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首寓言诗,写枯鱼过河时悔恨哭泣并写信告诫同伴“慎出入”,以鱼拟人,警告人们行动要小心谨慎,以免招来祸患。全诗结构精巧,比喻形象,寓意深刻,而想象尤为奇特,充分显示了作品的浪漫主义特色以及汉乐府的高度艺术表现力。
此诗属汉乐府杂曲歌辞,是一首想象极其浪漫的寓言诗。“枯鱼”就是干鱼。诗中写一个遭到灾祸的人以枯鱼自比,警告人们行动小心,以免招来祸患。
开头两句突兀而起,奇峭警拔。诗中说:一条枯鱼过河时,不禁伤心痛哭,悲叹现在后悔已来不及了。既是枯鱼,何以又会过河?又何以哭泣?何以悔恨?这一切,诗中先不说明。“何时悔复及”,意思是说:什么时候失悔还来得及啊!这是用反诘语表示否定,以加强悲叹的语气,加重表现沉痛的心情。先说结果,后叙原因,可以突出结果。诗中这样处理,不仅可以突出悔恨,还可避免平铺直叙,使内容富有曲折。
三四两句仍然不直接回答何以过河,何以泣,何以悔,而写枯鱼作书(写信)给鲂、鱮,但枯鱼何以过河,何以泣,何以悔,却在书的内容中自然透露出来,构想非常巧妙。鲂即鳊鱼,鱮即鲢鱼,诗中用它们代指鱼类,它们就是枯鱼的伙伴。书仅“相教慎出入”五字,内容却极丰富。“相教”即相互告诫。“慎出入”是说无论外出还是归来,都要谨慎小心,千万不可粗心大意。首先是尽量少外出;即使不得已外出,也要处处留心。这里不但表现了枯鱼对伙伴们的关切,还透露出枯鱼之所以泣、悔,就是由于当初麻痹大意,以致被人捕去,此刻被人携过河去,看到过去在里面游嬉过的河水,以后却再也不可能回到那里面去,不禁伤心痛哭,悔恨万分。它用自己的惨痛教训告诫伙伴,希望它们不要再蹈自己的覆辙。这既是对伙伴的警告,也是枯鱼对自己的悲悼。
从内容看,此诗可能作于东汉末年。这时军阀混战,连年不绝,是中国历史上最动乱的时期之一。曹操在《蒿里行》中曾描写过当时社会的惨象:“铠甲生虮虱,万姓以死亡。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枯鱼过河泣》以鱼拟人,正反映了在东汉末年的动乱社会中,随时都可能有灾祸降临到人们头上的残酷现实。
此诗通篇全用比喻,想象新奇,结构精巧。清人沈德潜评论此诗说:“汉人每有此种奇想”(《古诗源》),确实显示了汉乐府的高度艺术表现力。
古诗中反映农民困苦生活的作品很多,如白居易的《观刈麦》、张籍《野老歌》、皮日休《橡媪叹》等都是脍炙人口的名篇,而《打麦》不落窠臼,内容更丰富,艺术上颇多创造。
这首诗集中抒写了农民的终生劳苦,流露出强烈的恤民情怀,及对不合理现实的愤懑。全诗可分为两段,从开头到“敢惮头枯面焦黑”为上段:
“打麦打麦、彭彭魄魄,声在山南应在北。”诗名“打麦”,开头就直承题意。但不是正面描写农民劳动场面,而是用相互回应的一片打麦声,侧面取影,写出了紧张艰苦的工作情景。接着作者撇开打麦,蓦然跳跃到打麦以前的收割。“四月太阳出东北,才离海峤麦尚青,转到天心麦已熟。”这里用夸张手法描写麦子成熟之速,目的是突出麦收的刻不容缓,渲染了农民抢收的紧迫性。“鹖旦催人夜不眠,竹鸡叫雨云如墨。”鹖旦夜鸣催人,风雨将至,不抢收则颗粒无获。这两句进一步渲染出抢收的紧张气氛,引出下面对收麦的正面描写:“大妇腰镰出,小妇具筐逐,上垅先捋青,下垅已成束。”只写妇女,实际上却已包括丁壮,笔墨简洁。捋青随即成束,既写出田家动作的熟练、紧凑,也写出神情的亢奋、紧张。白居易《观刈麦》说“足蒸暑土气,背灼炎天光。”与之相比,此诗抓住了收麦场面中的特定动作,刻画更为准确。“田家以苦乃为乐,敢惮头枯面焦黑。”把农民的心理写得入木三分。夜无安眠,朝无少息,劳作很辛苦,但农民却以苦为乐。这里面有面对劳动果实的喜悦;更重要的是年成尚好,虽然所得无几,但不至于饿死道旁。这是凄楚的喜悦,辛酸的微笑。
这段通过对收麦环境、劳动场面和农民心理的描写,充分反映了田家生计的艰辛。
下一段从“贵人荐庙已尝新”到结束,由回顾收麦跳跃到展望食麦。“贵入荐庙已尝新,酒醴雍容会所亲。曲终厌饫劳童仆,岂信田家未入唇。”荐庙即献于家庙作祭品,醴是甜酒。贵人们雍容尝新,饱食有余,和田家的不曾入口形成强烈对比,揭示出耕者不食,食者不耕的对立。“尽将精好输公赋,次把升斗求市人”,不耕者饱食却还有余,力耕者无食被迫售粮,田家的饥馁不言而喻,两者的对比又深入了一层。
麦秋结束,劳作未歇,诗人构思又跳跃到打麦后的插禾:“麦秋正急又秧禾,丰岁自少凶岁多,田家辛苦可奈何!”这里写插禾只是一笔带过,不再作具体描写,虚实相间,错落有致。“将此打麦词,兼作插禾歌”,打麦和插禾,虽然一为农事之末,一为农事之始,但贯穿始末的是送不走的“辛苦”二字。田家的辛苦又要随着插禾周而复始了。结尾结而不断,首尾相衔,内涵丰富。
张舜民一贯重视民生疾苦,《画墁集》中有不少篇章表现了对人民的同情,而此篇尤为突出。诗中强调了农民的终生劳苦,内容比前人开拓得更广。
此诗在艺术上也颇有独到之处。诗题说“打麦”,却忽而收麦、忽而食麦、忽而插禾,以打麦为联系中心,结构跳跃动荡,又有章法可寻,对主题的表现有重大作用。
由于作者热悉农村生活,因此在描写农村环境及劳动场面时,形象真实生动,具有浓郁的生活气息。描写贵人神态,着墨无多,却十分传神。两种形象的对比,互相映衬,更加强了作品的感染力。
诗中使用四言、五言、七言,长短参差,自由洒脱,避免板滞,很有乐府风味。诗中换韵三次,平仄交押,仄声的短促峭急,突出了农民的劳苦;平声的悠长平和,刻画了贵人的雍容自得。
整篇诗不用典实,不用生僻字,质朴平易,任情而往,在宋诗中颇具特色。
此诗首句写骆氏亭,翠竹、清水把这座亭轩映衬得格外清幽雅洁,诗人置身其间,颇有远离尘嚣之感。
接着写诗人对友人的思念,诗人眼下所宿的骆氏亭和崔氏兄弟所在的长安,中间隔着重重的城池,路途迢迢,诗人的思念之情宛如随风飘荡的游丝,悠悠然飘向友人所在的长安。诗人因境界的清幽而倍感孤寂,因无好友共赏幽胜而微感惆怅。
“竹坞无尘水槛清,相思迢递隔重城。”这首小诗的前两句是说,竹丛里船坞深静无尘,临水的亭榭分外幽清。相思之情啊隔着重重的高城飞向远方。
首句写骆氏亭。“竹坞”是竹林怀抱隐蔽的船坞;“水槛”,指傍水的有栏杆的亭轩,也就是题中的“骆氏亭”。清澄的湖水,翠绿的修竹,把这座亭轩映衬得格外清幽雅洁。“无尘”和“清”,正突出了骆氏亭的这个特点,可以想见诗人置身其间时的那种远离尘嚣之感。幽静清寥的境界,每每使人恬然自适;但对于有所思念、怀想的人来说,又往往是牵引思绪的一种触媒:或因境界的清幽而倍感孤寂,或因没有好朋友共赏幽胜而感到惆怅。这两句由清幽的景色到别后的相思,其间虽有跳跃,但并不突兀,原因就在于景与情之间存在相反相成的内在联系。诗人眼下所宿的骆氏亭和崔氏兄弟所居的长安,中间隔着高峻的城墙。“迢递”一词有“高”、“远”二义,这里用“高”义。“重城”即高城。由于“迢递隔重城”,所以深深怀念对方;而思念之深,又似乎缩短了彼此间的距离。诗人的思念之情,宛如随风飘荡的游丝,悠悠然越过高高的城墙,飘向友人所在的长安。“隔”字在这里不只是表明“身隔”,而且曲折的显示了“情通”。这正是诗歌语言在具体条件下常常具有的一种妙用。
“秋阴不散霜飞晚,留得枯荷听雨声。”小诗的后两句是说,秋空上阴云连日不散,霜飞的时节也来迟了。留得满地枯残的荷叶,好听深夜萧瑟的雨声。
第三句又回到眼前景物上来:“秋阴不散霜飞晚”。时令已届深秋,但连日天气阴霾,孕育着雨意,所以霜也下得晚了。诗人是旅途中暂宿骆氏亭,此地近一段时期的天气,自然是出自揣测,这揣测的根据就是“秋阴不散”与“留得枯荷”。这一句一方面为末句伏根,另一方面又兼有渲染气氛、烘托情绪的作用。阴霾欲雨的天气,四望一片迷蒙,本来就因相思而耿耿不寐的人,心情不免更加黯淡,而这种心情反过来又增加相思的浓度。
末句是全篇的点睛之笔。但要领略诗句所蕴含的情趣,却须注意从“秋阴不散”到盼“雨”的整个过程。秋叶听雨打枯荷的况味,诗人想已不止一次的领略过。淅沥的秋雨,洒落在枯荷上,发出一片错落有致的声响,别具一种美的情趣。看来倒是“秋阴不散霜飞晚”的天气特意作美了。枯荷给人一种残败衰飒之感,本无可“留”的价值;但秋雨的到来就不同了,自己这样一个旅宿思友,永夜不寐的人,因为能聆听到枯荷秋雨的清韵而略慰相思,稍解寂寞,所以反而庆幸枯荷之“留”了。“留”、“听”二字写情入微,其中就有着不期而遇的喜悦。“听雨声”自然是夜宿的缘故,但主要还是由于“听雨声”蕴含有一种特有的意境和神韵。这“听雨”竟有一种特别的美感,久听之后,这单调而凄清的声音,却又更增加了环境的寂寥,从而更加深了对朋友的思念。
沈义父《乐府指迷》云:“结句须要放开,含有余不尽之意,以景结情最好。”此诗之结语:“秋阴不散霜飞晚,留得枯荷听雨声。”正是以景结情,不仅景中含情,且有声有情、声情并茂,声、景、情谐和合一而收余音缭绕之致,使诗歌境象迷茫,旨义含隐深曲。
这首诗虽然写了秋亭夜雨的景色,写得历历如画,但它并不是一首写景诗,而是一首抒情诗。“宿骆氏亭”所见所闻是“寄怀”的凭借,“相思”二字微露端倪,后两句暗藏彻夜不眠之意,诗人的思友之情暗寓其中,可以说是以景寄情、寓情于景的。诗的意境清秀疏朗,而蕴涵其中的心境又是极为深远的。
文章的第一段概括交代柳敬亭说书技艺的精湛和在人民群众中的深远影响,第二段介绍柳敬亭走上说书道路的经过,以及演技提高的过程;第三段写柳敬亭为左良玉所赏识,倾动朝野;第四段写明亡后柳敬亭重操旧业,其说书技艺已达到炉火纯青的境界。
按理说,说书艺术家的音容笑貌是最生动,也最引人注目的。但文章一开始没有一言一语着眼于刻画柳敬亭的音容笑貌,而是把柳敬亭放在宋明以来演史小说盛行不衰的广阔背景上,作宏观的考察。作者指出,两宋时说历史演义和小说者,见之于《东京梦华录》《武林旧事》著录的就有数十人。此后数百年间,却寥寥无闻,“乃近年共称柳敬亭之说书”。以考信的笔法,确切的事实,突出了柳敬亭在古代说书艺术史上的地位和贡献。
在漫长的封建社会里,一个地位低微的说书艺人要走向社会已属不易,更何况是得到公众的肯定而名噪一时了。黄宗羲对柳敬亭的坎坷经历和曲折奋斗,只是一笔带过,说他年十五,就犯法当死,因而变姓柳,到盱眙市中为人说书,“已能倾动其市人”。语调平实,不事渲染。而吴传则说:“久之,渡江,休大柳下,生攀条泫然。已抚其树,顾同行数十人曰:‘噫!吾今氏柳矣。’这就把柳敬亭的改姓传奇化了。也许,吴所写的传中有关这类描写,在黄宗羲看来,正是所谓“有失轻重”之处。其实,不过是黄、吴写传的主导思想不同罢了:一则重平实,一则重描写而已。
柳敬亭从家乡泰州流浪到盱眙市中,为人说书,已能使听众动容,说明他在说书技艺方面有着极好的禀赋。但在柳敬亭的成才道路上,儒生莫后光的指点,似乎有着更为关键的作用。莫后光关于“说书虽小技”一番话看似平常,含义则极其丰富。“句性情,习方俗”,可以说已经是说书艺术的高标准要求了,而“如优孟摇头而歌”,则更是说书艺术的典范。柳敬亭虚心接受名师教诲,为了追求说书艺术的更高境界,开始了艰苦的探索和攀登。“凝神定气,简练揣摩”八个字,正是他悉心研求说书艺术,刻苦磨练说书技巧的真实写照。接着,黄宗羲又用对话的形式,把柳敬亭这种刻苦钻研精神分作三个阶段,三种境界,加以具体的描述。“期月”,“能使人欢咍嗢噱矣”,这是第一个阶段;“又期月”,“能使人慷慨涕泣矣”,这是第二个阶段;“又期月”,“子言未发而哀乐具乎其前,使人之性情不能自主”,这是第三个阶段。层层递进,步步深入,既写出莫后光循循善诱的有方教导,又写出了柳敬亭锐意奋进的精神和艺术上精益求精、不断攀登的态度。连莫后光也不得不赞叹说:“进乎技矣。”自此之后,柳敬亭在扬州、杭州、南京等地献艺,无不得心应手,游刃有余,以至于“名达于缙绅间”。市井内外,朝野上下,无不为他说书艺术所达到的神化境界折服倾倒。
关于柳敬亭“参宁南军事”,吴伟业连举六七件事,着重说明柳敬亭“平视卿相”的“侠骨”和他善于排难解纷的高士行为,而黄宗羲则重点记载两件事:一写那些幕府儒生“设意修词,援古证今”,煞费苦心所拟就的文檄,都使左良玉“不悦”;而柳敬亭“耳剽口熟,从委巷活套中来”的言辞,却无不与左良玉“意合”。即使是写柳敬亭的军事才干,也仍然不离开说书艺人的当行本色。二写柳敬亭奉命至金陵,朝廷官吏从上到下,无不“使之南面上坐,称柳将军”。对于这种异乎寻常的礼遇和令人羡慕的显赫地位,柳敬亭仍然抱着一种冷眼旁观的态度,处之泰然,毫不心动。这里,既反映出一个历经坎坷的说书艺人是怎样的玩世不恭,也透露出他敝屣功名利禄的态度。妙在文章处处要使人忘却柳敬亭是个说书艺人,正面描述如“军中亦不敢以说书目敬亭”,侧面烘托如同行们的道旁私语:“此故吾侪同说书者也,今富贵若此!”而客观效果则处处使人感到他依然是个说书艺人。
正因为柳敬亭有处变而不惊的人生态度,所以,一旦明亡,左良玉病死,他丧失其资略尽”,也能“复上街头理其故业”而安之若素。作者尤其强调的是军中的生活经历,举凡“豪猾大侠、杀人亡命、流离遇合、破家失国之事,无不身亲见之”。一切包括国家兴亡,朝代更迭在内的风云际会,都极大地丰富了他的生活阅历。如果说这一切是他攀登说书艺术高峰的思想基础和生活基础,那么“五方土音,乡俗好尚,习见习闻”,则又进一步增强了他的表演艺术手段。而“亡国之恨顿生,檀板之声无色”,则是对柳敬亭说书的思想和艺术所作的高度赞誉,也是柳敬亭能够赢得生前身后名的最根本原因。而从文章写作来看,这两句正是全篇的点睛之笔,倾注了作者对忠臣义士无限仰慕的思想感情。
本文的叙述既以时间先后为顺序,又照顾到柳敬亭一生的行踪。对于柳敬亭说书技艺的描写,生动具体,绘声绘色。全文结构谨严,条理井然,取材精当,有详有略。语言简洁精炼,文字干净利落。
由于柳敬亭的精湛技艺,明清笔记中为他立传的,还有周容《杂忆七传·柳敬亭》。至于记载他的人品、技艺的那就更多了,较著名的有张岱《陶庵梦忆·柳敬亭说书》、钱谦益《牧斋有学集·书柳敬亭册子》、余怀《板桥杂记·轶事》、夏荃《退庵笔记·柳敬亭》等。在所有这些传记材料中,黄宗羲改写的这篇《柳敬亭传》,取材精当,详略得宜,主旨明确,可谓落笔不群,出手不凡,应当说是写得最成功的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