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历四年春，诗人离开岳阳至潭州、郴州等地时是由白马潭（今湘阴境内）裴隐宅出发的。
首联描写与洞庭湖阔大之景，次联“礼加徐孺子，诗接谢宣城”，写出了杜甫把自己比做东汉时的名贤徐稚，把裴使君比做礼贤下士的陈蕃，可知杜甫在岳阳的数月，受到了非常好的款待。谢宣城指南北朝齐时的诗人谢眺。他文章清丽，擅长五言诗，曾出任宣城太守，故又有谢宣城之称。杜甫在此处，把裴使君比为谢眺，甚为赞誉。“诗接”一语杜甫对裴使君诗歌的唱对。裴使君如此礼遇款待，一同登楼共赏湖光山色。此时此刻，杜甫心情能不激动。杜甫到岳阳对裴使君说，也是十分高兴的。当看到饥寒交迫的老友，如此落寞，给以温暖的款待是必然的。故杜甫在岳阳时得到了精神和物质上的安慰。故有“雪岸丛梅发，春泥百草生。敢违渔父问，从此更南征”的诗唏。
最后两句，历来见仁见智。对“渔父问”的典故，凡读过《屈原列传》的人都会记得渔父劝说屈原“与世推移”“随其流扬其波”的话。那么，杜甫用此典其意何在呢？“礼加徐孺子，诗接谢宣城。”是称赞裴使君的，这应该没有疑义。称赞的原因，我想绝不只是场面上的客套。不管出于何种动机，裴使君款待了杜甫，且陪杜甫(不是杜甫陪裴使君)登楼远眺。但仅仅因为这一点就口不对心地妄加颂辞，恐怕不是杜甫一贯的为人处事的风格。在江陵时，杜甫就曾多次称颂过镇守荆州的阳城郡王卫伯玉——尽管卫伯玉并不是科举出身，也不懂诗词歌赋，但他却掌管着荆州的军政大权。杜甫的称赞其实是一种“感情投资”，希望以文词上发自内心的赞美博得卫的好感，再次“托身官府”续写在成都时与严武相交的翻版故事。可惜的是，卫伯玉不是严武，杜甫的“示爱”在今天看来便成了一种可笑而又令人心痛的单相思。以此来推演，也可以把《陪裴使君登岳阳楼》看作是杜甫在江陵一系列诗作的续篇。杜甫此时对裴使君能收留、重用自己是心存希望的，从诗中可以看出，裴使君也是文人出身，而文人就应该对我杜甫这样的大诗人礼遇、关照、抚慰甚至起用的。只是这样的心思不能明言，毕竟与裴使君素昧平生，自己对裴使君的为人还不太清楚。所以，只能在诗的结尾含蓄地借典喻事道出自己的愿望：希望你裴使君像陈蕃那样，待我如徐孺子，那么我就可以违背渔父的劝说，留在岳阳从此不再“与世推移”，不用再漂泊流浪了；换言之，如果你裴使君不能“礼加徐孺子”，那么我岂敢违背渔父的劝说，只好“与世推移”，用今天的话说就是“跟着感觉走”，继续无奈地“南征”。 可能裴使君没有读出杜甫的意思或者是领会了而装作不知、不愿理睬，总之，杜甫很快离开了岳阳奔向衡州。从某种意义上说，岳阳其实是杜甫的另一个伤心之地(只是伤心的程度不如在江陵，因为他对留在岳阳本没有抱太大的希望)。但离开岳阳后不久后所作的《南征》诗中的“百年歌自苦，未见有知音”两句，分明道出了心中的不满与愤慨，这其中，恐怕也应该分一点儿给岳阳及岳阳的裴使君吧。
这首《小重山》虽然没有《满江红》家喻户晓，但是通过不同的风格特点和艺术手法表达了作者隐忧时事的爱国情怀。
上片着重写景。
“昨夜寒蛩不住鸣。惊回千里梦，已三更”，昨天夜里蟋蟀一直鸣叫不停，使作者从金戈铁马对抗金兵的梦中惊醒了，而此时已经是深夜的三更天了。“寒蛩”点明了季节是深秋。山河飘摇，国家残破，作者夙夜忧患，而昨夜深秋的蟋蟀却小停地呜叫，催逼着词人心中的隐忧和悲愤，使克复中原的责任更加沉重，“惊”字充分表达了在秋夜蟋蟀的凄清呜叫中作者终夜难眠的情景。“千里”暗示梦回到包括家乡在内的中原地区，说明了词人在睡梦之中也不忘收复中原的爱国之情。这一句通过叙写被梦惊醒来表现作者日夜牵挂的都是国家的战事和兴衰。
“起来独自绕阶行。人悄悄，帘外月胧明”，被梦惊醒后，因梦见战场战事而忧国忧民再无睡意，独自在台阶前徘徊。周围静悄悄的，人们都在熟睡，只有天上的明月散下淡淡的冷光。深秋的月夜，凄清冷淡，表达了作者“众人皆醉我独醒，举世皆浊我独清”的孤独与凄凉心境。“独自”写出词人的孤独寂寞，心事无法向人诉说，可见其苦闷之深。结拍“人悄悄，帘外月胧明”以景收束上片，映衬词人不能成眠，更见孤独之感。上阕用简洁的语言和平淡的叙述质朴地展现出作者所面临的困境，其简沽有力、朴素真切的文风，确实展现出一代英雄的真性情和其所面对的历史情景的复杂性。
下片抒写收复失地受阻、心事无人理解的苦闷。
换头三句，慨叹岁月如流，家乡长久沦陷，归期遥遥无望。作者自二十岁从军，出生入死，与金兵浴血奋战，决心迎二圣归京阙，取故地上版图（《五岳祠盟记》），为国家建立丰功伟业。可是十多年已经过去，头发也白了，仍未能返回故园，实现还我河山的伟大抱负。每当他想到这里，怎能不义愤填膺、忧心如焚呢？所谓阻归程，实际并非指山高水深，道路遥远，难以归去，而是暗喻着对投降派屈辱求和、阻挠抗金斗争的不满和谴责。因为当时正是秦桧弄权，气焰十分嚣张时候，作者不便明言，所以用含蓄的表现手法，弹出弦外之音，让读者去体会。
结拍三句，用俞伯牙与钟子期的典故，表达自己处境孤危，缺少知音，深感寂寞的心情。据《吕氏春秋本味》，春秋时俞伯牙善鼓琴，唯有钟子期能从琴声中体会出他的心事。后来钟子期死，伯牙破琴绝弦，终身不复鼓琴。秦桧上台后，迎合赵构的旨意，对坚持抗金的主战派进行无情的打击和迫害，将他的亲信和爪牙安置在朝廷的重要位置上，以便实现其卖国求荣的罪恶目的。这三句表达了作者抱负难以实现的痛苦，反映了投降派统治下南宋的黑暗现实。
上片是即景抒情，寓情于景，忧国忧民使他愁怀难遣，在凄清的月色下独自徘徊。下片写他收复失地受阻，要抗金却是“知音少”，内心郁闷焦急，用了比兴手法。作者隐忧时事，吞吐曲折，委婉含蓄，流露出悲凉悱恻之思。全词所展现的沉郁悲怆情怀，节制而深层，忧思而压抑。至其《小重山》词，则真有寄托之作也。故国怕回首，而托诸惊梦；所愿不得偿，则托诸空阶明月；咎忠贞不见谅于当轴，致坐失机宜，而托诸瑶琴独奏，赏音无人。盖托体比兴也”，如此评断，亦可谓知道岳帅之良苦用心也。
从写作手法说，《满江红·怒发冲冠》多用赋体，直陈其事，慷慨激昂，凝聚着岳飞忠贞报国的豪迈精神和战斗雄姿。这首《小重山》则多用比喻，曲折地道出心事，含蓄委婉，抑扬顿挫，情景交融，艺术手法是很高超的。这首词虽然短小。但含蓄隽永，明丽婉转，寓情于景，深切地表达了作者壮志难酬和忧国忧民的悲苦心境。
曾有一段时间，对古典诗词的评论，有人以情调的高昂与低沉分高下，于是认为，岳飞这首《小重山》情调低沉，不如他的《满江红》创意高。其实，对事物的评论，应当对具体问题做具体分析，而不可以表面上的一刀切。情调高昂的作品固然好，但不能把高昂误作为粗犷叫嚣。情调低沉也并非消极。岳飞的《满江红》与《小重山》词均表达了他的抗金以收复中原的雄心壮志，只因作词的时间与心境不同，因此在作法上遂不免有所差异，实际上异曲同工，又焉可用情调的高昂与低沉区分其高下呢？况且作词常是要用以兴浑融、含蓄蕴藉的方法以表达作者的幽情远旨，使读者吟诵体会，馀味无穷。岳飞因为壮志难酬，胸中抑塞，所以作这首《小重山》词，用沉郁蕴藉的艺术手法表达，这也正是运用词体特长，正如张惠言论词时所谓道贤人君子幽约怨悱不能自言之情，低徊要眇以喻其致（《词选序》）。对诗词评赏也应明白这一道理。
白居易主张诗文“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不为文而作”（《新乐府序》）；又说，“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与元九书》）。这首诗完全体现了他的这种理论主张，既不为艺术而艺术，又不为自我而艺术。诗中反映出他能跨越自我、“兼济”天下的博大胸襟，表现了诗人推己及人、爱民“如我”的人道主义精神，以及封建社会开明官吏乐施“仁政”、惠及百姓的进步思想，激动人心。
“丈夫贵兼济，岂独善一身”是全诗的警句，反映了白居易的思想：大丈夫贵在兼济天下，做利国利民之事，不能只顾独善一身。白居易《与元九书》说：“古人云：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仆（白居易自谦称）虽不肖，常师此语……志在兼济，行在独善。”这两句可视为白居易的抱负和志向，也可视为他希望实行“仁政”的政治主张和处世哲学。这是古代正直的、欲有所作为的知识分子的处世哲学。
作品结尾四句“安得万里裘，盖裹周四垠。稳暖皆如我，天下无寒人”，源于杜甫《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它表明，两位伟大诗人的博爱情怀都是一致的。宋代黄澈在《巩溪诗话》中曾对两诗的优劣进行了论述。其实这大可不必区分优劣。两人都是面对自我处境的一种超越，只不过老杜并未愁苦于个人饥寒、白氏并未沉溺于个人饱暖而已，皆为难能可贵。无论自身寒暖，诗人心中念念不忘、重重忧虑的都是天下百姓。
作品艺术的高明之处在于，表面写的是“稳暖”，实质写的是“仁政”。或者说，“稳暖”只是其写实，“仁政”才是其虚拟，即意象创造。白居易在唐文宗大和四年（830年）被任命为河南尹，辖区就是洛阳城。后来，他又写了一首内容相近的诗《新制绫袄成感而有咏》，其中写道：“百姓多寒无可救，一身独暖亦何情。心中为念农桑苦，耳里如闻饥冻声。争得大裘长万丈，与君都盖洛阳城。”同样表达了他的爱民激情，同时也蕴含着他的“仁政”理想。他在《醉后狂言酬赠萧殷二协律》诗中说得异常明确：“我有大裘君未见，宽广和暖如阳春；此裘非缯（古代丝织品总名）亦非纩（细丝绵），裁以法度絮以仁。刀尺钝拙制未毕，出亦不独裹一身。若令在郡得五考（唐制：经五次考绩才可转官。意谓任满），与君展覆杭州人。”显然，白氏所谓“裘”，实乃“法度”、“仁政”的一种象征。不管是“盖裹周四垠”，还是“都盖洛阳城”，均要实施“法度”、推行“仁政”。作为封建官吏，他要维护的当然是封建统治，但在客观上也给平民百姓带来一定益处。
在宋与西夏的多次战争中，宋军常打败仗，所以听到种谔米脂川大捷的消息使诗人兴奋不已。诗人颂扬了这场胜仗，认为它可以一扫西夏的嚣张气焰，使西北边塞安宁，种谔等人的功劳不在班超之下，可与凌烟阁的功臣并举。全诗构思严谨，属对工整，洋溢着胜利的喜悦和豪迈的气概，风格雄奇，意境开阔。
首联使用轻笔，点明战争已经取得胜利。“忽乘秋”，是说在深秋初冬，宋军突然发动攻击。“一夕收”，即一夜之间便把西夏兵消灭了，结束战事。这都说的是战争进展迅速，平中见奇，渲染了宋军的神奇莫测和迅捷勇猛。然而，诗中暗写宋军的强悍，西夏兵力的劣败。上句称颂“神兵”，下句贱称“妖氛”，爱憎分明。西夏政权的建立人之一李继迁曾经受过宋朝赠送的五州之地，并且担任节度使，而后背叛了宋朝，不以和睦相处，反以兵刃相向。加上王珪曾经为宋军督战而败北，那么他对西夏的感情可想而知，他对宋军此战取胜又是多么兴奋了。
颔联写战果，乐观地展望了大捷后安宁和平的边塞局势。一方面西夏军逃遁，一方面宋阵巩固，边境得以安宁。西夏人以游牧为主，每当秋高草肥时就闯入宋境掠夺。唐宋时把加强西北边防叫“防秋”。首句说宋军“忽乘秋”，即暗用“防秋”意。现在防秋胜利了，北人逃了，边境那边无声无息，所以说“匹马不嘶榆关外”。长城故址西起临洮，到明代加以重修，才以嘉峪关为西端。这里说“长城自起玉关头”，是一种泛泛说法，意思是长城如今得以有首有尾，完整地起到保卫宋朝江山的作用。把这个意思深化一层，就是有了种谔这样的良将，朝廷可以信赖他，就像可以凭仗的长城屏障一样了。这一层曲笔点到了题旨，引起后半篇的感想。
颈联盛赞种谔等人的卓越功勋。诗人没有直接颂扬，而是借用汉唐时代的两个典故，说种谔等人的功劳不在定远侯班超之下，可与凌烟阁的功臣相提并论。凌烟阁是唐太宗表彰武将战功的建筑物，因为把功臣像画在阁壁上，所以说“绘”。“别绘”，是说宋朝皇帝应该另外造阁，绘上宋将图像。一个“轻”字，大有“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的自信和气概。
尾联语重心长地指出并不缺乏报国志士，像种谔这样的良将，一定会高举战旗，乘胜去收复失地凉州。“莫道”句以否定句式充分肯定了种谔等宋军将士的爱国思想。“行去”以轻松的口吻直抒豪迈之情。结尾特别提到凉州，值得一思。凉州在唐代本来已是边城，到宋代早已不属朝廷管辖了。南宋陆游念念不忘的“梦从大驾亲征，尽复汉唐故地”，也正是北宋王珪梦寐以求的。
这首诗字里行间洋溢着胜利的喜悦和慷慨激昂的感情。全诗构思严谨，布局恰当；属对工整，用笔稳健；风格雄奇，意境开阔，是一首颂捷奏凯的快诗。
淳熙十六年（1189）湖州春家作，所枨触全在昔年与一合肥妓女旧情，用情痴绝奇绝，非如此不足与言白石。萧时父，老诗人萧德藻的子侄辈。萧德藻赏识周济白石，以侄女妻之。偶然邂逅，白石与友人在湖州春家，迎面而来的小艇上，有女子恍似日夕相思的合肥旧识。“歌扇轻约飞花，蛾眉正奇绝。”一恍而过的镜头，眉目还真有些想象！然而“春渐远”，不是的。桃根桃叶，王献之二妾名，喻意中人姊妹行。
按，白石二十余岁在合肥时曾恋身份似为勾阑的女子，后再莅江淮，其人已杳。自此白石魂牵梦萦至于一世，“肥水东流无尽期，当初不合种相思。”（《鹧鸪天》）女子妙解音乐，恨入四弦人欲老，宝筝能拨春风，此词以《琵琶仙》名调，包含音乐上的怀念。春渐远了，添几声伯劳哀鸣的“自绿汀洲”自拟。白石每比唐代“十年一觉扬州梦，赢得青楼薄幸名”的杜牧，实未尽当。歇拍“十里扬州，三生杜牧，前事休说。”深情追忆至“三生”，使人腹痛。
下片展开这可解又不可解的“三生”情愫。白石《淡黄柳》小序说合肥多种柳，“客居合肥城南赤阑桥之西，巷陌凄凉，与江左异。唯柳色夹道，依依可怜。”故白石咏柳几乎都和怀念合肥女子有关。丝丝柳色都在牵动“三生情愫”，所以下片隐括唐人咏柳三诗，并非泛泛之辞。“三生杜牧，前事休说。”偏要细说。此正词人性情和表现词之为体“要眇宜修”处。
引用改装三首咏柳唐诗，有何特点、有何用意？“宫烛分烟”用韩翃《寒食》诗，“春城无处不飞花，寒食东风御柳斜。”此柳及柳花乃是蒙德宗皇帝御赏的为皇家气象凑趣之物，与一世布衣的白石大异，故一笔撇过，“奈愁里匆匆换时节。”“空阶榆荚”用韩愈《晚春》诗“杨花榆荚无才思，惟解漫天作雪飞”句意，此才是白石心目中之柳，故把一襟芳思付与，用两韵尽情渲染。“起舞回雪”句全词高潮。想见与合肥女子会心即在此千万缕起舞回雪处，杨花榆荚必有内心深处共鸣，否则不会终生难忘。末用王维《渭城曲》，虽是青青新柳，已渐淡渐远，西出阳关矣。“起舞回雪”，不作御街御柳，这是“三生杜牧”与合肥女子爱情的画龙点睛之笔。
一气清空，净化、淡化的渺茫爱情，云缕浪花般的追忆，又是何等执着浓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