叶横生，遮途塞路，上者遮天蔽日，直达云表。其后又以“惊风扶轮毂，飞鸟翔我前”来继续写行游所见和其时愉悦的感觉，一切有生命和无生命的物体似乎都在为诗人的到来而争献殷勤，惊风吹拂，似乎在为诗人扶辇，飞鸟翔跃，又似乎在为诗人引路。优闲自得的心情，跃然纸上。因为是夜游，所以这里没有具体细致地描绘芙蓉池的优美景物，而是通过粗线条的勾勒，运用动静结合的手法，表现了一种优美的意境，显示了芙蓉池无限勃发的生机。后四句则转而写夜空之美，万紫千红的晚霞之中，镶嵌着一轮皎洁的明月，满天晶莹的繁星在云层间时隐时现，闪烁发光，组成了一幅色彩绚丽的画面。在这优雅如画般的景色之中，诗人简直已置于仙境而忘却了自身的存在，不自觉地发出了“上天垂光彩，五色一何鲜”的感慨。此数句运用鲜明的色彩，把芙蓉池的夜景描绘的光怪陆离，五采缤纷，显示了他创作上华丽壮大的一大特色。这和他在《典论·论文》中所强调的“诗赋欲丽”，则正相一致。刘桢《公宴》诗：“辇车飞素盖，从者盈路傍。月出照园中，珍木郁苍苍。清川过石渠，流波为鱼防。”所写景物与此诗相近，但在辞采的运用上要较此逊色得多。
末四句，笔锋一转，写行游的感受。“松”，赤松子，传说中炎帝神农时雨师，后与炎帝少女同成仙。“乔”，王子乔，即周灵王太子晋，传说他好吹笙作凤凰鸣，后道士浮丘公接以上嵩山成仙。曹丕向来不相信神仙方士之事，他的《折杨柳行》中就有“王乔假虚辞，赤松垂空言”的句子，在《典论·论方术》中更通过具体事实，指出神仙方士之不可信。所以在他这里联想起现实世界中并没有人能真正的成为神仙的事实，表示了要在这如画的景色之中，适性游乐，使身心愉悦，以求长寿。“遨游快心意，保己终百年”，是一种平实而又乐观的态度。这一联想又进一步反衬了使诗人沉醉以至流连忘返的芙蓉池景色的优美和游园的无穷乐趣。
在建安时期的游宴诗中，这一首可以说是写得最为出色的。它的一系列特点，如写景成份的增多，对仗句的使用，辞藻的华丽，景象的壮观，都反映了当时诗风的某些重要变化。因而在诗史上，它有特别值得注意之处。诗中用了主要篇幅描绘园林景物，对后来园林诗和山水诗也有影响。
上片写张生相思与赴约。前五句，写张生相思无奈的心态。第一次见到莺莺时，张生就为莺莺“颜色艳异，光辉动人”所震惊，这就是他稍后对红娘吐露的“昨日一席间，几不自持”这一实心话的内情。作者将这一情节略去，直接写张生见过莺莺后所产生的浓浓的相思之情。“邃院重帘”，暗指莺莺住处；“何处”，是作者询问，因为对张生来说，莺莺的住处是咫尺天涯，可望而不可及。其所以如此，是由于当时两情未通，在他们之间，还远隔着礼教的大防。这一问，既表示了作者的关切，又唤起了读者的注意。果然，张生正处于相思难熬的时刻：“惹得多情，愁对风光。”一个“惹”字写出了莺莺的美色所产生的巨大的诱惑力。这里的“多情”原是相思以至痴情的同义语，作者写这一词语，褒贬之义分明。“风光”是供人观赏、引人喜爱的，张生以“愁”面对它：这是以乐景写忧情，可以收到双倍的艺术效果。紧接着，又通过张生的行为、生活环境以及张生眼中的景物，来透视张生的心态。由“睡起”说明张生的懒散，由“酒阑花谢”说明张生的苦闷，由“蝶乱蜂忙”说明张生的的百无聊赖和寂寞难耐（是一笔反衬）。后六句，写西厢约会以及张生急切期盼的心情。“今夜何人”，又作一设问，引起对张生赴约情事的叙写。“吹笙”句运用神话典故（也是一种美化），暗示张生与对方有约；“待月西厢”，则运用《莺莺传》中莺莺诗的现成语辞，明点男女约会之事，使全词歌咏崔、张爱情的主旨更加显豁。“空怅望处”三句，写张生将到西厢只见景物而不见伊人时焦躁乃至失望的心理，着一“空”字便曲曲传出。“一株红杏”是一种特征性景物，是《莺莺传》中所写到的，用来烘托旖旎风情，也恰到好处。
下片写张生恋爱生活中的波折、苦涩以及幽会偷期的喜慰之情。换头“羞颜易变”三句，作一转折，写莺莺突然变卦，不但未接纳张生，反而严加指责，拒之甚坚。《莺莺传》中写张生先是半惊半喜，以为事必有成，待莺莺一番训斥，迅即离去之后，不禁目瞪口呆，怅然若失。这太出乎张生的意料之外，使张生无法理解。本来“待月西厢”的诗简是莺莺所写，莺莺却忽然翻脸不认人。原因是莺莺从小接受了封建礼教，尽管一时动了真情，爱上了张生，甚至以诗简主动约会，显示了莺莺初步的叛逆性，但在思想深处仍有着“情”与“礼”的矛盾，在莺莺的面前仍有难以逾越的礼教的大防。再则，莺莺当时对红娘还不摸底，唯恐红娘向夫人告发。这对莺莺固然是痛苦的事，对张生伤害就更大。以下“谁信道”三句，写张生所感受到的极其苦涩的滋味，是张生的内心独白（也可以看作是作者的评述）。随后“好事若无间阻”三句，有好事多磨之意，再作一转折，似可看成作者作为旁观者对张生的宽慰之辞。篇末“一般滋味”三句，承前“幽欢”二字，写张生与莺莺终于背着夫人而幽会西厢，也道出了张生甘苦备尝之后的深层心理。
全词强化了叙事性，用第三人称的视角，将传奇小说《莺莺传》中有关情节演化成了小叙事词，具有一定的抒情色彩。作者没有作纯客观的叙述，而是表达了对张生和莺莺的命运满怀关切和同情。
杜牧的这首八六子是一首宫怨词，词的上片着力刻画环境的孤寂、冷清，下片情与景交错而行，写出弃妃心中的希望、惆帐、寂寞与无奈，整首词铺叙委婉，时而抒情，时而布景，井然有致。
“洞房深，画屏灯照，山色凝翠沉沉。”起拍三句，写居室所在庭院深深，室内陈设华丽、气氛凄清。“灯照”，点明此处所写为夜间景况；画屏，指屏风，在灯光映照之下，上面所画山水色调显得凝重沉着。“深”、“凝”、“沉沉”四字，渲染了夜中女主人公居室氛围的典雅凝重的特征。
“听夜雨冷滴芭蕉，惊断红窗好梦，龙烟细飘绣衾。”三句，写出客观环境的幽静清凉。“冷滴”一语，写出女主人公的神经极其敏感，若为无牵无挂之人，纵使雨打芭蕉，也不至于转眼便被惊醒；“红窗”之“红”字，色彩明亮，同前所写“深”、“凝”、“沉”等字形成对照，象征凝重的压抑的氛围中主人公孤独的心理只有在“红窗好梦”中才有片时解脱；被相思之苦所缠绕的女主人公刚刚幸得入眠，可作好合之梦，不料竟被雨打芭蕉惊断，此种心境可想而知。而梦醒之后，但见那龙形香炉中冒出的烟雾弥漫室内、沾满锦被，无限哀思有如袅袅薰烟不断上升消散，愈见其凄清之意。“龙烟”是指攀龙香炉内所燃香料之烟，飘渺而至，笼罩绣衾，若有若无，虚虚实实。这高贵典雅的环境衬托出女主人公的身份，也衬托出其心境。
“辞恩久归长信，凤帐萧疏，椒殿闲扇。”点明女主人公身份是已失宠之宫妃。“长信宫”多为失宠后妃居处代称，屡屡出现于唐人诗中。词中的“久归”，点明自己失宠日久，因而“凤帐”形同虚设、宫门常关闭不开。“椒殿闲扇”是说她至长信宫后，原来居处已被锁起闲置。
“辇路苔侵。”过片一句，青苔长满了皇帝车驾的必行之路，说明皇帝久已不行幸，与上片之”辞恩久归长信”相呼应，以形象的画面揭示宫妃的冷落处境。
“绣帘垂，梧桐又移翠阴”一句结语，虽未点明这种企望又要落空，但时光不待，桐阴转移，女主人公仍陷在心驰神往的一厢情愿悲苦之中。
全词所写虽不过是描绘宫妃失宠望幸的情态，但其借助环境渲染烘托表述人物心态的手法却很有独特之处。其形象细腻的描绘笔触显示了作者状物摹情的艺术功力，通篇读来婉转缠绵，曲折幽深。
李仁仲以“懒慢斋”为自己的斋号，其愤世嫉俗的反语意味是不言而喻的。作者在这首小令中，更是将主人的此层含意铺展发挥得淋漓尽致。他把纷纷扰扰的世俗人生比作戏场，“闹排场经过”五字便概括了李仁仲此前的全部阅历，而“乐回闲”则是从戏场上抽身脱出，从容获得作壁上观的闲适和享受，所以这一句已对“懒慢斋”的性质和意义作出了总评。以下两句分别诠释“懒慢斋”中“懒”和“慢”的含义：过去在官场中忙忙碌碌，所谓“勤政”，如今无官一身轻，“撒会懒”是天经地义的事；过去性直口快，在戏场上扮了个“急喉咙”的角色，结果吃力又不讨好，如今稳坐场下，“学些慢”也是顺理成章的。这三句中都包含着截然分明的对比，语言冷峭，既回顾了“懒慢斋”主人曾经沧海的阅历，又显示了他达道知机、急流勇退的明智。从这段开场白中，读者已可见出李仁仲以“懒慢”命名斋室，是在他脱离官场的桎梏之后；而作者探本究源，下文便转向对宦海风波的揭露。“掇了梯儿上竿”是元代的一句俗语，从作者在曲中的借用来看，李仁仲并非在官场中混不下去，他甚而还有“上竿”进一步发达的机会。好在他经历丰富，头脑清醒，早就识破了富贵荣华“一枕黄粱”的虚幻实质，不愿再步邯郸旅店中卢生的后尘。也亏得他如此果断，不愧为未雨绸缪，因为官途上一天比一天黑暗，一处比一处险恶，时间、空间都充满着危机感。“倦鸟知还”出于晋陶渊明《归去来兮辞》的名句：“鸟倦飞而知还。”作者用“君不见倦鸟知还”的反诘，是代李仁仲述怀，写出了“倦鸟”飞还“懒慢斋”的理所当然。
这首小令，起首三句用鼎足对，表现出对宦海仕进的失望和轻蔑，是疏狂语；四、五两句，借俚语、典故表明急流勇退的果决和明智，是经验语；六、七两句，则直言沉溺官场执迷不悟的危险，是警诫语。由此引出的“倦鸟知还”的结论，水到渠成，饱含着对友人求取“懒慢”的理解与赞赏。全篇一气呵成而感情由缓趋迫，句冷意隽，老辣灏烂，遣词用句都体现了元曲“当行派”的风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