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浦今朝暗，罗帷午夜愁。”一写天上七夕，牛郎织女相会；一写人间孤男，夜半怅然怀愁。银河是牛郎织女一年一度相会后重又分手的地方，因此称“别浦”。今夜别浦云水迷茫，星汉闪烁，牛女在鹊桥上还能依相偎珍惜这美好的一瞬，互诉别后一年来的相思深情。虽然匆匆一面，仍不免执手相看泪眼而黯然离去，但他们毕竟是喜得重逢，欢情如旧，悲中有乐。默想自身，一年前此夕定情以后就天各一方，重会无日。此刻已到了夜半，正是牛女情浓时；而诗人则只能怅卧罗帷之中，瞪大了眼，在相思中煎熬，心头的愁云越压越重，何况今后能否再见一面也在未知之天，真是“思牵今夜肠应直”（李贺《秋来》）。相比之下，自己的苦况远远超过了牛女。首联透过对比，宾主分明地对自己的相思苦情作了深一层的刻划，可谓出手不凡。
“鹊辞穿线月，花入曝衣楼。”一夜容易，但在离人的心里却又是那般漫长。新月终于悄悄地挂在天边，喜鹊搭桥的时限也已到来。鹊群无可奈何地辞别了银月照映下的人间穿线乞巧的少女，鼓翅飞离而去。牛女重又陷入痛苦相思岁月之中。天色渐明，拂晓的轻寒，秋花映入诗人的曝衣楼。七夕曝衣，是当时的习俗。“花入曝衣楼”这一凄清的情景，定会勾起诗人对一年前七夕定情的缅怀，曝衣楼或许就是他们定情的场所。本来，诗人长夜不寐，一缕情思时时萦绕着那远去的恋人；如今七夕刚过，只有秋花辉映于曝衣楼上，当年伊人的倩影却已渺如黄鹤，杳不可见。这一颔联借用环境的陪衬和触景生情的手法，表现出时间的推移和诗人难以为怀的悲怆心情。
“天上分金境，人间望玉钩。”天已经大亮了，诗人还痴痴地凝望着碧空的半弯缺月，潸然欲涕。月亮本就像一面明镜，眼下却只剩下半轮，真成了破镜。牛郎织女可能都各自拿了一半，苦苦地隔河相望了。然而人间的破镜却难能重圆。望着望着，他多么想借助天上的玉钩把两颗破碎的心钩连到一起，有情人总该重归于好。颈联又着想天外，运用浪漫主义的妙笔，给这一幕爱情悲剧渲染上几丝美丽的光彩，虽然这毕竟属于幻想。
“钱塘苏小小，又值一年秋。”幻想终于破灭了，诗人又回到了残酷的现实中。他日思夜想的恋人，可能是像南齐钱塘苏小小那样的名妓。年前一别，刻骨铭心，不觉又到了秋风瑟瑟的季节。别时容易见时难，诗人的遭际竟然比牛女还要不幸。面对茫茫的前景，一阵阵难以言说的隐痛又袭上诗人心头。这一貌似平谈的结尾，蕴蓄着无限缠绵的情思，表现出怅恨不尽的意味。
全诗以构思的新奇、抒情的深细以及语言的工整稳贴见胜，与李贺歌诗常见的惊才绝艳、秾丽诡奇多少有些不同。他遣词造句均是生活中的常语，抒情含而不露，味而愈出。特别是章法构思之妙实足令人折服，全诗从夜半写到天明，又以牛女的相会映衬自身的孤处，天上人间，融处生哀，充分显示出作者过人的功力。黎简《李长吉集评》说：“昌谷于章法每不大理会，然亦有井然者，须细心寻绎始见。”此诗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
这首词大约是作者北宋首都汴京留别友人之作。全词以别易会难为主旨，上片写留饮，下片写惜别。
开篇写作者满斟绿色的美酒，劝友人暂留，且不要匆匆归去。继而，词中又写作者纵酒高歌，劝友人钧，切切絮絮倾诉离情。这里，用春色、离愁、风雨，构成了一幅离别图：阳春佳月，风雨凄凄，离愁万绪，为下片抒情作了有力的铺垫。“三分春色二分愁，更一分风雨”，虽然还是以词家习惯运用的情景交融的手法来描写离愁，但设想奇特，不落俗套，给人以新颖巧妙的感觉。词人设想“春色”总体为“三分”，而其中的“二分”是“愁”，“一分”是“风雨”。这样，此时此刻的“春色”就成了“愁”与“风雨”的集合体。而此处的“风雨”，只是表象，实质上是明写风雨暗写愁。
这里写“风雨”，用的就是这种以景写情的笔法。所谓三分春色实际上都是愁。词人用全部的春色来写与挚友分手时的离愁别绪，其友情之深，离别之难，不言而喻。作者用笔，貌轻实重，饱和了作者的全部感情，确实是情景交融、情深意长。苏轼著名的《水龙吟》（次韵章质夫杨花词）有句云：“春色三分，二分尘土，一分流水。”大约即是从此处脱胎。
上片，由举杯挽留写到离别情怀，由外部行动而至内心感情，多为顺笔。下片则转折颇多。过片“花开”两句，紧承上片的离愁别绪，并进一步预写别后的相思。“花开”句，用韩偓《谪仙怨》“花开花谢相思”句意，但作者只写“花开花谢”而不说“相思”，实际上“相思”已包容上片的离愁别绪之中。“都来几许”，是说这种相思总的算来会有多少，由挚友不得长聚而引起的时序更迭、流年暗换的慨叹与迷惘，亦暗寓其中。这两句深化了上片的离愁。但作者马上又冲破了感伤缠绵的氛围，用“且高歌休诉”句一变而为高亢旷达。这是对友人的劝慰，也是作者的自我排遣，表现出作者开朗豁达的胸怀。可是一想到别易会难，明年此际不知能否重逢，心里不免又泛起怅惘之情，使全词再见波折。这首词先写离愁，继而排解宽慰，终写怅惘之情，曲折细致，语短情长。
此诗特点在于给读者以想象的余地，读后有余味，有言外的意思和情调。
前两句写景。舟行扬子江中，岸上柳絮飘来，沾襟惹鬓；诗人斜卧舟中，一任菱花轻舟随着碧绿的江流荡漾东去。粗粗看来，俨然一幅闲情逸致的画面，仔细品味，方使人觉出其中自有一种落寞惆怅的情绪在。春回大地，绿柳飘絮，按说应使人心神怡悦，但对于客居异地的游人来说，却常常因为“又是一年春好处”而触发久萦心怀的思乡之念。何况，柳枝还是古人赠别的信物，柳花入怀，自然会撩惹游子乡思的愁绪。
如果说，诗人这种思乡的愁绪在前两句里表达得尚属含蓄，不易使人体察，那么，后两句就表露得比较明显了。“闻道风光满扬子”这一句是说，诗人自己思乡心切，愁绪萦怀，没有观赏风景的兴致，“风光满扬子”只是听人所道，他不想看，也不愿看，因为他身处江南，神驰塞北（诗人故乡在陇西姑臧），眼前明媚的春光非但不能使他赏心悦目，反倒只能增其乡思愁绪。类似这样的情状，我们在古代的优秀诗词当中是常常可以见到的。宋代女词人李清照在《武陵春》一词中写到：“闻说双溪春尚好，也拟泛轻舟；只恐双溪舴艋舟，载不动、许多愁。”同样是闻道春光好，同样是自身愁绪多，一个终于没有去，一个尽管去了，但根本无心赏景。所取态度虽殊，感情表达的效果却是同样深切的。
既然舟行扬子江，不是为了赏景，那又为何而来呢？第四句作了回答：“天晴共上望乡楼”。原来诗人是为登楼望乡而来。但读诗至此，读者心里不免又生出许多新的疑问：为什么要在“风光满扬子”的“晴天”才登楼望乡呢？诗中没有明说，留给读者去想象、体会、玩味。或许是，古时别家出走多在岁寒过后，当物华又换，春光再满时，游子的乡思倍切吧？或许是，风光明媚的晴天丽日，空气清朗，登楼望乡，可极目千里吧？所有这些，尽管没有写出，却比明白形诸文字更丰富，更耐人寻味。这正是这首绝句的神到之处。
白居易晚年辞去刑部侍郎的官职，赋闲东都，做《琴茶》一诗，表达了诗人“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观点。
首联写自己天性开朗，旷达洒脱，与官场中的风气相悖，故寄身官场屡受排挤。
“抛官”即辞官，退隐之后无早朝之扰，尽可春眠；年事已高，再无为搏功名而读诗书之累，更觉逍遥自在。次联极写赋闲后的惬意之状。
三联起句写琴，《渌水》古琴曲，为诗人之所爱。诗人精通音律，曾有《听弹古渌水》诗云：“闻君古渌水，使我心和平。欲识漫流意，为听疏泛声。西窗竹阳下，竟日有余清。”可知诗人提此曲是为了表明平和心境；次句写茶，“故旧”老朋友、旧相识。“蒙山”指蒙山茶，产于雅州名山县（今属四川），蒙顶山区，相传西汉年间，吴理真禅师亲手在蒙顶上清峰甘露寺植仙茶七株，饮之可成地仙。诗人举此茶，以表明自己超然的思想。
但诗人毕竟是标准的儒家子弟，他的辞官亦并非完全出自本心，看到唐王朝日益加剧的矛盾，各种弊端的呈现，他的忠君爱国之心无法掩饰，故此在尾联他仍表达了自己壮志难酬的感叹和欲展宏图的期望。“穷通行止”，这里的“穷”指报国无路，“通”指才华得施，“行”指政见得用，“止”指壮志难酬。乐天的《江南谪居十韵》“壮志徒许国，薄命不如人。才展凌云志，俄成出水鳞。葵枝犹向日，蓬断即辞春……行藏与通塞，一切任陶均”正是这句诗的最好注释。末句表达了诗人想返回长安为国效力的愿望，但诗人至终亦未能再进西京，令人感叹。
此文是韩愈于元和十五年（820），在袁州任刺史时所作。韩愈和柳宗元同是唐代古文运动中桴鼓相应的领袖。私交甚深，友情笃厚。柳宗元卒于元和十四年，韩愈写过不少哀悼和纪念文字，这是其中较有代表性的一篇。文章综括柳宗元的家世、生平、交友、文章，着重论述其治柳政绩和文学风义。韩愈赞扬宗元的政治才能，称颂其勇于为人，急朋友之难的美德和刻苦自励的精神。对他长期迁谪的坎坷遭遇，满掬同情之泪。然而对于宗元早年参加王叔文集团，企图改革政治的行为，却极为之讳，措词隐约，表现了作者的保守思想。文中，韩愈肯定了柳宗元文学上的卓越成就，并揭示出柳文愤世嫉俗之情及其现实意义。全文写得酣姿淋漓，顿挫盘郁，乃韩愈至性至情之所发。
墓志铭，是古代文体的一种，刻石纳入墓内或墓旁，表示对死者的纪念，以便后人稽考。文章通常分两部分，前一部分是序文，叙述死者的姓氏、爵里、世系和生平事迹；后一部分是铭文，缀以韵语，表示对死者的悼念和颂赞。这一篇墓志铭的铭文极短，是一种变格。
从全文中可看出两个比较含蓄之处：其一是暗示做人与做文的关系。其二是做人与做官的关系。合二为一，也就是要以人品为本的问题。对于这个问题，对于这个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尤其是儒文化中的核心问题，韩愈的态度是相当客观的，他特别敬重柳宗元的为人，所以本文也就一直围绕着“人的品质”这个关键问题演进、发展，尽管自然段落较多，但上述中心思想却是脉络清晰，贯彻始终的。
此文之所以脍炙人口，千载流传而不衰，就是因为作者在文章里浸透和倾注了丰沛的情感。由此，愤激之笔频出，不平之鸣屡见，行文之中自然而然地打破了传统碑志文的形式，形成了夹叙夹议、议论横生、深沉蕴藉、诚挚委婉的特殊风格韵味。这一特点即便在最后一段铭文之处，也是非常明显的。铭文自古用四言韵文连缀而成，大都用来概括前面所述之事。可是韩愈却有意识地只写了三句有韵角却失体例的奇句单行，便就此搁笔。这难道仅仅是出于改革文体的考虑吗?如果后人能够理解到柳宗元对孱弱幼子的眷恋之心，那么韩愈这三句铭辞，也就是对死者最恰如其分，也最能使死者安息的话了。
作为文体之一的墓志铭自有其体例，例如前需追述墓主先代，后需交代身后安厝及子女情况，这都是为名人写墓志时不可省的笔墨。在写此类文章时，能积极利用体例，又不完全受它的限制方为上策。此文先述子厚先世，重在表现其刚直的节操风骨。后写裴行立、卢遵二人对子厚后事安排和家属抚恤的尽心尽力，表现他们生死不变的友情，这些都可与墓主风概相映照，而使全文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沈德潜评语说：“噫郁苍凉，墓志中千秋绝唱!”对此文概括得颇为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