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首抒发亡国之痛的词,词用笔极为婉曲,意境幽深,极尽吞吐之妙。
“梦冷黄金屋”词中描写的对象乃是一位不凡的美人。“黄金屋”用陈阿娇事。汉武帝年少时,长公主想把女儿阿娇许给他,汉武帝说“若得阿娇作妇,当作金屋贮之。”贝班固《汉武故事》在这里作者借阿娇来写一位美人。词人自己朝思暮想的人不仅是美人,还有故国。起句意谓美人梦魂牵绕的黄金屋已变得凄冷,实际上含有故宫凄凉之意。“叹秦筝、斜鸿阵里,素弦尘扑。”写室内器物,见到自己曾经抚弄过的乐器已蒙上了一层厚厚的灰尘,不禁感慨万千。故以一“叹”字领起,化实景为虚景。秦筝,弦柱斜列如飞雁成行的古筝。素弦,即丝弦。梦魂化莺飞回金屋,还认得旧时的绿色纱窗,雨过,只见荆桃果实已长得如豆大。“化作娇莺飞归去,犹认纱窗旧绿。正过雨、荆桃如菽。”令人心中升腾中怀旧惜春之感。“化作娇莺”梦魂化莺,想象不凡。笔力奇幻,独运匠心。金屋冷寂之境、秦筝尘扑之景,亦为化作娇莺所见。逆入平出,特见波澜。景物描写,虚实交错。
“此恨难平君知否,似琼台涌起弹棋局。”琼台,此处则指玉石所作的弹棋枰。弹棋局,其形状中央隆起,周围低平。李商隐诗称为“莫近弹棋局,中心最不平”(《无题》)、词人在此以玉制之弹棋局形容心中难平之恨。“此恨难平”总结上面各种情事,积愤难抑,自然喷发。词人由写景到抒怀。“消瘦影,嫌明烛。”借写消瘦的形象,表达一种悲凉的心境。借说“瘦影”,从而通过照出的反常心理曲折加以表露。
下片以“鸳鸯碎泻东西玉。”起笔。以杯碎酒泻比喻宋朝的覆亡。鸳楼,即鸳鸯楼,为楼殿名。东西玉,酒器名。这句从写和美人的分离,喻指和故国的永别。佳人已远离,眷恋情仍深,词人仍希望能重睹其旧日丰采。“问芳踪、何时再展?”流露出自己重见佳人的热切愿望,但“翠钗难卜”佳人踪迹何在?又表明这一愿望的实现何其渺茫。
“待把宫眉横云样,描上生绡画幅。怕不是、新来装束。”说自己准备把那容颜描绘在生绡画幅上,想来还是宫人旧时的装束吧。生绡,未经漂煮的丝织品,古人用以作画。眉横云样,指双眉如同纤云横于额前。旧时的装束代指故国的形象。与美人分离,希重会而又渺茫,只好托之丹青。通过这几层描绘,把故国之思写得力透纸背。“彩扇红牙今都在”。彩扇红牙(歌舞时用具),旧时之物俱在,已物是人非,自己聆听盛世之音,百感交集,却知音难觅。此时怀恋故国之人已越来越少只好独自伤怀。作者的这种感叹是对民族意识已经轻淡薄的情况而发的。然以“恨无人解听开元曲”的词语表达,曲笔抒怀也。开元曲,借唐开元盛世的歌曲,此处指宋朝盛时的音乐。“空掩袖,倚寒竹”,借竹的高风亮节表现自己坚贞不渝的品德。
这是一首具有典型婉约风格的作品。在“梦冷黄金屋”起笔,以幽独伤情作结。表现了词人深沉的故国之恋和不同凡俗的高尚志节。词中借梦抒怀,使境界迷离。以美人为灵魂化身,写故国之思。词人曲笔道出心中郁积很久的块垒,虽用词较为清丽婉约,但表情却仍显酣畅淋漓。
白居易写过组诗《新乐府》五十首,首首都是“即事名篇”,《缚戎人》就是其一。
“新乐府”是对旧乐府而言,初唐诗人除沿用汉魏六朝乐府旧题写乐府诗外,有的还另立新题。辞为乐府,声律不拘,故称为新乐府。
“戎人”是我国古代对西方少数民族的称呼,但《缚戎人》这首诗中所写的“戎人”,其实并非真正的西方少数民族,而是一个在战乱年代沦落于吐蕃的汉人。也正是利用这一点,白居易才写出了这首揭露朝政昏暗、边将险恶的讽刺性极强的新乐府诗。
《缚戎人》这首诗以“戎人”的不幸遭遇为线索进行叙事抒情。全诗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写被缚戎人所受的凌辱与折磨。他们“耳穿面破”,满身刀伤,面黄肌瘦,“扶病徒行”,一天只能走一驿的路程。“朝餐饥渴费杯盘,夜卧腥臊污床席”,更写出了“戎人”一路的艰辛。对于“戎人”,白居易是抱着极大的同情来写的,但是,在这一部分中,也有“天子矜怜不忍杀,诏徙东南吴与越”的诗句。他婉转地为天子开脱,这其实是对皇帝隐约的赞颂。这种矛盾心情正是诗人早年仕途得意而又关心民瘼的真情流露。
“忽逢”两句是过渡。“交河”,郡名,唐代所设,在今新疆吐鲁番一带。这里写“戎人” “逢江水忆交河”,只是由“江”、“河”字意引起的联想,并非把“交河”作为河流来写。由于这两句诗的过渡,第二部分写“戎人”们忆旧也就显得自然了。
诗的第二部分是本首诗的主干,通过对话回忆“戎人”流落吐蕃及被缚的经过。“其中一虏语诸虏”四句诗是第二部分长篇忆旧的“引子”,这引子安排得非常巧妙,它把众多“戎人”一路上的怨愤和议论,统统用四句诗概括。读了之后,又可以使人听到众“戎人”如泣如诉的言语,又可以看到他们愤愤不平的神情。另外,这样安排材料,详略得当,省去了其他“戎人”的身世叙述,突出了“凉原戎人”这个重点。
乡贯“凉原”(凉州、原州,在今甘肃、宁夏一带)的“戎人”,是作者在本诗中所塑造的一个完美的“穷民”形象。他原本也是汉人,大历年间沦落吐蕃,在异域四十年;过着“身着皮裘系毛带,唯许正朝(正月初一)服汉仪”的西方少数民族生活。但是,他始终没有忘记归汉,为思念故土,经常背着蕃中妻子“潜泪垂”,定密计。诗人大力渲染“戎人”的思归之心,并非指责其对妻子的无情,而是强调他对故土的眷恋,也是为了揭露唐朝边将的愚蠢和残忍。蕃地边境严兵把守,鸟都飞不过去,“戎人”冒死逃回,一路上冒风沙,藏青冢寒草,历黄河薄冰,“昼伏宵行”,好不容易进入唐境,却被故国官兵视为“戎人”擒缚。“能汉语”、“再拜迎”统统没用,“戎人”最终还是被“配向江南卑湿地”,落得个流放的下场。
最后一部分,紧接着前面的诗句,诗人用“念此”二字一转,写出了这八句诗。这既是前面“自云”的继续,又是“戎人”心理活动的充分流露。这种进退维谷、不被人理解的处境是值得人们同情的。诗的结尾相当巧妙。“缚戎人,戎人之中我苦辛”,这是收笔之句,它与前面的“其中一虏语诸虏,尔若非多我苦多”照应。“自古此冤应未有,汉心汉语吐蕃身”。忠于祖国,反入冤狱,这既是诗中“戎人”的声泪控诉,也是诗人对封建社会黑暗统治的无情揭露。至此,诗人对“穷民”的怜悯之情,才真正得到了表达。
首联, 一“初”字,道出了诗人对于惊蛰节气的喜爱。初,意味着春天的初次相见,带着期待与期盼,一切如纳兰容若所写的那句词“人生若只如初见”。一切刚刚好,一切都重新开始,一切又孕育新的希望。
颔联,桃花,鹰化为鸠,都属于惊蛰的三候现象。一候,桃始华:桃,果名,花色红,是月始开。二候,仓庚鸣:庚,亦作鹒,黄鹂也。《诗》所谓“有鸣仓庚”是也。《章龟经》曰:“仓,清也;庚,新也。感春阳清新之气而初出,故名。”其名最多;《诗》曰“黄鸟”,齐人谓之“搏黍”,又谓之“黄袍”,僧家谓之“金衣公子”,其色鵹黑而黄,又名鵹黄,谚曰:“黄栗留黄莺”,莺儿皆一种也。三候,鹰化为鸠:鹰,蛰鸟也,鹞鹯之属;鸠,即今之布谷。“桃花”本来是为了对仗“老鹰”,为了照顾平仄,将“老鹰”对调成“鹰老”。于文义并无大害。“开”对“化”,“蜀锦”对“春鸠”,都是很工整的。
颔联的春意是浓烈的,自古吟咏桃花的诗作,是令人惊叹的。前有《诗经》,“桃花夭夭,灼灼其华”;唐有张志和,“桃花流水鳜鱼肥”;崔护,“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宋有东坡居士,“竹外桃花三两枝,春江水暖鸭先知”;明有唐寅,“桃花仙人种桃树,又摘桃花当酒钱”等等。千古以来,桃花就代表了春的使者,令无数诗人灵感乍现,佳作迭起。惊蛰,不但叫醒沉睡的小动物们,也唤醒诗人们的灵感与才情。这大概就是惊蛰的魅力吧。除了一候桃花,惊蛰节气的另外两候信使也一并到来:“二候杏花,三候蔷薇”。因而,杏花春雨江南;满苑蔷薇香伏虎,半池柽柳水生魂,这些优美的词句,都是为了赞美惊蛰时节的春天。有桃花,杏花,蔷薇三君,春天就足以惊艳天下了。
颈联,充满生机与禅意。这时候,万事万物都拼命生长,正如老子《道德经》所说:万物并作。万物生长的季节,给了老子思考的空间,孕育了他道家哲学的“无、有”思想。恒有欲,以观其缴;恒无欲,以观其妙。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我们人类,也应该按照万事万物发展变化的现象,来看待处理我们身边的问题。世界上,没有什么是一成不变的。草木有萌发,就会有枯萎。所以,这样一个催迫万物生长的季节,给予老子提供了新的哲学概念。而无数文人墨客,也在这变化之中,期待着生命里的一场浪漫之旅。事实上,萌发的岂止是草木,更有一颗颗渴望自由的心灵。当诗人看到这些萌芽儿,一个个都长得整整齐齐,仿佛在互相打招呼,一切就变得更加生动有趣。
这是一篇兼具寓言和政论色彩的传记文,也是一个讽喻性极强的寓言故事。郭橐驼种树的事迹已不可考,后世学者多认为这是设事明理之作。此文针对当时官吏繁政扰民的现象,通过对郭橐驼种树之道的记叙,说明“顺木之天,以致其性”是“养树”的法则,并由此推论出“养人”的道理,指出为官治民不能“好烦其令”,批评当时唐朝地方官吏扰民、伤民的行为,反映出作者同情人民的思想和改革弊政的愿望。
文章先写橐驼的命名、橐驼种树专长和种树之道,然后陡然转入“官理”,说出—番居官治民的大道理。上半篇为橐驼之传,目的是为下半篇的论述张本;下半篇的治民之理是上半篇种树之道的类比和引申,前宾后主,上下相应,事理相生,发挥了寓言体杂文笔法的艺术表现力。
本文共五段,一、二段介绍传记主人公的姓名、形象特征,以及籍贯、职业和技术特长。这二段看似闲笔,却生动有趣,给文章带来了光彩色泽。
在《庄子》书中所描绘的许多人物,有的具有畸形残疾,如《养生主》《德充符》中都写到失去单足或双足的人,《人间世》中则写了一个怪物支离疏;有的则具有特异技能,如善解牛的庖丁,运斤成风的匠人,承蜩的佝偻丈人等。柳宗元写这篇传记,把这两种特点都集中在郭橐驼一人身上,他既有残疾,又精于种树。可见柳宗元不仅在文章的主题思想方面继承了《庄子》的观点,连人物形象的刻画也灵活地吸取了《庄子》的写作手法。
橐驼即骆驼,人们称这位主人公为橐驼,原带有开玩笑,甚至嘲讽性质。但这位种树的郭师傅不但不以为忤,反欣然接受。柳宗元在这里不着痕迹地写出了这位自食其力的劳动者的善良性格。但作者这样写仍是有所本的。在《庄子》的《应帝王》和《天道》中,都有这样的描写,即人们把一个人呼之为牛或呼之为马,他都不以为忤,反而欣然答应。这同郭橐驼欣然以橐驼为名是一样的。这种描写实际上也体现了老庄学派顺乎自然的思想,即认为“名”不过是外加上去的东西,并不能影响一个人的实质,所以任人呼牛呼马,思想上都不致受到干扰波动;相反,甚至以为被人呼为牛马也并不坏。
后一小段写郭橐驼种树的特异技能。他种树的特点有二:一是成活率高;二是长得硕茂,容易结果实,即所谓“寿且孳”。作者在后文没有写郭橐驼种树的移栽易活的特点,只提到栽了树不妨害其成长的这一面。其实这是省笔。盖善植者必善移树,只有掌握了事物发展的内部规律才能得到更大的自由。所以这里为了使文章不枝不蔓,只点到而止。在这一小段的收尾处还布置了一个悬念。即“他植者虽窥伺效慕,莫能如也”。读者从这儿必然急于想知道郭橐驼种树到底有什么诀窍。而下文却讲的是极其平凡而实际却很难做到的道理:“顺木之天以致其性。”可见郭并不藏私,而是“他植者”的修养水平和掌握规律的深度太不够了。从这里,作者已暗示给我们一个道理,即“无为而治”并不等于撒手不管或放任自流。这个道理从下面两大段完全可以得到证明。
第三段是郭橐驼自我介绍种树的经验。前后是正反两面对举,关键在于“顺木之天以致其性”。为了把这一道理阐述得更深刻、更有说服力,文章用了对比的写法,先从种植的当与不当进行对比。究竟什么是树木的本性呢?“其本欲舒,其培欲平,其土欲故,其筑欲密”,四个“欲”字,既概括了树木的本性,也提示了种树的要领。郭橐驼正是顺着树木的自然性格栽种,从而保护了它的生机,因而收到“天者全而其性得”的理想效果。这正是郭橐驼种树“无不活”的诀窍。他
植者则不然,他们违背树木的本性,种树时“根拳而土易,其培之也,若不过焉则不及”,因此必然遭致“木之性日以离”的恶果。这就回答了上段的问题,他们“莫能如”的根本原因就在于学标不学本。继从管理的善与不善进行对比。“勿动勿虑,去不复顾。其莳也若子,其置也若弃”是郭橐驼的管理经验。乍看,好像将树种下去以后,听之任之,不加管理。事实上,橐驼的“勿动勿虑”,移栽时的“若子”,种完后的“若弃”,正是最佳的管理,没有像疼爱孩子那样的精心培育,就不会有理想的效果。他植者不明此理,思想上不是撒手不管而是关心太过,什么都放不下,结果适得其反,“虽曰爱之,其实害之;虽曰忧之,其实仇之”,压抑了甚至扼杀了树木的生机。
这两层对比写法,句式富于变化。写橐驼种树,用的是整齐的排比句,而写他植者之种树不当,则用散句来表示,文章显得错落有致。“虽曰爱之,其实害之;虽曰忧之,其实仇之”用押韵的辞句,使重点突出,系从《庄子·马蹄》的写法变化而出。从介绍橐驼的种树经验上可以看出,柳宗元的观点同老庄思想还是有差别的。柳是儒、道两家思想的结合,他并不主张一味听之任之的消极的“顺乎自然”,而是主张在掌握事物内部发展规律下的积极的适应自然。他要求所有的种树人都能做到认识树木的天性,即懂得如何适应树木生长规律的业务。把种树的道理从正反两面讲清楚以后,文章自然就过渡到第四段。
四、五段是正面揭出本旨,实为一篇之“精神命脉”。作者通过对话,运用“养树”与“养人”互相映照的写法,把种树管树之理引申到吏治上去。对“养人”之不善,文章先简要地用几句加以概括:“好烦其令,若甚怜焉,而卒以祸”,这与上文“他植者”养树管理之不善遥相呼应。接着用铺陈的手法,把“吏治不善”的种种表现加以集中,加以典型化,且有言有行,刻画细致入微,入木三分。如写官吏们大声吆喝,驱使人民劳作,一连用了三个“尔”,四个“而”和七个动词,把俗吏来乡,鸡犬不宁的景象描绘得淋漓尽致。作者最后以“问者”的口吻点出“养人术”三字,这个“养”字很重要。可见使天下长治久安,不仅要“治民”,更重要的还要“养民”,即使人民得到休生养息,在元气大伤后得到喘息恢复的机会,也就是后来欧阳修说的“涵煦之深”。这才是柳宗元写这篇文章的最终目的。
综观全文,我们应注意三点:一是无论种树或治民,都要“顺天致性”,而不宜违逆其道;二是想要顺天致性,必先掌握树木或人民究竟怎样才能“硕茂以蕃”,亦即摸清事物发展规律;三是动机效果必须统一,不允许好心办坏事,或只把好心停留在表面上和口头上。把这三点做好,才算懂得真正的“养人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