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首词境界鲜明，形象突出，情思深婉，作者以乐景表忧思，以艳丽衬愁情，巧妙地运用相反相成的艺术手法，极大地增强了艺术的形象性，深刻地揭示了主人公的内心世界。
词的首句，“万顷千涛不记苏”的“苏”，当指苏州，旧注中的“公”，当指苏轼。这一句说的是苏轼未把苏州为千灾荡尽的田产记挂心上。
词上片写词人酒醉之后依稀听见千声大作，已记不清何时苏醒过来，待到天明，已是一片银装世界。词人立刻从雪兆丰年的联想中，想象到麦千车的丰收景象，而为人民能够饱食感到庆幸。下片回叙前一天徐君猷过访时酒筵间的情景。歌伎的翠袖柳絮般洁白、轻盈的雪花萦绕中曳，她那红润的嘴唇酒后更加鲜艳，就像熟透了的樱桃。而词人却酒筵歌席间，呵着发冻的手，捋着已经变白了的胡须，思绪万端。
词人摄取“呵手镊霜须”这一富有典型特征的动作，极大地增强了艺术的形象性和含蓄性，深刻地揭示了抒情主人公谪贬的特定环境中的忧思。这一忧思的形象，衬以白雪萦绕翠袖和鲜艳的绛唇对比强烈，含蕴更丰。
上片比较明快，下片更显得深婉，而上片的情思抒发，恰好为下片的无声形象作提示。上下两片的重点是最末的无声形象。它们彼此呼应，互为表里，表现了词人一个昼夜的活动和心境。遣词、用字的准确形象，也是这首词的特点。如“不记”二字，看来无足轻重，但它却切词序“酒醒”而表现了醉中的朦胧。“但令”一词，确切地表达了由实景引起的联想中产生的美好愿望。“烂樱珠”，着一“烂”字，活画出酒后朱唇的红润欲滴。
这首词与同词牌的《水调歌头·游龙门》相风，都是写游览河山，抒发情怀之作。此词气势更足，景观更奇。三门津是黄河中十分险要的地段，河面分人门、鬼门、神门，水湍浪急，仅容一船通过。中有砥柱，即被称为中流砥柱的砥柱山。三门峡所在山奇水急，呈现一幅波浪马远静听松风图奔涌，气势磅砣的景象。
上片写黄河的气势，写中流砥柱悠闲。“黄河九天上”后两句，写黄河之长、黄河之险。“黄河九天上”风与李白“黄河之水天上来”意境相同。而“下鬼瞰重关”则写明黄河之险，人鬼难过。“长风”后五句，以粗线条勾勒出黄河怒浪滔天，浪花四射的逼人气势。又以吕梁悬水千仞和钱塘八月怒潮形象具体地描绘出黄河水浪之高，高过山仞，水浪之急，可比钱塘怒潮。高险，壮观，形神俱备。“万象”后两句，更塑造尽管黄河水大浪急，但仍旧在砥柱山面前变得渺小。“一峰闲”侧面烘托了砥柱山傲风浪，挺天地的伟姿，也暗示出作者不惧艰险，乐观豁达的气质和不凡抱负。写景抒情，浑然一体。
下片更是以古典旧事，表达了词人昂扬奋发积极向上的斗志。“仰宛巢”三句，反用苏轼《后赤壁赋》“攀栖鹃之危巢”句意，写砥柱山之高峻艰险。“人间”后二句，又用《左传》中“神奸”之典。传说中夏禹将百物之形铸于鼎上，“使民知神、奸”，由此辨神仙和奸佞的模样。这样的险处有何用呢？原来是考验人的地方。“不用”后三句又用二典，一是东晋温峤在朱渚矶下“燃犀”看水下美景。二是写春秋楚国勇士佽飞仗剑入江杀两蛟的故事。以上几个方面，把黄河三门峡的险、恶写得活灵活现。结尾两句“唤取”等，引用李白塑造的骑鲸客的形象，表现词人那不可抑制的豪情壮志。
此词用典较多，也不显含混难懂，典典都扣中主题。从谋篇布局来说，也上下呼应，环环相扣，气势作足。故叶燮《原诗》中称曰：“舒写胸臆，发挥景物，境皆独得，意自天成。”
此诗写了一位在天宝年间逃过兵役的老人，当时，宰臣“欲求恩幸立边功”，发动对南诏的战争，无数被强征去当兵的人冤死异乡，这位老人“偷将大石捶折臂”，才留得残命。这位命运悲惨的老人，却以欣喜口吻自庆侥幸，让人读来更觉得悲哀，同时也感受到诗人的目的不仅在记叙一桩往事，而是反映出战争带给广大人民的无穷苦难。
此诗可分为三段。第一段自首句至“兼问致折何因缘”，主要是描绘折臂翁的外观形象，并向第二段过渡。第二段是全诗的主体，自“翁云贯属新丰县”至“万人冢上哭呦呦”，长达三十四句。此段以第一人称的口吻来叙事，不仅使诗产生了真切自然之感，而且增强了诗叙事内容的可信程度。第三段自“老人言，君听取”至结束，诗人又直接出面，发表议论。
这位老人的籍贯属于原来的新丰县。他本是幸运的，因为他生逢圣明的朝代，在社会安定、经济繁荣的开元时期度过了美好的青少年时代；他不懂得旗枪弓箭为何物，而听惯了宫苑梨园中传出的歌舞管弦之声。可是好景不长，天宝时期，云南一带烽烟四起，朝廷大肆抽丁，在凄惨的哭泣声中，儿子告别母亲，丈夫告别了妻子。因为他们听说云南泸水一带，瘴气迷漫，更何况还要徒步渡过那热如沸汤的大河呢！据说前后奔赴战场者，没有一个能活着回来。这一年，他二十四岁。很不幸，征兵的名册上赫然列着他的名字。夜深人静，他偷偷地用石头将自己的手臂砸断。从此他变成了残废，但也由此逃脱了远征云南之苦。作为一个断臂的残废人，他是不幸的，因为六十年来，伤痛时肘折磨着他；但他从未后悔，因为他又是幸运的，他没有做云南万人冢上的望乡鬼，他毕竟还活着，虽然活得并不舒服。
作品最后一段“老人言，君听取”云云，旗帜鲜明地表白了自己的观点。开元时的贤相宋璟，为了防止边将为邀功而滥用武力，对于杀敌有功的天武军牙将郝灵佺并没有论功行赏，仅在次年授他为郎将，这样做防止了与少数民族的纠纷，保证了边境的安宁。而杨国忠之流为达到个人邀功固宠的卑鄙目的，不惜开边寻衅，视数十万人的性命为儿戏，驱赶他们到环境极为恶劣的边远地区去作战，造成千万个家庭的悲剧，也给国家和民族带来了深重的灾难。作者把宋璟与杨国忠作了鲜明的对比，其褒贬倾向不言自明。他对宋璟的行为是赞赏的，他反对不义战争，希望各民族平等相待，和睦相处，显示出诗人的宽大胸襟和善良的愿望。
此诗在结构上很有特色，完全符合诗人《新乐府序》所谓“首章标其目，卒章显其志”的要求，有如常山之蛇，首尾照应。在表达作者的主观倾向时，仍不忘以新丰折臂翁的悲惨遭遇作为富有说服力的活见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