奄息、仲行、针虎三人合称“三良”,都是杰出的人才,他们为秦穆公殉葬,历代多有咏“三良”的诗文。《左传·文公六年》:“秦伯任好卒,以子车氏之三子奄息、仲行、针虎为殉,皆秦之良也。国人哀之,为之赋《黄鸟》。”《诗经·秦风·黄鸟》就是秦国人民为哀悼“三良”及一百七十多个无辜牺牲者而创作的,表示了对残暴统治者的控诉与谴责。陶渊明的这首诗,则完全称赞三良的行为,其目的显然不在咏史,而是借咏三良之事,表彰张袆不肯毒死零陵王而自饮毒酒先死的尽忠行为。
全诗可分五个层次,每四句为一层。前面三个层次描述了“三良”怎样由贪仕而一步一步地走向誓愿追随君主于地下的,说“三良”终年殷勤服侍秦穆公,因而受到宠爱和信任,为了不忘厚恩,“三良”实践诺言,心甘情愿为秦穆公殉葬。第四层次赞颂了三良赴死的高义,这与陶渊明的“士为知己者死”的节义观是有关的。第五层次,诗人表达了《诗经·秦风·黄鸟》同样的悲悯。结尾说“泫然沾我衣”,其原因除了为三良的死而悲伤,为三良的忠情谬露(本不该流露,仕途险恶,伴君如伴虎)而遗憾外,恐怕更多的是对那惨绝人寰、灭绝人性时代的谴责,为良人的愚忠而悲哀。
从整体上看,作者是从仕途可畏这个角度来吟咏三良的。苏轼的《和陶咏三良》“仕宦岂不荣,有时缠忧悲。所以靖节翁,服此黔娄衣”最得此诗主旨。
这首诗前两句写出了江阴城被屠惨状,热烈歌颂了那些不屈的英雄。后二句讥刺偷生者,似有所指,在对比中进一步衬托出了那些英雄的高尚和伟大。这首诗篇幅短小,语句通俗口语化,于简练中勾勒出可歌可泣的历史画卷。
首句直观地为读者展现了一个极为悲壮的战斗场面。战场上堆满尸体,城陷后又尸遍街卷,血淌池井。一幅战后惨景图,令人目不忍睹,也绘出了战斗的激烈残酷,点明了抗清卫城所付出的代价之大。惨象不掩英勇本色。在清兵进逼的危急形势下,江阴人民在典史带领下奋起抗击,固守县城81天,杀死清兵7万5千余人。虽后终遭屠城,但他们已用自己的生命和热血印征了以死抗争的决心,换取了显赫的战绩。
次句“万死孤忠未肯降",就热烈赞扬了江阴官兵忠君爱国、万众一心,保卫家乡至死不降的英勇精神和无畏气概。“万死”照应了首句的“满”字, “孤忠”暗示了抵抗的无外来救援和寡不敌众,“万死孤忠”与“未肯降”的对衬,突出了江阴民众誓死守城、视死如归的坚毅志向和豪迈壮举。这也都为全诗末字的赞语“香”作了充分有力的铺设。
最后,江阴女子以寄语行人的口吻,高度评价了江阴人民在抗清斗争中的业绩,由衷讴歌了他们不屈不挠的可贵精神,深情地抒发了对战死者的崇敬之意和引以为豪之感。壮士的雪胔白骨虽然发出阵阵刺鼻的气味,令人作呕窒息。但是他们乃为抗清而战,为守城而死,故虽臭犹香,他们的高尚气节将流芳百世。“活人不及死人香”作为全诗的结句,表示了作者心底的由衷赞叹,也把江阴抗清卫城之战的荣光载入了史册。
这首题于城墙的诗,篇幅短小,语句通俗口语化,于简练中勾勒出可歌可泣的历史画卷,于朴实中寄寓人民深深的哀思和颂扬。
这首诗《玉台新咏》卷九题为《燕人美篇》,又作《燕人美兮歌》。这是一首表现思慕情感的诗。全诗仅六句。首二句着重写所思女子的美和诗人与她之间的阻隔,后四句写诗人的追求以及求之不遇的怅惘心绪。
诗歌一开头就热情赞美燕姬赵女的佳妙,表达一腔思慕之情。诗人不畏层峦叠嶂的阻隔,幻想以云为车,以风为马,驱风驾云去追求美的偶象。然而她们如兰似玉幽居山野深谷,难以寻觅,更何况风云飘忽无定,难以依靠。诗人的满腔情愫谁能理解呢?此诗篇幅不长,却将诗人的思慕之情写的宛曲有致,一波三折。
此诗写思慕情感,主要是通过对一种可望而不可即、求之而不可得的境界的描写来实现的。这类境界常见于古诗,如《诗经》中的《国风·秦风·蒹葭》和《国风·周南·汉广》两篇。陈启源《毛诗稽古篇》云:“夫说之必求之,然惟可见而不可求,则慕悦益至”,此诗的创作,显然曾受到这样的构思的影响。诗人并未正面直接地表白内心感情,描绘也不事藻饰,然而无限情思,尽在其中。诗歌采用的是楚歌体形式,每句嵌用“兮”字,自然形成一种略有参差,而大体整齐、和谐的节奏。同时它又是押韵的,“佳”“崖”为平声韵,“马”“野”“止”“理”为仄声韵。诗人似乎注意到了声韵与整首诗情调和意境的配合,这里,平声韵舒畅昂扬,仄声韵略显短促低沉,形成一种委婉、悠扬而又沉郁的旋律,不仅与赞美、思慕佳人而最终追求不到,无以慰藉情怀的内容相吻合,而且与主人公内心的情感律动相合拍。整首诗在谋篇布局、意象组合、用韵转意、节奏旋律上,都达到了和谐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