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诗作者采用乐府旧题写作，充分反映途中的艰辛情状和胸间的忠愤，慷慨悲凉。《文选》李善注，这首诗以四句为一解，合九解成一篇。
首解四句写登程。下笔就写“朝发”、“暮宿”，是记实，也见出受命北去时行程的迅急：早晨刚出都城北门——广莫门，日暮已到了大河之北、丹水的发源地——丹水山，进入并州境内。这里，诗人用夸张笔法渲染出行色的匆忙，也透露了他急于赴国难的心情。接着写出自己两手所持的是像古代繁弱、龙渊那样的名弓宝剑；而“弯”（开弓）、“挥”两个富动态性的词，既说明他是行进在“胡寇塞路”的险境之中，随时都需要用武，也足以显现出作者一往无前的英武气概。
次解写恋阙心情。作者年轻时（作诗时也只三十六岁）正处西晋初期的安定阶段，在繁华的洛阳城里，他也曾有过诗酒从容、文友会聚的一段优游生活。洛阳城里巍峨的宫阙，是过去国家安定隆盛的标志，也是他前阶段优游生活的见证。自经变乱，现在已到了“国已不国”的地步。往事成尘，归来无日。这使他心情上不能不有所留恋，在行动上也就表现为“顾瞻”长“望”。望中最瞩目的是宫阙，是“俯仰御飞轩”。这句意思应是说，宫中廊宇高低，远望宛如急行中车辆的起伏。作者心目中，这时已经把静态中的宫中廊宇和身边行进中车辆的动态混而为一了。抚今思昔，不自禁“据鞍长叹息，泪下如流泉”。
三解写途中小憩。京都已落在遥远的后方，现在系马、解鞍的所在是荒寂的高山头、长松下，入耳的只有秋末的烈烈悲风和泠泠涧流的声响。这四句用了音韵谐协的偶句，着力烘染出一幅秋山穷旅图。
四解写小憩中的心情。与熟悉的京都和那里的人挥手长辞了，黯然无言，惟余哽咽。甚至空中的浮云也凝定不流，飞鸟也回旋不去。耳目所接，竟如天地万物都在助人兴悲。后两句写境，却更增强情的抒发。
五解继写一时心中所想。这时心头萦绕不去的是离家日远，前路茫茫，境地险恶，存亡未卜。在这穷荒山林中，慷慨激昂，也是徒然，只有抱膝独坐，思绪紊乱，五内如焚。这是作者胸怀、心情的真实表白。
六解写当前困境。身处穷林，惟与麋鹿、猿猴为伍。资粮乏绝，无以充饥。看看麋鹿、猿猴还有野草、山果果腹，可以游戏自得，实在令人自叹不如。经此映衬，愈见出人的困窘不堪。这解和四解一样，都叠用两个“我”字，产生了对面倾诉的亲切感。
七解写困境中的自慰、自奋。作者深知重任在身，不容徬徨，终于重提辔缰，号召部下继续前行；同时，也在绝岩中，聊自吟咏舒啸，稍畅胸怀。他的重行振作，是由于在所承受的传统思想中找到了若干支撑力量：自己当前的处境，正是古人也曾慨叹的“世衰道微”的时世；孔子在陈绝粮，就曾对弟子子路说过“君子固穷”的话，何况是我辈。他精神上终于获得了宽解。
八解是在自慰、自奋之余，又作转折，写出内心的隐忧：历史上曾有过李陵对匈奴以少击众，最后势穷力屈，过期不得归来，被迫降敌的事。李陵在降敌前也是尽忠竭力了，降敌后亦常怀归志，但汉武帝却不予谅解，反而杀了他的母弟妻子。现在朝廷多事，不暇外顾，自己孤悬一方，后援难继，困窘之情亦与李陵相去不远，不能不对未来抱忧兴叹。
九解是全篇的结尾，也是乐府常见的结束形式。但在此篇，却不是单纯的套用。从上文所写，可见作者前途艰危正多，路也正长，有如他所要歌唱的曲子一样悲而且长。哀怨深沉，实在不忍、也无心重陈了。重陈，只是使自己、也使听者心伤而已。
全诗风格悲壮，语调苍凉，感情真挚，用语简练，鲜明坚定地表达了自己的报国之志。全篇九解，一气贯注；逐解换韵，声情激越。既多侧面地表现了辞家赴难、身处穷窘、忠愤填膺的作者的完整形象，也真实地反映他所处的时乱世危、朝廷不振、凶荒满目的现实环境，有着史的价值。全诗辞旨愀怆悲壮，千载之下，感人犹深。
苏轼卧看落月横千丈，起唤清风过半帆。且并水村欹侧过，人间何处不峨岩!慈湖夹--在今安徽当涂县北。阻风--乘船为风浪所阻。起唤清风--有经验的老船工，在审察风势将转时，往往长啸呼唤，使人感到风转是由呼唤而来。并--此处作"傍"解。欹(音机)侧--歪斜，不平稳。前两句说，躺在船上，看到天边月落的地方云横千丈，啊，天将破晓了，老船工急急爬起来，呼唤得半帆清风，加紧开船。三四句说，暂且傍着临江的小村，倾斜摇荡地驶过险段，这当然有一定的风险，但是，人世间又有何处不是峭壁危岩呢!
小诗寓哲理于形象之中，借助日常景物表现作者直面现实，不避艰险，随遇而安的人生态度。
首三句先以“湛湛长空黑”烘托出胸中块垒，通过对昏黑风雨交加的描写，表达出词人忧虑国事、痛心神州陆沉的悲愤之情。满天密布深黑的乌云，再加上阵阵斜风细雨，使人心乱如麻，愁思似织，“乱愁如织”点出全篇主旨。重阳本来是登高之佳节，由于风雨凄凄，只能登上高楼，放眼遥望千山万壑，浩荡秋色。但“千崖秋色”，寂寞凄凉，会使人泪水滂沱。“白发”四句直抒“老眼”登览之所感。“神州泪”说明词人是为神州残破沉沦的“往事”而极度伤心洒泪。“神州”二字曾在词人词中反复出现，说明恢复中原是他念念不忘的头等大事。
“少年”三句遥接“老眼平生”，折笔追叙少年时代的豪兴与才情。但是目前却青春已逝，壮志成空，进一步突出了如今的家国之恨。“常恨世人”三句则有更深寄托。词人慨恨文士不顾国家多难，只想效法魏晋名士风流的狂客行径，每年在重阳节登高，总喜欢提起东晋孟嘉落帽的故事，把它称扬一番，毫无现实意义。“若对”两句，是说如自己这样的忧国志士，并不追慕魏晋风度，但对国破家亡的现状忧心如焚却又无能为力。词意至此急转直下，壮志未酬，词人在感愤之余，觉得自己既不能改变这种局面，在此佳节也只能赏黄花以遣怀，借酒浇愁了。“鸿北去”，目送飞鸿北去，抒发对故土的思恋。“日西匿”暗指南宋国势危殆，振兴无望。以天际广漠之景物作结，与首句呼应，意余言外。
上片写重阳节登高望远所引起的感喟。下片批评当时的文人只知搬弄典故的浮泛文风，表达出词人对国事和民生的极端关注。全词写景寓情，叙事感怀，以议论为主，借题发挥，感慨苍凉。主旋律是英雄失路融家国之恨的慷慨悲歌，意象凄瑟，既豪放，又深婉。
清明节，旧时风俗为人们扫基祭祖的日子，所以最易触发客居在外的游子的乡思。这首诗所抒写的心情也大抵如此，只是它表现得特别含蓄委婉、曲折隐微，在高启的律诗中又是一种格调。
“清明无客不思家”，既曰“无客不”，自然也包括作者自己在内。不过，全诗直接抒写思家之情语，仅此一句，其余则着力描写最物，如垂柳、杏酪、青山、芳草、落花等，可谓色彩缤纷，明丽如画，甚至有画所难到者。但这一切，似并未使作者陶醉，从而消释其思家之情，相反地，见景生情，反而更衬托、引发了他的思乡情。
官墙外的垂柳，丝丝弄碧，新烟萦绕；人家所精心制作的杏酪，散发出阵阵的芳香。这风光节物无不在告诉作者清明节的到来，自然也会唤起他往岁在家乡与家人共度佳节的种种回忆。这一来，客居青山环绕的京师金陵的作者，自然便思念起家乡来了。
“卞侯墓下迷芳草，卢女门前映落花”，五、六两句，意更深曲复杂。迷芳草，芳草萋萋，一片凄迷，化用《楚辞·招胞士》语：“王孙游兮不归，春草生兮婆婆。”已寓有思归之意。而作者偏又以芳草与卞侯墓并置，以落花与莫愁女映照，似更富有富贵难久恃，盛时难长留的感慨。
作者来京前曾写道：“北山恐起移文诮，东观惭叨论议名。”（《被诏将赴京师御别亲友》）于《赴京道中逢还乡友》诗中又曾写道：“我去君却归，相逢立途次。欲寄故乡言，先询上京事。”对自己来京任职内心显然已有矛盾和疑虑。加之写罢此诗后仅四个月，朱元璋召见作者，面授户部侍郎，他却固辞不受，遂被放还。因而，在他的思家之情中交织有上述的感慨，就是很自然的事了。也正是因此，他才写出了末尾两句的强自宽慰之词：幸而有几位同院的故友，可与沽酒共饮，一醉京华。其意正是针对暗含于上述节物风光描写中的寡欢、不幸心情而言，而“醉京华”之“醉”，也是为了谴闷宽怀而醉，而非缘欢快而取醉。
文章先写史可法殉国的决心，接写史可法殉国的经过和在梅花岭上埋衣冠的原因，之后又写了史可法死后佚事和自己对于史可法忠烈爱国精神的无比崇敬。最后写了史可法的弟妇以死来反抗清大将逼迫的事实。文章所写内容头绪多，时间跨度大，但都用梅花岭一线贯穿起来，条理十分清楚。文中夹叙夹议，使立意更加明显，语言也很简炼。
文章第一段写史可法准备赴死。这一段着重写史可法要求部下帮他临期自杀以成“大节”一件事，文中极其简略地突出描写史可法的行为、语言。在“江都围急”、“势不可为”的情况下，他召集督将表明自己“与城为殉”，宁死不做俘虏的决心。势危情急，史可法从容不迫，丝毫没有死的恐惧和生的留恋，这是因为他感到值得死，而且必须死，表现了他多么崇高的精神境界及大无畏的英勇气概！当史德威慨然答应帮他自杀时，他一听则“喜”，要把史德威写成家谱，视为自己的儿子。文章正是用这些非同一般的行为、神态、语言等，刻划史可法的视节操胜于自己的生命。
第二段记叙史可法的英勇就义，分三个层次。第一层写史可法城陷后“拔刀自裁”未成，“大呼德威”，德威大受感动，痛哭流涕而“不能执刃”，未得死；第二层写史可法壮烈就义。他抱定必死信念，被抓后怒视敌人，堂堂正正报出姓名，不听劝降，“大骂而死”，从正面表现了他的英勇气概；第三层写史可法遗言“死当葬梅花岭上”，史德威“求公之骨不可得，乃以衣冠葬之”于梅花岭。烈士的精神多么象梅花的芳香不染、冲风傲雪的崇高节操。死而求葬梅花岭，正说明了史可法高洁芳香的坚贞品质。点出梅花岭这个地点，尤其显得意味深长。
第三段写史可法死后影响，突出表现他死得伟大。包括传言史可法未死，英、霍山师托名起兵抗清以及吴中孙公兆奎讽刺洪承畴两个层次。史可法未死城中的传言亦有所据，有些野史即持此说。一开头写史可法未死的传言，表明了人们对史可法的深切热爱和怀念。史可法的精神激励着各地义军纷纷起而斗争。第二层次借孙兆奎被俘不屈，用史可法之死的话题讽刺大汉奸洪承畴的苟且偷生，和史可法形成鲜明对比。洪承畴问史可法“果死耶，抑未死耶”，孙兆奎亦明知故问，用同样的疑问句当面问洪承畴“果死耶，抑未死耶”，含意深长；史可法虽死，精神未死，虽死犹生；洪承畴虽未死，精神早死，虽生犹死！以反面的洪承畴衬托史可法的伟大。
文章第四段是议论，带有总结意味。以感慨语气，举颜真卿与文天祥这两个古代人物为例，说明肉体虽然会死，但精神可以不死。最后直接议论史可法之死的意义。“忠烈遗骸，不可问矣”，但“其气浩然，常留天地之间”，使“百年之后”登临梅花岭者，“无不泪下如雨”，倍受感动，就象亲见了烈士，“忠烈之面目宛然可遇”。词气之间，充满了对英雄的赞美。最后两句极其含蓄，表明烈士精神长存，不必计较于肉体的是否得到解脱。只要继承忠烈精神，也就不必定要假借烈士之名来行事。梅花岭上仅有史可法的衣冠冢，无烈士骨殖，故文章亦侧重于表彰史可法的精神，由此而生发出这一段关于肉体与精神的深刻议论。
《梅花岭记》一文章法严谨，全文紧扣史可法的英勇就义，并按就义前、就义时、就义后的顺序写，最后对就义加以议论，总结全文。文章处处照应梅花岭这个地点，注意选取史可法事迹中典型性的细节表现史可法的精神。文章议论显得比较含蓄，言近旨远，令人回味。
文章赞颂了史可法忠于职守、慷慨就义的高贵品质和广大爱国群众反抗强暴、誓死不屈的崇高气节，并对洪承畴之类的汉奸作了无情的讽刺，抒发了作者的民族意识。主题明确，感情深沉，寓褒贬于客观叙述之中，语言含蓄精练，富有感染力。严酷的文网迫使作者避实就虚，巧构思，精剪裁，对史可法的战斗经过简略记述，而用大量篇幅记述其语言、行动和有关传说，通过正面描写和侧面烘托陪衬的方法，以塑造抗清义士的高大形象。文章叙议结合，记叙部分以突出史可法的民族气节，生动传神；议论的文字则揭示其殉难的意义，深化了文章的主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