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词写史宅之家园景色与宴饮情况。词的上片以词人的哀愁悲秋衬托麓翁的欢宴，形成一种强烈的对比。从雨打荷花着笔，使全词笼罩在秋声秋韵之中，在“梨园”“笙歌”之外，另拓一艺术空间；下片赞颂主人好客，盛情招饮的情景。拈出“临池飞阁”扣紧题中之“园堂”，足见构思之精到绵密。全词浪漫主义色彩浓厚，构思巧妙，生动再现了一番雨打池荷的精彩情景，令人不忍释卷。
词的上阙“一番疏雨洗芙蓉”二韵，描写史家园中景物：池塘上的荷花，在稀疏的秋雨洗涤下，显得晶莹光艳，那秋雨洒在荷花荷叶上，犹如玉佩丁冬作响。一开章就将秋雨秋荷写得有声有色，富有一种清新剔透的美感。“疏雨”“冷” 字，暗写了秋雨。“玉”写白荷皎洁晶莹。“辘轳听带秋声转”三韵，即桐叶知秋意。虽是点“秋”字，但以有形有声之语出之。“辘轳带秋声”言声响，“辘轳转”有形象，“早凉生、傍井梧桐”从感觉入手，一个抽象的“秋”字，写得有听觉、视觉、感觉，以通感的手法表达，颇有新意。“欢宴”两句，点题。十二字共分六层意思，全以一“欢”字领起。“欢宴良宵好月”一句，扣题“宴客”，宴客是秋夜，明月朗照之际。“佳人修竹清风”化用杜甫诗句以赞美主人具有高洁的品格。时史宅之首倡括田之议，一应天下沙田、围田圩、没官田等并行拨隶本所，名“田事所”，一路骚动，怨嗟沸腾。（见俞文豹《吹剑录外集》）词中赞其高洁，有阿谀之嫌。
词的下阙，从“欢宴”展开笔墨。过片“临池飞阁乍青红”二韵，写宴饮之处，在湖边彩绘的飞阁中，后又泛舟饮酒过彩虹桥。写宴会地点园堂周围的景色，此是赞扬主人的好客豪爽之情。“贞元供奉梨园曲”一韵，写宴饮之乐：由技艺高超的琴师、歌女们弹奏音乐。“琼钟”形容音乐的旋律美妙动听。最后“醉梦孤云晓色，笙歌一派秋空”二句，以写景叙事作结。言歌声乐声响彻云霄，人人酣醉尽兴，宴饮达旦。“晓色”与“好月”呼应，写出时间推移。“笙歌”与“梨园曲”呼应，“醉梦”与“欢宴”呼应，“秋空”与“秋声”呼应，可谓首尾圆合，针密线连。
此词在章法上，上片写园中之景，歇拍“欢宴”扣题“宴客”，下片皆从此二字展开，作到“脉络井井。”（清冯煦《蒿庵论词》）此词不足之处，有的地方用僻典，造词近晦欠畅达，如“贞元供奉梨园曲，称十香、深蘸琼钟”，其本意是说有技艺高超的女艺人演奏了美妙的音乐。但化用众多僻典，在用僻典时又有几番转义，自然被人指为“其失在用事下语，太晦处人不可晓。”（宋沈义父《乐府指迷》
这首诗是孟浩然回襄阳临行前留给王维的。诗人抒发出由于没人引荐，缺少知音而失意的哀怨情怀。这首诗表达直率，语言浅显，怨怼之中，又带有辛酸意味，感情真挚动人，耐人寻味。
第一联写落第后的景象：门前冷落，车马稀疏。“寂寂”两字，既是写实，又是写虚，既表现了门庭的景象，又表现了作者的心情。一个落第士子，没有人来理睬，更没有人来陪伴。只有孤单单地“空自归”了。在这种情形下，长安虽好，也没有什么可留恋的。他考虑到返回故乡了，“竟何待”正是他考试不中必然的想法。
第二联写惜别之情。“芳草”一词，来自《离骚》，王逸认为用以比喻忠贞，而孟浩然则用以代表自己归隐的理想。“欲寻芳草去”，表明他又考虑归隐了。“惜与故人违”，表明了他同王维友情的深厚。一个“欲”字，一个“惜”字，充分地显示出作者思想上的矛盾与斗争，从这个思想活动里，却深刻地反映出作者的惜别之情。
“当路谁相假，知音世所稀”两句，说明归去的原因。语气沉痛，充满了怨怼之情，辛酸之泪。一个“谁”字，反诘得颇为有力，表明他切身体会到世态炎凉、人情如水的滋味。能了解自己心事，赏识自己才能的人，只有王维，这的确是太少了！一个“稀”字，准确地表达出知音难遇的社会现实。这在封建社会里是具有典型意义的。
这一联是全诗的重点，就是由于这两句，使得全诗才具有一种强烈的怨怼、愤懑的气氛。真挚的感情，深刻的体验，是颇能感动读者的，特别是对于那些有类似遭遇的人，更容易引起共鸣。如果再从结构上考虑，这一联正是全诗的枢纽。由落第而思归，由思归而惜别，从而在感情上产生了矛盾，这都是顺理成章的。只是由于体验到“当路谁相假，知音世所稀”这一冷酷的现实，自知功名无望，才下定决心再回襄阳隐居。这一联正是第四联的依据。
“只应守寂寞，还掩故园扉”，表明了归隐的坚决。“只应”二字，是耐人寻味的，它表明了在作者看来归隐是唯一应该走的道路。也就是说，赴都应举是人生道路上的一场误会，所以决然地“还掩故园扉”了。
综观全诗，既没有优美的画面，又没有华丽辞藻，语句平淡，平淡得近乎口语。对偶也不求工整，却极其自然，毫无斧凿痕迹。然而却把落第后的心境，表现得颇为深刻。言浅意深，颇有余味，耐人咀嚼。
这首诗是作者科举落第离开长安时赠别友人王维的作品。首联直接说出“自归”，颔联则写题意“惜别”，颈联说明“自归”之故——乃是知音既少，当道不用，此时不走，更待何时。尾联叙写决心隐居不仕，归隐田园。诗以失意后的牢骚贯穿全诗。语言平淡朴实，近于口语，不讲究对偶，顺其自然。
在京求仕不成， 诗中便充溢着对“当路谁相假”的愤懑，并用“独寻芳草去”自我解嘲。
这首诗的首句点明背景时间，次句写室内景色氛围，烘托了闺中思妇彻夜难眠的深层心态。三、四句刻画了妇人出门张望后失望的神态，表达了妇人急切盼夫归来的情怀。全诗语句轻简，含蓄隽永，耐人寻味。
“月落星稀天欲明，孤灯未灭梦难成。 ”描述环境并叙写人物的心理活动，营造出了这首诗的整体氛围。月落星稀，月亮已经快要不见了，天马上就亮了，星星也非常稀少，这样的夜色并非心旷神怡，却有着一种挥之不尽的忧愁和伤感。然后诗人将视角由窗外逐渐移向窗内，一盏孤灯和不能入眠的女主人公兀自相对。诗人并未直接诉说女主人公的不眠是因思念的缠绵，而是从侧面描写“月落星稀”的天色，以及女子深夜不眠的场景，所以就多了一些委婉曲折之致。“孤灯”，说明了众人皆睡而女子独醒，暗示女子必是心有所思。“孤”字更是对女子孤寂的心境起到了深刻的暗示作用。
上面的两句可谓静之极矣。万篇俱寂，众人都沉醉在梦乡之中，只有一个满怀心事的女子独自醒着。到了第三句，写了一个动静之间的转折：女子起身张望动作。“不忿朝来鹊喜声”，原来，是黎明时分勤快的喜鹊飞到门前树枝上，那声音让女子误以为是郎君归来。一刹那的惊喜随即转为恼恨，因此对喜鹊“不忿”起来。不忿，是一个十分口语化的词，女子那一刻的恼恨是没来得及掩饰、自然而然产生的，因此用口语来表现，就比雕琢过的书面语更传神、更贴切。在这一瞬间仿佛能看到女子皱起的眉头，或者嘟起的小嘴。其实，这罪过不是喜鹊的，女子的不忿，表面是怨恨喜鹊让自己空欢喜一场，实际上是对迟迟不归的郎君的痴怨，对自己独守空房、在相思之苦中煎熬的气恼。儒家传统的诗教讲究“怨而不怒”，方不失“温柔敦厚”之旨。此诗这种表里两面的写法，恰是这种旨趣。
这首诗借助景物和氛围来暗示情绪，使得情绪的幽深缓缓展开。前两句用有着一致意味的意象营造出清冷孤寂的氛围，后两句用人物动作和心理的描画，使得诗意活动了起来，由“静”而“动”，再转入“静”，在结构和意蕴上都起了波折，有了变化，整首诗就此生动完整起来，添了许多“生气”。
诗人用清新朴实的语言，把一个闺中少妇急切盼望丈夫归来的情景，描写得含蓄细腻，楚楚动人，令读者读了之后，自然对她产生深厚的同情。这首诗尾句不仅带着口语色彩，充满生活气息，而且在简洁明快中包容着丰富的情韵。诗人作了十分精炼的概括，把少妇起床和后来恼恨的原因都略去不提，给读者留下思索的余地。这样诗意就变得含蓄隽永，耐人寻味。
《生于忧患，死于安乐》这篇短文不但立论高远，见解卓越，道常人所不能道，而且论证明晰，逻辑严谨，有不容置辩的说服力。本文善用排比，层层深入进行论证，形成压倒一切的逼人气势，在艺术上也很值得称道。
孟子在这篇不到二百字的短章中，围绕客观环境与个人和国家命运的关系，阐述了“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的深刻道理。
文中说一个人要成就大事，一定要经历许多艰难困苦的磨炼，只有经历艰难困苦，经风雨，见世面，才能锻炼意志，增长才干，担当大任。安逸享乐，在温室里成长，则不能养成克服困难，摆脱逆境的能力，会在困难面前束手无策，遇挫折、逆境则消沉绝望，往往导致灭亡。所以他得出结论：“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
文章一开头并没有正面提出任何观点，而是一口气列举了虞舜、傅说、胶鬲、管仲、孙叔敖、百里奚等六位古代圣贤从贫贱中发迹的例子。这六个人的共同特点是他们在担当“大任”之前，都曾饱经忧患，经历过坎坷艰难的人生历程。正因为付出了非同寻常的代价，这些圣贤才能“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成就一番宏大的事业。所以这后面的结论又倒过来说明了这六位圣贤成功的原因。“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为使动句。动心，使心惊动。忍性，《孟子正义》释为使本性(性格、性情)符合仁的要求。忍，能也；能，任也，故忍性为任性。孟子主张性善，仁义礼智生于心，即本于性。任其性，即以仁为己任也。“曾益其所不能”，使他们增加了做本来不能做的事的能力。命运的挫折，身心的磨难，不但没有使他们屈服，反而磨砺他们的人格，增长他们的才干，使他们变得更加成熟，最终成为历史上的杰出人物。由此推论，上天如果要把重大的使命放到一个人的肩上，就一定要先磨练他的意志，锻炼他的筋骨，还要让他经受缺吃少穿、穷困潦倒之苦，这样，才能使他适应各种艰苦的生活，为将来的建功立业奠定坚实的基础。
接着，孟子进一步指出：“人恒过，然后能改；困于心，衡于虑，而后作；征于色，发于声，而后喻。”这写的是生于忧患。这是一个并列复句，每个分句前半写“忧”，后半写“生”。人在客观世界中，不能无过，有过能改，就求得了“生”。能改是一种境界，这种境界是指人的主观世界在客观世界中取得了相对的自由。能改，不仅指人在道德品质上符合了仁义礼智信的要求，还指人对客观世界的认识水平、创造能力得到了提高与发挥。一个“能”是人的愿望、决心与主观能动性的体现。人的一生常常会因为主观愿望与客观世界的巨大矛盾，主观学识品行才能与客观处境的矛盾而忧心忡忡，内心充满苦恼压抑与困惑，思虑阻塞不畅。但是人也正是忧患困境中磨练了意志、提高了认识、超越了自我奋发而有所作为。人是有感情的动物，客观世界常常引起人们喜怒哀乐好恶忧惧等感情，他们被这些感情所困扰。表露在脸色上与语言中，然后得到别人的同情与理解。入就在这种与忧患的斗争中，找到了“生”的方式与途径，获得了“生”的意义与价值．，取得了“生”的信心与自由，这就是生于忧患的含义。“苦其心志”等主要是说物质上的忧患，这一层主要讲的是精神上的忧患。
“入则无法家拂士，出则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写的是死于安乐。如果在内没有能干的大臣时时注意修明法度，没有敢于直谏的贤士处处提醒国君；在外又没有足以与自己的国家抗衡、对自己的国家构成威胁的敌国，那么在这种宽松平和的国度里，国君便可以整日耽于安乐(他既不需文韬，又不需武略；既不需文治又不需武功)，而安乐的结果也往往就是国家的灭亡，这就是“死于安乐”的含义。
忧患可以使人发奋，安乐可以松懈斗志；逆境中求生，顺境中灭亡，这就是人生的辩证法，这就是生活的哲理。这也是孟子作为孔子之后又一个儒学大师所提出的体现儒家奋发有为、积极用世思想的著名论断。
富贵福泽可以使我们生活得更好，这是人所共知的常识，也是人们追求的愿望。贫贱忧戚，则是人们所不愿接受的。但张载却说贫贱忧戚，“庸玉汝于成也”，是帮助你取得成功的机会。人们都希望一帆风顺，万事如意，孟子却说 “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人们不愿贫贱忧戚，张载却说这是“玉汝于成”，帮助你成功。二者思想是一致的，包含着深刻哲理，体现了中国人的人生智慧。它告诉我们一个真理：人生不是康庄大道，总是会遇到种种艰难曲折，要在不断经历失败和挫折，不断克服困难的奋斗中前进。正是这样的人生智慧，指引人们把困难和逆境看作激励自己奋进的动力，自觉地在困难和逆境中磨炼自己，愈挫愈奋，不屈不挠地去争取胜利，养成了中华民族不畏艰险，自强不息的精神。一部中国历史，处处渗透着这种精神。司马迁在蒙受宫刑的奇耻大辱的情况下，发奋著述，完成了不朽巨著《史记》。他在致友人任安的信《报任安书》中，曾列举了许多先贤在逆境中奋起的事例，如周文王被拘禁，推演了《周易》；孔子受困厄，作了《春秋》；屈原遭放逐，写了《离骚》；左丘明双目失明，著了《国语》；孙子受了膑脚之刑，修了《兵法》，等等。他说，所有这一切，都是先贤在困厄中发奋作出的业绩。司马迁正是以此激励自己，继承这种精神，完成了撰写《史记》的伟业。
牢记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的真理，提倡自觉磨炼的精神，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只有自觉经受艰难困苦的磨炼，才能担当起迎接伟大民族复兴的重任。
孟子善用排比(也善于将排比、对偶夹在一段文字里用)，往往对于同一论题，采用一连串整齐的句式进行多角度多层次的说明，有如干流万壑、一时俱下，形成滔滔汩汩、一泻千里、不可阻挡的气势。《舜发》开头，运用归纳椎弹的方式．一口气举了六个圣贤成功的事例，形成了一组结构相似、意义相关的排比句，这就从数量上予以强调，说明了“生于忧患”是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给读者以深刻印象；接着又用排比句极力铺排天降大任于是人之前对人们的磨练与考验，反衬了圣贤成功的不易；然后再用排比句进一步说明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的道理。《舜发》几乎通篇用排比，从语义上说，以简练的语言表达了丰富内容；从语气上说，加强了语言气势和感情色彩；从语形上看，给人以整齐对称的美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