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赋开头假设自己(第一人称)受诽谤,引出下文自己不好色,而且用古代圣贤作衬托,重点写赴梁途中的艳遇,再次突出自己不好色,从而表现作者坚守高洁品格的思想。全赋语言清丽华妙,调动多种感官来完成对美女的铺写,在艺术手法上颇有独到之处。
这篇文章的构思明显受到宋玉《登徒子好色赋》的影响,但又有自己的独特之处。赋一开始便写到作者因美貌而受到邹阳的嫉妒,邹阳以作者的美貌作为攻击目标,诬谤相如“不忠”,有染指后宫的企图。梁孝王问作者道:“子好色乎?”作者则以自己不好色作答。这种开始和《登徒子好色赋》基本一样,只是宋玉变成了司马相如,登徒子变成了邹阳,楚襄王变成了梁孝王,且与《登徒子好色赋》相比,此赋中两人问答的针对性更强,连接更紧凑,序文和正文的过渡也更自然,甚至可以把序文看作是正文的一个段落。为了说明自己的不好色,作者首先针对梁王“子不好色,何若孔墨乎”的诘问指出孔子、墨子这些圣人虽有回避女色的事迹,并不能证明他们不好色,而是尽量避免受到女色的影响,这又更能说明圣人也不免有好色之心。好色本属于一种心理状态,只有在面临色诱时才能判断是否好色,相反,不接近美色就无法证明是否好色。作者的论述带有非常浓的思辨色彩,也为说明自己不好色奠定了前提。接着,作者举了自己的两件不好色之事。
饮食男女为人之常情。作者这种近女色而不为女色所动的态度,大致出于柳下惠坐怀不乱的传说,是过于道德化、理想化的。从人类的自然天性方面说,不一定可取。但从艺术角度说,确有一些值得注意的地方,譬如善于选取典型事例。作品中只介绍了两个具体事例,都在说明自己的不好色。前者说东邻女子顾盼自己多年,表现出作者抗拒美色的持久性;后者强调上宫女子之多情,突出了作者拒绝诱惑的坚定性。二者同中有别,意思表达全面充分。再如,善于用情境烘托气氛。尽管作者写了自己在西土时的“室宇辽廓”来概括孤独寂寞的心情,但最为精彩的还在于对上宫客馆中的一段描写。写女子,没有停留于静态容貌的描写,而是从语言、歌声、举止、行为表现其精神意态。不仅如此,还注意到了周围环境,写上宫内外,用了“寂寞云虚,门阁昼掩,暧若神居”和“芳香芬烈,黼帐高张”等语衬托其中女子的娴静美好;写黄昏时则用“玄阴晦冥,流风惨冽,素雪飘零”和“金钮熏香。黼帐低垂,捆褥重陈,角枕横施”作对比,反衬出馆中人情的温暖。此外,此赋扬弃了《登徒子好色赋》中描写丑妇的内容,改变了宋玉一类文学侍臣滑稽和玩世不恭的态度,因而显得非常严肃,同时也包含了作者对于女性的几分尊重。
全赋以散体赋的形式写骚体赋的内容,运用比兴的手法进行全文构思,笔调轻巧灵活,语言晓畅秀丽。
相较其他诗人写精卫的诗歌,本诗视角新颖,不是对精卫本身进行评价,而是就其填海这一行为做理性思考,其中有对精卫因为填海而奔波劳累、伤痕累累的同情,又有对精卫填海这一伤及无辜、毁坏草木的行为提出质疑,同时流露出作者无限悲悯的博大情怀。
诗歌首句“精卫谁教尔填海”,表面看是提问,实则是质疑,明知故问,因为谁都知道精卫填海是为了复仇,报“溺亡”之仇。但这一问,更能引起读者对填海这一行为的思考。接下来,作者就围绕着“填海”为读者呈现四幅画面:
第一幅:“海边石子青磊磊”。这是实景描绘,海边,石子堆积如山。这是精卫填海的凭借,石子之多,足见精卫填海的决心。
第二幅:“海中鱼龙何所为”。这是虚景假设,写填海后果。海被填平后,海中鱼龙如涸辙之鲋般陷入困境,无处求生。城门失火殃及池鱼,因一己之私仇而可能殃及无辜的鱼龙,作者明知故问的缘由逐渐显现。
第三幅:“山中草木无全枝”。先来一句过渡。第五句“口穿岂为空衔石”照应第二句“海边石子青磊磊”,在诗中起承上启下的过渡作用,作者的视角从海边转向山上,然后又是一幅实景描绘,再写填海后果,山中的草木七零八落。填海殃及的不仅是鱼龙,还有山中草木!作者明知故问的缘由进一步显现。
第四幅:“朝在树头暮海里,飞多羽折时堕水”。这幅图景是虚实结合,再写填海后果。虚写精卫因填海而奔波劳累、遍体鳞伤。“朝”“暮”多为想象,互文见义,但虚中有实,突出精卫奔波劳累;“口穿”“羽折“”堕水”为实写之词,实中有虚,写精卫的遍体鳞伤。对精卫填海的行为,作者是理解的,毕竟大海是造成悲剧的元凶;对精卫填海时所遭受的苦痛,作者是饱含悲悯之情的,毕竟精卫有仇报仇的血性精神是值得肯定的。
这四幅画面,写填海后果,也是作者悲悯之情的蓄积过程,从伤及无辜到自伤,填海的伤害达到极点,诗人的悲悯之情也达到了极点。
这首诗是组诗中的第三首,全诗写景简洁精练,寥寥数语就生动地勾画出自然景象;抒情委婉含蓄,蕴含了作者孤独怨愤的心境;咏物与言志融为一体,表面咏物,实际是表达人生哲理。
“新茎未遍半犹枯,高架支离倒复扶”,写旅舍中的葡萄树经过人们的照顾后正待逢时生长之状。春夏之交,葡萄树上新的枝叶开始生长,但仍未完全复苏,尚有一半的茎条是干枯的。有人为其搭起了高高的架子,又将垂下的枝条扶上去。
后二句“若欲满盘堆马乳,莫辞添竹引龙须”,要在葡萄架子上多加竹条,扩大修缮,将葡萄的枝蔓引好。诗人希望种葡萄之人能对这株葡萄多加培育,让它结出丰硕的果实。
这首诗通过描绘葡萄生长之态,表达自己仕途困顿、渴望有人援引的心情。托物言志,咏物与言志融为一体,表面写葡萄,实际是表达自己谪后的希冀。
这首诗借菊花的遭遇,抒发自己惋惜之情。在唐宋时代,九月十日被称为“小重阳”,诗人从这一角度入手,说菊花在大小重阳两天内连续遇到人们的登高、宴饮,两次遭到采撷,所以有“太苦”的抱怨之言。
作者以醉浇愁,朦胧中,仿佛看到菊花也在嘲笑他这个朝廷“逐臣”,他痛苦地发问:菊花为什么要遭到“两重阳”的重创?对于赏菊的人们来说,重阳节的欢乐情绪言犹未尽,所以九月十日还要继续宴饮;但菊花作为一种生命的个体,却要忍受两遭采撷之苦。诗人以其极为敏感、幽微的灵秀之心,站在菊花的立场上,发现了这一诗意的空间。实际上,诗人是借菊花之苦来寄托自己内心的极度苦闷。借叹菊花,而感慨自己被馋离京、流放夜郎的坎坷与不幸,正见其愁怀难以排解。此诗语虽平淡,内涵却十分深沉。主要表现了作者一生屡遭挫败和打击,而在节日里所引发的忧伤情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