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二句回忆昔日送别友人的情景。坐落在长江边上的浮玉亭,是词人经常涉足的地方。暮春时节,他曾多次到此送友远行。饯宴在绿树繁茂、浓荫蔽日的亭子里举行。词人不停地举起酒杯,向挚友频频劝酒,殷殷话别,但行人和送者皆心绪不宁,为离别在即而不胜感伤。“阳关”句即描写这种恨别之情。“阳关”为唐代诗人王维所作《送元二使安西》一诗的代称,亦名《渭城曲》。此诗将人类普遍具有的感情——友谊,写得十分真挚感人,因此,它在当时就被谱上乐曲,作为“送别曲”、“友谊歌”而广为传唱,世称“阳关曲”或“阳关三叠”。词人这里说“阳关常恨”,是因为别时与友唱阳关,唱罢阳关别故人,而他经常与友分别,故谓“常恨”;正因“常恨”,故再听到阳关唱起,就“不堪闻”了。“不堪”,意为禁不起。词的四五句写词人远行时的情景。陆游这次离开京口赴南昌任职,正是冷落清秋节。从前于春残花尽时与人分别,对方是行人,自己已觉伤心;今日秋风萧瑟,草木摇落,自己是行人,将别故人而远去,其悲伤之情当然要倍增于过去了。因此,此时此刻,词人的离别之恨和远行之悲,充盈胸臆,溢于颜面。
下片仍写离情。饯宴将止,别离在即。居人和游子依依惜别,互相慰藉,想到别后天各一方,音讯难达,不禁黯然消魂,潸然泪下。“清泪”二句,生动地表现了居人和游子之间真诚而又深厚的友谊。下面“一江离恨恰平分”一句,语颇隽永,意蕴深邃。离愁别恨是十分抽象的东西,难以言状。在中国古典诗词中,虽然以江水之无穷喻愁情之不尽的不计其数,但写得耐人寻味的佳句却殊鲜见。陆游的《浪淘沙》即景抒情,谓离别的悲愁犹如眼前的江水那么多,一半给你(居人),一半给我(游子)。如此描写,就把离恨的深重具体化、形象化了,能使人掂量离恨的轻重,体会分袂的痛苦,它和李煜的“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有异曲同工之妙。词末二句,更是涉想新奇,匠心别具。词人幻想若能得千寻铁锁,把长江截断、锁住,使我不能远行,居人也可将我留住,这该有很好的事,但这是不可能的。这种幻想,表达了词人希冀与友人长在一处永不分离的良愿,也反映了词人与挚友不忍分别但又不得不别的痛苦。
这首小令,开篇回忆往昔我送友人,接着跌进一层,状绘今日友人送我,最后通过幻想来写不忍分离,把别意写得缠绵悱恻,读来颇有余味。
吴大帝孙权葬蒋陵,亦称孙陵,在今南京市东北钟山(亦称蒋山)南麓。此诗系作者行经蒋陵凭吊吴亡而作。
吴末帝孙皓肆行暴虐,直弄得国将不国。公元265年(甘露元年)徙都武昌,以零陵南部为始安郡。公元266年(宝鼎元年)又以零陵北部为邵陵郡。十二月,又还都建业。据《汉晋春秋》载:“初望气者云荆州有王气破扬州而建业宫不利,故皓徙武昌,遣使者发民掘荆州界大臣名家冢与山冈连者以厌之。既闻(施)但反,自以为徙土得计也。使数百人鼓噪入建业,杀但妻子,云天子使荆州兵来破扬州贼,以厌前气。”(《三国志·吴志·孙皓传》注引)这就是诗开头所说的:“昔在零陵厌,神器若无依。”“神器”者,帝位也,政权也。吴国的统治岌岌可危,孙皓的帝位摇摇欲坠。这种江河日下的形势,使诗人很自然地联想起吴国开基创业时的情形。想当年,汉室陵夷,群雄逐鹿,捷足先登,遂成三国鼎立之势。“掎鹿”,语出《左传·襄公十四年》:“譬如捕鹿,晋人角之,诸戎掎之,与晋踣之。”《汉书·叙传上》也说:“昔秦失其鹿,刘季逐而掎之。”颜师古注:“掎,偏持其足也。”《汉书·蒯通传》更说:“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高材者先得。”后遂以“逐鹿”喻争帝位、争天下。“逐兔”,同“逐鹿”。《后汉书·袁绍传》引沮授曰:“世称万人逐兔,一人获之,贪者悉止,分定故也。”要争得天下,就必须不失时机,因势利导,夺取胜利。这就是所谓的“逐兔争先捷,掎鹿竞因机”。而在汉末群雄逐鹿的斗争中,孙坚父子也是叱咤风云的人物。孙坚死后,孙策继承父业,猛锐冠世,志陵中夏,被封为吴侯,割据江东。但大业未就,即遇刺身亡,年仅二十六岁。孙策临死时,将弟弟孙权叫到跟前,对他说:“举江东之众,决机于两阵之间,与天下争衡,卿不如我;举贤任能,各尽其心,以保江东,我不如卿。”(《三国志·吴志·孙策传》)孙权继承父兄遗志,洪规远略,砥砺奋发,“遂割据山川,跨制荆、吴,而与天下争衡矣。”(陆机《辨亡论上》)三国鼎立,孙吴居一,而孙权就谋略功业而言,实远胜刘备。“伯道”,即霸道。“呼吸”、“叱咤”,极力形容孙氏父子的英姿雄风。《易·革》云:“君子豹变,其文蔚也。”疏曰:“上六居革之终,变道已成,君子处之……润色鸿业,如豹文之蔚缛。”豹变之略,虎视之威,正是对“年少万兜鍪,坐断东南战未休”的孙仲谋的赞词。“坐断东南”的孙权,以他的雄才大略,北拒曹魏南下之师,西挫蜀汉东犯之众,使两方都不敢小视东吴。据史载,公元222年(黄武元年),刘备率师伐吴,东吴大将陆逊率军迎敌,攻蜀五屯,皆破之,斩其将。蜀军分据险地,前后五十余营,逊大破之,临阵所斩及招
降俘虏蜀兵数万人,刘备奔走,仅以身免,最后绝命于永安宫。“长蛇衄巴汉”即指此。“长蛇”,有谓指吴而言,并引《左传·定公四年》“吴为封豕长蛇”为证,其实不然。这里的“长蛇”,非指吴,而是指蜀汉。陆机《辨亡论下》云:“故刘氏之伐,陆公(逊)喻之长蛇,其势然也。”可以为证。“骥马绝淮淝”,则指曹魏而言。据史载,公元224年(黄武三年)旧历九月,“魏文帝出广陵,望大江,曰:‘彼有人焉,未可图也。’乃还。”(《三国志·吴志·吴主传》)注引干宝《晋纪》云:“魏文帝之在广陵,吴人大骇,乃临江为疑城,自石头至于江乘,车以木桢,衣以苇席,加采饰焉,一夕而成。魏人自江西望,甚惮之,遂退军。”所以陆机说:“由是二邦之将,丧气摧锋,势衄财匮,而吴藐然坐乘其弊,故魏人请好,汉氏乞盟,遂跻天号,鼎峙而立。”(《辨亡论上》)孙权不愧为聪明仁智雄略之英主,在他统治时期,励精图治,吴国逐渐强大。所谓“交战无内御”,即指内部团结一致对外而言;所谓“重门岂外扉”,即指吴国疆土广大而言。
由“逐兔争先捷”到“重门岂外扉”十句,作者极力渲染吴主之英明雄武,吴国之强大巩固,有声有色,气势磅礴。而到“成功举已弃”,陡地一转,以极精炼的语言写出吴之由盛而衰的转变,功败垂成,其关键就在孙皓时期。“凶德愎而违”,即指孙皓而言。“愎违”,愎谏违卜的省称,语出《左传·僖公十五年》:秦晋韩之战,由于晋惠公背施无亲,意气用事,不纳谏言,不听卜辞,终于招致失败,被秦国俘掳。晋大夫庆郑曰:“愎谏违卜,固败是求,又何逃焉?”孙皓同晋惠公一样,刚愎凶顽,肆行残暴,忠谏者诛,谗谀者进,虐用其民,穷淫极侈,终于导致吴国的灭亡,使父祖基业毁于一旦。正如皓从弟孙秀说的那样:“昔讨逆(指孙策)弱冠以一校尉创业,今后主举江南而弃之,宗庙山陵,于此为墟,悠悠苍天,此何人哉!”(《资治通鉴》卷八十一)“水龙忽东骛,青盖乃西归”二句,就是具体描写孙皓穷迫归降时的情景。“水龙”,系指晋朝的水军。晋武帝谋伐吴,遂令益州刺史王浚于蜀大造船舰,准备东伐。时吴有童谣曰:“阿童复阿童,衔刀浮渡江。不畏岸上兽,但畏水中龙。”阿童为王浚小字。晋征南大将军羊祜以为伐吴必藉上流之势,故借谣言而表荐王浚为龙骧将军,留监梁益诸军事。王浚在蜀大造舟船,木片蔽江而下,吴建平太守吾彦取江中木片以呈孙皓,并说:“晋必有攻吴之计,宜增建平兵。建平不下,终不敢渡江。”而孙皓不听。公元280年(晋太康元年)旧历三月,王浚率舟师东下,直抵吴都建业之石头,孙皓惊恐失措,面缚舆榇而降,举家西迁,送至洛阳,赐号归命侯。这就是所谓“青盖乃西归”。这是具有讽刺意味的。据干宝《晋纪》载:“陆抗之克步阐,皓意张大,乃使尚广筮并天下,遇《同人》之《颐》,对曰:‘吉。庚子岁,青盖当入洛阳。’故皓不修其政,而恒有窥上国之志。”(《三国志·吴志·孙皓传》注引)庚子岁,即太康元年。原来孙皓狂妄地以为他会灭晋而入洛阳的,想不到反做了亡国之君,被押送洛阳。
以上十六句,历述吴之盛衰兴亡,不啻一篇《辨亡论》,故偏重史实的叙述。此下十句,则就吴亡抒发个人的感慨。作者行经孙氏陵,距离吴亡已二百多年,年深日久,风蚀雨淋,墓碑上的文字已被苔藓侵蚀得难以辨认,荆棘丛生,几至吴大帝陵的位置也难以确指。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只有飞莺在山间悲鸣,淡月在空中残照,陵墓中的一切陪葬品大概已不复存在了。念昔日之叱咤江左,睹今日之寂寞荒凉,不能不使人伤感。吴汝纶说:“此殆伤齐亡之作,黍离麦秀之思也。”(《古诗钞》卷五)其实,凭今吊古伤心泪,不必定指哪一家。前事之失,后事之鉴,总结历史经验教训,以免重蹈覆辙。苟能如此,亦已足矣!
这首诗开头两句列举了古代两位著名刺客高渐离、专诸的事迹;第三句赞扬了这两名刺客的豪壮义气:为了报答知遇之恩,而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末句阐明了这些壮士、也是作者自己的生死观,用司马迁的话,说明为知己而死,死得其所。全诗虽只有短短四句,但观点明确,慷慨激昂。
此诗起句“燕南壮士”,指高渐离;“吴门豪”指专诸。这里突出了他们最感人的精神力量:他们是壮士,他们有豪情。这两个词语的搭配,正好使专诸和高渐离的生命重新闪耀着奇异的光彩。这里“燕南”和“吴门”两个方位词也用得恰到好处。专诸刺杀吴王僚在吴王宫中,所以称“吴门”;而高渐离击筑,荆轲和而歌,士皆瞋目,怒发冲冠,则发生在易水送别之时,易水在燕之南界,因此称“燕南”。这两个看似不经意的词语,在广阔的背景上使壮志豪情笼罩四野,使他们的英声侠气无处不存,无处不在。
“筑中置铅鱼隐刀”句,为第一句作必要的补充与说明。他们两人的壮志豪情正是通过这两件惊天动地富于传奇色彩的大事而被历史所确认。这两句诗各以对称排比的结构相连接,重新唤起读者对这两位侠士的向往与崇敬。
“感君恩重许君命”句是全诗的主旨,是诗人要着重表达的一种信念,一个原则。诗人指出高渐离、专诸之所以置个人生死于不顾,以命相许是为了实践“士为知己者死”的人生信条。因此,这里的“恩”,不是“恩惠”,不是珍宝珠玉、车骑美女等物质的赐予,而是一种超越功利计较的“知遇之恩”,是一种对自我价值的理解和人格的尊重。这里的“许”,也不单是“报答”,更不是人身依附,而是一种自觉的自我价值的实现,是人格力量的自我完成。
最后一句“太山一掷轻鸿毛”化用太史公司马迁《报任安书》的话“人固有一死,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来表明自己的生死观,指出生命应该像“泰山”那样重,而不能像“鸿毛”那样轻。
这首诗,可以看作是李白读《刺客列传》后所作的咏史诗;也可以看作是李白顿悟生命价值即兴抒发的豪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