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诗是李煜为悼念幼子仲宣早夭而作。诗歌开头点明对亡子的思念始终难以消除，而这种思念又只能一个人默默承受。接下来四句继续细写这种愁苦，特地渲染了一个增悲添愁的环境。最后想到的是宗教的救赎。全诗情感真挚，凄恻感人。
时值深秋，二十八岁的李煜几乎完全沉浸在丧子之痛中难以自拔同时丧妻之优也令他痛苦难耐。诗歌开头就点明“永念难消释，孤怀痛自嗟”，对亡子的思念始终难以消除，而这种思念又只能一个人默默承受。接下来四句继续细写这种愁苦。“雨深秋寂寞”是诗人特地渲染的一个增悲添愁的环境，为“愁引病增加”做铺垫。为悼念早夭之子，哀吟至此，不禁让人为之泣下。茫茫的愁苦之海，李煜已经被淹没了，绝望之中，他想到的是宗教的救赎：“空王应念我，穷子正迷家。”可惜的是宗教最终也没能挽救虔诚的李煜，他一生遭受所有苦痛时，包括最后殒命汴梁，“空王”都不在场。
本来在夫妻之间，痛失爱儿固然哀苦，如果可以相互地诉说，相互地抚慰，就能多少有所释放与缓解。然而妻子正在重病之中，李煜非但不可诉说，还得处处克制；这一重又一重的悲苦积郁在心，既是“永念难消释”的不能忘怀，又唯有“孤怀痛自嗟”而已，叫人如何承受？首联情感内涵十分沉重，后三联则顺此而下，一路述说。因为是“孤怀”，所以秋雨之中，分外寂寞；悲来无际，徒增病痛。因为是“孤怀”，风中的思念只能独自下咽，眼前的恍愧不过是泪水的幻想。这无人可以分担的哀伤，这无处可以诉说的悲痛，摧折肺腑，迷茫神智，绝望的诗人只能向虚妄中的佛陀去祈求救助：“空王应念我，穷子正迷家。”
马令《南唐书》卷三载录此诗时写道：“时昭惠病剧，后主恐重伤其意默坐饮泣，因为诗以写志，吟咏数四，左右为之泣下。”当李煜独坐垂泪，轻吟此诗以抒写悲伤之时，周边的侍从无不为他的悲哀所感染而落下泪来。
这首诗首四句以浑灏之笔写潼关形胜，就潼关河亭展开粗线条的描绘；“橹声”二句收诗人思绪于眼前，将视线放在河亭四周；最后两句由亭下满目东去的波涛，写诗人心中升起的无穷感慨。此诗以景起，以情结，起势雄健，结语惨然。
诗的前四句以浑灏之笔写潼关形胜。“重岗如抱岳如蹲”一句造境雄奇挺健，“抱”、“蹲”二字勾画潼关一带山峦面貌，将西岳华山雄镇潼关的独尊传神地描摹出来，与杜甫诗句“西岳崚.竦处尊，诸峰罗立似儿山孙”（《望岳》）同为传神妙笔。这第一句从潼关附近山岳的垂直空间下笔，给人以峻峭之感。“屈曲秦川势自尊”，由横向空间承接上句，潼关诸山曲折起伏，拱卫关中，形成天然屏障，自古以来，许多帝王凭借此处险峻，建金城千里，为帝王之业。战国末年，七雄逐鹿，商鞅说秦孝公“拒河山之固，东向以制诸侯，此帝王之业也”（《史记·商君列传》），秦国借着关中地利一统天下。杜甫在《秋兴八首》中曾称“秦中自古帝王州”，可见秦川地形确有至尊之势。薛逢在这里巧妙地化用前人语句，将秦川帝居的尊严与潼关天险联系起来，更突出了潼关的山河形胜。
“天地并工开帝宅”，写秦中之“尊”，作为帝居的秦川山河，是天造地设，天地同力开辟出来的，它的险峻，决非区区人工雕琢所能为之的，这句驱天地于笔端，很能见出诗人的气魄和诗才。“山河相凑束龙门”，笔力不减出句。龙门，在今山西河津县西北与陕西韩城县东北之间，此地两岸峭壁对峙，形如阙门，黄河流至此地，因河床变窄，水流湍急，气势壮阔。相传大禹治水，导河积石于此，故又称禹门。龙门景象，非潼关河亭之可望，为了写出“天地并功开帝宅”的自然壮观，作者凭借想象用一“凑”字，一“束”字，写出万壑群山与黄河同赴龙门的景象，以陡健之笔将龙门峡谷，千岩如奔，水流激射写得逼真，使人如临其境，闻其声，见其势，奇险吓人。这句与杜甫“群山万壑赴荆门”（《咏怀古迹五首》其三）写长江气势的雄奇壮丽同工。首二联就潼关河亭展开粗线条的描绘。
诗人在这四句诗中，融时空为一体，而具体又以空间形式设置意象，在空间意象后面，潜藏着以潼关为屏障的秦中帝业发展史，这种潜伏的时间意识，为尾联抒情留下伏笔。
“橹声呕轧中流渡，柳色微茫远岸村”二句，收诗人思绪于眼前，将视线放在河亭四周。正当诗人伫立潼关河亭，沉浸在潼关形胜与秦中帝尊的冥想之际，“呕轧”一声橹响，将他惊醒，觅声望去，只见一叶扁舟中流横渡，在它的背后是柳色茫茫的远岸，和依稀可辨的村庄。这两句诗，以淡墨描出一个宁静莽远的场景，与首二联雄伟惊险境界恍如两个迥然不同的世界，隐隐传达出诗人冥想初醒时那种茫然的心情。
“满眼波涛终古事，年来惆怅与谁论”，由亭下满目东去的波涛，诗人心中升起无穷感慨。山河形胜终古如斯，人间盛衰之事，却如眼前波涛一去不返，即使是声势煊赫的秦皇汉武，他们辉煌的帝业，也成为古事，一去不复返。诗人想道：自己一介寒士，宦途落魄，岁月蹉跎，近年来心中出现的那股人生之谜难以解释的怅惘情绪不觉泛起，而在自己悲惨的生活中，此情可与谁诉？
此诗以景起，以情结，起势雄健，结语惨然。在写景向言情的渐次过渡中，情绪逐渐低沉，最后以世无知音，难论惆怅绾束。这种情绪的起落，除去外界景物的影响，更主要受诗人长期受人排贬，不得意于世的心情影响。史载薛逢与沈询、杨收、王铎等人同年进士，而薛逢最有才华，然诸同年相继作了宰相，薛逢却沉沦下僚，故言辞激烈，得罪当权者，一生抑郁寡欢而卒。这种身世之感，在潼关形胜之中被激发出来，一时豪情，最终被惨淡的心事冲淡，故酿成情绪的大起大落。
诗题《送李录事兄归襄邓》，李录事，姓名及生平事迹不详，录事是官名，主要掌管总录众曹文簿，举善弹恶。襄邓，即襄州、邓州一带，唐时襄州、邓州均属襄州大都督府管辖这是一首抒情色彩十分浓郁的送别诗。
诗的前四句，主要是追述自己和李录事的不幸遭际，在追述当中，流露出人世沧桑的慨叹。刘长卿是中唐前期的诗人，他的生活时代跨越盛唐和中唐。青年和壮年的大部分时间是在所谓的开元、天宝“盛世”中度过的。但是处在“盛世”的他，却像一只孤苦无依的小鸟，“岁月蹉跎飞不尽，羽毛憔悴何人问!”(《小鸟篇上裴尹》)为了生计，他曾经四处奔波，这一时期，他积极活动，多次应举，却屡屡失败。安史乱后，他逃奔江南，在乱离之中，过着漂泊不定的生活。大约到了肃宗至德三年，宰相崔涣“宣慰江南，兼知选举”，诗人才入仕途，被授为长州尉这样一个小官，这时诗人已是四十多岁的人了。入仕之后，生活应该稳定下来了吧，但是不久，诗人又连遭贬谪。这时安史之乱尚未完全平定，而南方的地方军又时时兴兵，社会的动乱，人民的流离，个人生活的不幸和仕途上的坎坷遭际，在诗人的心灵上留下了难以弥合的创痕，这种创痕一旦触动，便会引起诗人内心的剧烈疼痛。因此当李录事与诗人天涯别离时，相同的遭际使诗人心中的郁积便倾泻而出了。
“十年多难与君同，几处移家逐转蓬”二句，语言朴素，明白易懂，但感情却极为强烈。天涯别离，诗人该有多少话要说啊! 可是从哪儿说起呢?诗人此时遭贬，身处逆境，很自然地就想起了自己十余年来的坎坷遭际。自己的平生是这样的痛苦，而友人也同样不幸，一腔哀情，难以自抑，便禁不住叹道:十多年来，你和我一样多灾多难，屡次举家迁徒，就像那断了根的蓬草一样，随风飘转。诗人用蓬草随风飘转作比，形象贴切，深刻揭示了诗人和友人在动乱年月里所受的飘零之苦。“白首相逢征战后，青春已过乱离中”，紧承首联，继续展开回忆。在战乱频仍的年代，诗人和友人都在为了生计而四处奔波，相见自然是很不容易的了，乱后相逢，当然也是十分意外的事，这样的相逢当然也使诗人和友人十分高兴; 两人总算在动乱中平安地活过来了。但在高兴之余，蓦然发现对方都已两鬓如霜了，又不禁相对叹息时光易逝，双方的青春已在战乱中悄然逝去了。
这是一首赠友送别诗，诗人从追述二人的共同遭遇着笔，虽未直接言别，但追怀身世的悲愁中却已反衬出离别的痛苦; 同时也为整个诗篇定下了一个感伤的基调。
诗的后四句转入对送别情事的抒写。“行人杳杳看西月，归马萧萧向北风”，对仗极为工整，而 “杳杳”、“萧萧”、“西月”、“北风”等词又构成了一幅悠远萧索的月夜送别图画，融情入景，凄怆感人。友人越走越远，而诗人却久久地注视着西边的月亮，追寻着友人远去的身影，送别归来，诗人行单影只，北风萧萧，归马嘶嘶长鸣，令人倍觉凄凉。“汉水楚云千万里，天涯此别恨无穷。”汉水，即汉江，是长江的最长支流，源出于陕西省西南部宁强县，东南流经陕西南部、湖北省西北部和中部，在今武汉市入长江。李录事去襄邓一带，正是汉水流域，所以这里汉水也有代指友人所去的地方之意。从此以后，诗人和友人天各一方，相去万里，分别之后，也不知何时才能相会，离别之恨，无穷无尽，永难排遣! 诗人至此收束全诗，而悲苦之情，已足以催人泪下了。
这首送别诗，风格平实坦易，对仗工稳整齐，全诗一气贯通，真挚感人。诗人通过离乱现实中的遭际反衬天涯别离的痛苦，表现了诗人和友人的深厚情谊。诗中所写的离乱之苦，反映了动乱现实中人们的痛苦，具有一定的典型意义，因而明代胡应麟在 《诗薮》 中曾称它为 “中唐妙唱”。
《捕蝗至浮云岭山行疲苶有怀子由弟》共有两首，这是其中的第二首。这组诗是1074年（熙宁七年）八、九月间，苏轼将离杭州通判任时所作。是年，苏轼三十九岁。他的弟弟苏辙（字子由）时任齐州掌书记，在济南。《咸淳临安志》：“浮云岭，在于潜县南二十五里。”（于潜，浙江境内的县，在临安西，位于分水港支流上。）苏轼任杭州通判的三年中，年年都有水旱灾害，所谓“止水之祷未能逾月，又以旱告矣”（《祈雨吴山》）。1074年，京城以东因干旱闹蝗灾，“余波及于淮浙”（《上韩丞相论灾伤书》）。苏轼因捕蝗至于潜，作此二诗寄给苏辙，以抒发自己的抑郁之情。
这一首着重写山行疲苦之感。一二句点明时令、景物。重阳将近，溪边野菊已开出耀眼金花。三四句纪行。苏轼久不登山，这次为了捕蝗来到这山石高峻的浮云岭，深感疲苦不堪；然而他正处在壮年，豪情未减，偶尔喝一杯村酒，仍觉得精力有余。此二句从生理方面的感受作一抑扬。五六句是夜宿山村的感受。夜晚，独自一人在林木荫翳的山村野店住宿下来，一天的疲劳，暂时忘却，顿觉宠辱不惊，梦魂安稳；然而，这片刻的安闲却唤起数年来世路奔波的许多回忆：那时局的动荡，党派的倾轧，仕途的艰险，以及这场特大蝗灾给人民带来的困苦，他奔走呼号、欲诉无门的愤懑……这一切，涌上心来。诗人用“人间忧患长”五字加以概括，表达了自己的感慨。此二句再从心理上的感受作此一段抑扬。全诗经此两度抑扬，声情跌宕，有力地表露了抑郁不堪之情，并很自然地带出了结尾二句。
结尾紧承“人间忧患长”意，他想到此时这种疲于奔走、形同厮役的处境，忿忿然说：我真想像冯良一样杀马毁车，从此遁去，至于所谓用行舍藏那一套，不必再去管它，你也用不着再来和我讨论了！《后汉书·周燮传》载：，一个叫冯良的人，三十岁，为县尉，奉命去迎接上官，他“耻在厮役，因毁车马、裂衣冠”遁去，跑到犍为跟一个叫杜抚的学者学习去了。家里人满以为他死了，过了十多年他才回到家乡。苏轼用此事，也和此时山行疲苦、情绪不好有关。“用之则行，舍之则藏”，这是孔子的教训。在封建社会里，一些持身谨严的士大夫对自己的出处进退总是比较认真的。苏轼弟兄也经常谈到这一问题。两年多以前，苏轼在《初到杭州寄子由二绝》诗中就说：“眼前时事力难任，贪恋君恩去未能。”说他不愿奉行新法，只是由于贪恋君恩，未能决然引去。在捕蝗事后不久，苏轼在杭州赴密州道中寄给苏辙一首《沁园春》词又说：“用舍由时，行藏在我，袖手何妨闲处看。”认为出仕或归隐的主动权是完全掌握在自己手中的。此时因捕蝗疲苦这一具体事件的触发，天秤偏到那一端了。这和组诗中第一首的结尾“理蝗余”的积极态度表面上矛盾，其实不然。在苏轼的思想上，为人民利益而奔走和为了奉行新法而被人驱使是完全不同的两码事。两首诗的结尾各有侧重。《乌台诗案》提到“独眠林下”这四句诗时，苏轼自己解释说：“意谓新法青苗、助役等事，烦杂不可办，亦言己才力不能胜任也。”这正是苏轼的痛苦所在。王安石的变法在历史上是一种进步，但新法本身并没有解决农民的问题；加上新法执行中的某些偏差，给农民带来了不利。因此，不能因为苏轼不满新法就一概加以否定。这两首诗，更多地体现了他对人民的同情。
这首诗写的是现实生活给诗人思想感情上的一次巨大冲击，抑扬顿挫，感慨遥深，用事精切，写出了内心深处的难言之情，也是亲兄弟间推心置腹的肺腑之言，所以特别真切动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