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安时代，由于曹操招贤纳士，文人群集于邺下(今河北省临漳县) ，形成一个文学集团。其时曹操忙于军政大事，曹植比较年轻，而曹丕和这些文人“出则连舆，止则接席” (曹丕《与吴质书》) ，一同切磋诗文，相处密切。因此，他便成为“邺下风流”的核心人物。在那文学繁荣、创作经验不断积累和交流的情况下，文学理论研究有了基础，曹丕的文学思想逐渐孕育成熟; 同时，作家们也急需理论指导，于是，我国文学批评史上第一篇专论《典论·论文》便应运而生了。
这篇评论一开始就指出文人的一种积习： “文人相轻，自古而然”。随即举例说明：傅毅与班固相比，文才相差不远，在“伯仲于间”，但是班固却小看傅毅，嘲笑傅毅写起文章来没完没了，不能很好地驾驭文字。作者在举这个事例时，就表明了自己的观点，在叙述中寓批评于意。接着，文章分析“文人相轻”的原因，指出人们善于看到自己的长处，而文章并非只有一种体裁，能把各种体裁的文章都写得很好的人是少有的，所以“各以所长，相轻所短”。看问题的片面性造成了“文人相轻”。文章在分析了“文人相轻”的原因于后，又举出一个谚语来说明问题，“里语曰： ‘家有弊帚，享于千金。’ 斯不自见于患也。”作者指出，这是看不见自己短处的弊病。文章至此为第一段。在这一段中，批评“文人相轻”，先说那些文人善于看到自己的长处，再说他们看不见自己的短处，从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交错论述，只寥寥数语，就把问题讲得很清楚。不过，曹丕论文，为什么首先批评“文人相轻”的积习呢? 因为这种积习，妨碍相互研究和取长补短，不利于文学的繁荣。而在曹丕看来，文章是“经国于大业，不朽于盛事”。所以对于这种妨碍文学繁荣的“文人相轻”的积习，一开始就提出批评。
第二段开始，遂举出建安七子。曹丕认为这“七子” “于学无所遗，于辞无所假”，就是说他们无所不学，为文不因袭别人，能够创新。又说他们都自以为是能日行千里的良马，仗着自己的才能，步伐一致地并肩驰骋，以这样的情况而能互相佩服，诚为难能可贵的了。这是称赞“七子”没有“文人相轻”的陋习。文章在上一段批评了 “文人相轻”的积习，这一段接着称赞“七子”能互相佩服的风范。一批评，一赞扬，作者的目的都在于培养一种良好的文坛风气，使文人能更好地互相尊重，互相切磋，互相学习，以促进文学的发展，来为“经国”服务，并求得“不朽”。至于作者自己，他认为是能“审己以度人”的，即能够看清自已再去衡量别人，所以能够避免“文人相轻”的积习，而平心地写出这篇《论文》。我们从这一段和上一段的对照中可以看出，作者是要改变“文人相轻”、“弊帚自珍”的积习，而代于以“审己以度人”的态度来公正地评论作家。“王粲长于辞赋，徐干时有齐气，然粲于匹也。”作者指出，王粲擅长于写辞赋，徐干的辞赋常有齐地舒缓于气，但是仍可以和王粲相媲美。接着举出王粲的《初征》、《登楼》、《槐赋》、《征思》四篇辞赋以及徐干的《玄猿》、《漏巵》、《圆扇》、《橘赋》四篇辞赋为例，说明即使是辞赋名家张衡和蔡邕的作品也没能超过它们。这是很高的评价。不过，作者随即指出： “然于他文，未能称是。”王粲和徐干对于其他体裁的文章，就不能象辞赋那样写得好了。这里对王粲和徐干的评论，既看到他们的长处，也看到他们的短处。“琳、瑀于章表书记，今于隽也。”对于陈琳、阮瑀，作者指出他们的奏章、表文、书信于类，是当今写得最出色的。至于别的文章如何呢?作者没有说，但不言而喻。这里同样是既看到他们的长处，也看到他们的短处。不过长处实写，短处虚写，以实带虚，言约意密，在修辞上是很高明的。“应玚和而不壮。刘桢壮而不密。” 对于应玚和刘桢的评价，从他们的文章风格着眼，各用四个字来概括其特点，兼及长处和短处，语言也极其凝练。“孔融体气高妙，有过人者;然不能持论，理不胜辞，以至乎杂以嘲戏。及其所善，扬、班俦也。”对于孔融，作者说他禀性和才气都很高妙，有超过别人的地方; 但不善于写理论文章，辞藻胜于说理，还常掺杂一些嘲戏的词句。这里对嘲戏于辞的批评，是有历史背景的，最明显的就是建安九年曹操破袁绍后，让曹丕娶了袁绍的儿媳甄氏，孔融遂写信给曹操，说： “武王伐纣，以妲己赐周公” ，嘲讽曹操。不过作者在指出孔融的短处后，接着说，至于孔融那些写得好的文章，是可以和扬雄、班固的文章相匹敌的，仍坚持全面地看一个作家。至此，论文的第三段结束。在这段评论中，曹丕力求用全面的观点、公正的态度来对待“七子”。从“七子”现存的文章来看，曹丕的这段评论是比较合乎实际的。不过，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或者还有些私人关系上的原因，曹丕对“七子”的评论，也还不免有偏颇于处。例如对孔融的评价就难免夹杂一些成见。据史载，孔融起初与曹操交好，后来“既见操雄诈渐著，数不能堪”。(《后汉书·孔融传》)对于把文章看成“经国于大业”的曹丕来说，孔融的政治态度，当然会引起他的不满。再加上为娶甄氏的事，孔融嘲讽曹操，曹丕当然也很难堪。所以，对孔融的评论，虽力求全面，终也难免有些成见和偏颇。正如郭绍虞先生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中所说： “至于他对孔融，就称他‘不能持论，理不胜辞’ ，不免有些微辞了。”曹丕在这一段中，初次提出了文气问题，接触到文章风格和人的关系 (即与作家气质的关系)，这是在曹丕于前不曾有人谈到过的，对后来文论的发展影响很大。
第四段开头，文章遥承第一段意脉，指出文学批评者的两种错误态度： “常人贵远贱近，向声背实，又患闇于自见，谓己为贤。”接着再遥承“文非一体，鲜能备善”的意脉，进一步论述： “夫文，本同而末异。盖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此四科不同，故能于者偏也; 唯通才能备其体”。作者说明，文章的本源相同，支流各异，就是说既有共性，又有不同文体的特殊性。由此提出四科八目的文体论，认为奏议要典雅，书论要有条理，铭诔要崇尚真实，诗赋要辞藻华丽。这“四科”不同，作家的所长只偏于某些方面，只有具备各方面才能的人，才能掌握所有的文体。“通才”当然是很少的，所以，“闇于自见，谓己为贤”是不对的。曹丕把文体分类，虽非首创，但是他在前人的基础上大大前进了一步，把文体分得更细密了。他对各体的特点和要求的论述，虽然还不完全恰当和周密，但对我国文体论的发展，无疑是一个重大的贡献，是一个里程碑。在曹丕于前，人们对文章的认识，重在本;曹丕这种把本末结合起来的看法，推进了后来的文体研究。桓范的《世要论》、陆机的《文赋》、挚虞的《文章流别论》、李充的《翰林论》、刘勰的《文心雕龙》里的文体论，都是这篇《论文》中文体论的进一步发展。这一段既照应上文，又阐述了对文体的新鲜见解。笔法上不脱不黏，摇曳生姿。
文体各有特点，作家通常只长于某些方面，那么，为什么偏偏只长于此而不长于彼呢?曹丕在文章第五段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文以气为主。气于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曹丕认为，文章如何，主要在于作家的才气。俊爽超迈的阳刚于气和凝重沉郁的阴柔于气是有分别的，不是用力勉强可以达到的。他接着举例说：譬如音乐，曲调虽然相同，节奏法度也一样，但是运气行腔不一致，人的素质有巧有拙，即使父兄具备了这样的才能，也不能转移给自己的子弟。曹丕在一千七百多年前就提出“风格即人”的命题，这是难能可贵的。但是他过分强调了气质、个性、风格的天赋性，甚至说“不可力强而致”，这就陷入了“先天决定论”的泥潭。尽管如此，曹丕的文体论却启发了后来许多人去研究，对推动文艺批评的发展，起了很大作用。
最后一段，作者先郑重指出： “盖文章经国于大业，不朽于盛事。”这是本着致用的精神强调了文学的价值。在曹丕的时代，文学本来还包括哲学、历史等著作，而以“文章”来称我们现在所说的文学。汉末的大动乱，使封建秩序遭到重大破坏，儒家思想的支配力量大为削弱，于是，文学从经学的支配下解脱出来，取得了独立的地位。曹丕抛弃前人轻视文学的观点，指出文学可以为“经国”服务，写得好的可以“不朽”。这种对文学的独立地位和重大作用的认识，在我国文学史上，有划时代的意义。正如罗根泽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中所说： “曹丕是提出文学价值的第一人。”但曹丕对文学的社会功能的强调尚有过分于处。接着，曹丕进一步阐述自己的观点，指出人的寿命有终了的时候，荣乐也只限于自己的一身，这两者都有一定的期限，不如文章能永远流传。可见文章的价值真是“不朽于盛事”。他鼓励文人们说： “是以古于作者，寄身于翰墨，见意于篇籍，不假良史于辞，不托飞驰于势，而声名自传于后。”就是说古代作者从事写作，把见解表现在文章里面，就无须乎借助良史的文辞，无须乎依托权贵的势力，而名声自然流传于后世。这些话有力地促进了文学事业的发展。从事文学写作有这么大的意义，是不是所有文人都努力写作呢?曹丕说： 西伯被囚禁而推演易象作卦辞，周公旦显达而作《周礼》，不因穷困就不著作，也不因安乐就改变著作的意图。因此，古人轻视尺璧而重视寸阴，害怕时间流逝。可是，人们大都不肯奋发努力，贫贱时惧怕饥寒，富贵时纵情享乐。于是就只经营眼前的事务，而丢掉了千载不朽的功业——做文章。这里通过两种写作态度的对比，作者表现出他对前者的热情赞扬和对后者的强烈不满。随后，作者深有感慨地写道： “日月逝于上，体貌衰于下，忽然与万物迁化，斯志士于大痛也! ”曹丕简直是在大声疾呼，催促文人们抓紧时间，努力写作。末了，更以孔融等人已经逝世，唯有徐干著有《中论》，能够成一家于言的事例，说明抓紧有生于年努力写作的重要性。笔端带着感情，使人在觉得言于有理的同时，更受到情感的感染。
纵观全文，我国文学史上关于文学批评的几个重大问题： 文学的价值问题、作家的个性与作品的风格问题、文体问题、文学的批评态度问题等等，都已涉及到。虽然曹丕对这些问题的看法并不完全恰当，而且对问题的论述仅仅是“略引端绪”，但它毕竟在文学批评史上起了奠基作用，对后代的影响是深远的。
《文心雕龙·才略篇》评论魏文(曹丕)于才说： “乐府清越，《典论》辨要。”用“辨要”二字来概括这篇文章的内容和语言特点，是非常准确的。
这首诗作于江淹被贬为建安吴兴令期间。黄蘖山的地点据旧注说在“吴兴府城”（今浙江吴兴）附近，这不足为信。因为诗中称“闽云连越边”，是在今福建和浙江交界之地，而吴兴则在江浙二省交界处，古人称之为“吴地”，与诗的地望不符。按：《宋书·谢方明传》记谢方明在东晋末孙恩、卢循起义中，从浙东取道“黄蘖峤”经今江西一带，逃到建康。可见“黄蘖峤”在今闽浙赣三省交界处，这地方离江淹被贬的建安吴兴（今福建浦城）不远。此诗当是被贬在建安吴兴后作。此诗写作时间，当比《渡泉峤道出诸山之顶》、《迁阳亭》诸作稍晚。这时他的心情已较迁谪之初稍为平静，所以不像那些诗有明显的怨愤之情而倾向于游仙诗的情调。
江淹的诗风在南朝比较特殊，他的诗一般较具古气，和谢朓、沈约为代表的永明诗人不同。但较之刘宋初年的谢灵运、颜延之又显得略见平易。但他有一些写景诗则用了一些古奥的辞语，似与谢灵运、鲍照等人相近。这首《游黄蘖山》亦属此类。诗中“残杌千代木，廧崒万古烟”二句就很古奥费解。“残杌”当指枝叶已尽的枯树干，“廧崒”据余冠英先生说：“疑‘廧’作‘崷’，‘崷崒’，高峻貌”（《汉魏六朝诗选》）。这两句是借此形容黄蘖山是一个人迹罕到的险僻幽静之地。从全诗看来，作者是到了一个高峻的深山之中，为那里的景色所打动而兴起了求仙的想法。在诗中，作者以形象的语言写出了山势的险峻：“金峰各亏日，铜石共临天”，这“金”、“铜”都是形容南方闽、赣诸省山区的红黄色土壤，“金峰亏日”、“铜石临天”无非形容山石的高峻。“阳岫”、“阴溪”则写面临日光的山峰和背阴的溪谷。山峰在日光下五色缤纷，而溪谷中又有泉水喷流，这一景色也引人入胜。“残杌”两句既写出了这里的偏僻，因此“禽鸣”、“猿啸”二句更突出了深山的特点。这两句诗原是化用鲍照《登庐山望石门》中的“鸡鸣清涧中，猿啸白云里”二句。但江淹这两句所展现的景色与鲍诗颇为不同。“鸡鸣清涧中”仍为人境，只是高山中才为猿猴所居的深山。因为这是庐山，而江淹所写的黄蘖山则不同，在当时，这里是人口稀少的深山。所以这两句诗虽有禽鸣、猿啸，却适见其僻静。正因为这黄蘖山是如此幽僻、险峻之处，就自然而然地给人以一种幻觉即这里是神仙出没之处。因为从西汉司马相如以来，人们总以为神仙是居“山泽间”的。因为想到神仙，作者又联想起了历史上秦皇、汉武这些曾热衷于求仙的帝王。作者说这些人“皆负雄豪威，弃剑为名山”，似乎这些威震一时的帝王尚且求仙，自己当然更有理由持这种观念了。
当然，秦皇、汉武求仙，到头来仍不免一死。求仙的无成，江淹当然不是不知道。他所以要求仙，和他早期的不得志有关。无可否认的是，在江淹的诗文中，有不少篇讲到过求仙，如《丹砂可学赋》、《赠炼丹法和殷长史》和《与交友论隐书》等。这是因为江淹在当时虽对仕途颇有企冀，但又备受压抑，颇知官场的险恶。特别是在建平王刘景素幕下，他深知景素的密谋，屡谏不听，未免产生悲观，而幻想在求仙中找寻解脱。这种情绪，早在贬官以前就有所表现，而谪居建安吴兴以后之作像《采石上菖蒲》等作，亦然如此。但当齐高帝萧道成掌握政权，并拔他为自己的参军，并委以重任之后，这种游仙之作就很少出现了。
江淹这首诗的风格，是继承了元嘉诗人颜延之、谢灵运“极貌写物”的传统，而且在写景时，又并有鲍照那种“不避险仄”的作风。所以风格显得还较古朴。但这种诗风发展到江淹已近尾声，到了齐代永明（483-493）年间，初开唐音的谢朓等人出来，诗风为之一变。于是就有了江淹“才尽”的故事。其实所谓“才尽”并非指他真的不能写作，而是他那种奇险古奥的诗体，已不再适合当时文坛的风气。当然，从江淹自身来说，入齐以后，他在仕途上日益显贵，不再呕心镂骨于文艺创作，也是一个重要原因。
这是一首纪游词，是以时间为序来铺叙景物的。词的上片写早春景象，下片写作者与同游者游山时以清茶野餐的风味。作品充满春天的气息，洋溢着生命的活力，反映了作者对现实生活的热爱和旷达的精神。
词的上片写沿途景观。“细雨斜风作晓寒，淡烟疏柳媚晴滩。”这首词开头两句是说，细雨斜风天气微寒。淡淡的烟雾，滩边稀疏的柳树似乎在向刚放晴后的沙滩献媚。
第一句写清晨，风斜雨细，瑟瑟寒侵，这在残冬腊月是很难耐的，可是东坡却只以“作晓寒”三字出之，表现了一种不大在乎的态度。第二句写向午的景物：雨脚渐收，烟云淡荡，河滩疏柳，尽沐晴辉。俨然成了一幅淡远的风景图画了。一个“媚”字，尤能传出作者喜悦的心声。作者从摇曳于淡云晴日中的疏柳，觉察到萌发中的春潮。于残冬岁暮之中把握住物象的新机，这正是东坡逸怀豪气的表现，精神境界的高人之处。
“入淮清洛渐漫漫。”第三句是说，眼前入淮清洛，仿佛渐流渐见广远无际。
上片结句寄兴遥深，一结甚远。句中的“清洛”，即“洛涧”，发源于合肥，北流至怀远合于淮水，地距泗州（宋治在临淮）不近，非目力所及。那么词中为什么提到清洛呢？这是一种虚摹的笔法。作者从眼前的淮水联想到上游青碧的洛涧，当它汇入浊淮以后，就变得浑浑沌沌一片浩茫了。在这里显然不是单纯的景物描写，而是含有“在山泉水清，出山泉水浊”的归隐林泉的寓意在内。
下片转写作者游览时的清茶野餐及欢快心情。一起两句，作者抓住了两件有特征性的事物来描写：乳白色的香茶一盏和翡翠般的春蔬一盘。两相映托，便有浓郁的节日气氛和诱人的力量。“雪沫”乳花，状煎茶时上浮的白泡。以雪、乳形容茶色之白，既是比喻，又是夸张，形象鲜明。午盏，指午茶。此句可说是对宋人茶道的形象描绘。“蓼茸蒿笋”，即蓼芽与蒿茎，这是立春的应时节物。旧俗立春时馈送亲友以鲜嫩春菜和水果、饼铒等，称“春盘”。
此二句绘声绘色、活灵活现地写出了茶叶和鲜菜的鲜美色泽，使读者从中体味到词人品茗尝鲜时的喜悦和畅适。这种将生活形象铸成艺术形象的手法，显示出词人高雅的审美意趣和旷达的人生态度。“人间有味是清欢”，这是一个具有哲理性的命题，用词的结尾，却自然浑成，有照彻全篇之妙趣，为全篇增添了欢乐情调和诗味、理趣。
这首词，色彩清丽而境界开阔的生动画面中，寄寓着作者清旷、闲雅的审美趣味和生活态度，给人以美的享受和无尽的遐思。
这是作者为悼念亡妻昭惠皇后周娥皇而作的悼亡诗。此诗写出了作者见物思人，回忆起妻子生前弹琵琶的样子，表达了作者对亡妻的无限思念之情。全诗巧用想象、虚实结合等艺术手法，描写细腻，生动感人。
首琵琶是周后的公公李璟赠给周后的，是李璟对儿媳超凡绝伦的弹奏艺术的奖赏，是周后生前的心爱之物。其次，它是周后临终前赠给丈夫李煜的绝别之物，是周后音容笑貌的化身，李煜对此珍重异常。
看见爱妻生前喜欢的琵琶，李煜自然就想到爱妻生前演奏琵琶的模样，她肩细如削，身上的丝带索索作响，让人沉醉。“侁自肩如削，难胜数缕绦。”这两句对妻子弹奏琵琶的描写十分细腻，犹如人在眼前，琵琶声声声入耳。
后两句诗尤其富有意味。“天香留凤尾”是实写，写诗人确确实实嗅到了琵琶上爱妻的余香；“余暖在檀槽”则是虚写，是诗人自己的想象。恍惚之间，李煜感到爱妻仿佛刚弹奏一曲，琵琶上还残留她的余温。檀槽上其实不可能有余温了，但李煜忽觉此情此景才刚刚发生，事实却是这水不可能重来。泪雾散去，出现在诗人眼前的只是这冰冷的琵琶，真情由此而出。
妻子死后，人去楼空，睹物思情，寻常的小物件也能勾起往日的绵绵情思。可以想象，他独自一人拿着琵琶，轻轻抚摸，那琵琶上似乎都还遗留着妻子的芬芳和温暖。李煜用非常丰富的细节来表达无尽的哀思，无一句谈及思念，而思念已在细节间展露无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