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首写离情的小令。此曲，句依定格，首句不押韵。后四句押“鱼模”韵，其中“足”以入声作上声，“玉”以入声作去声。“苦”为上声，“去”为去声。北曲无入声，而上去声通押，故也无不合律全曲五句，前三句写外景，后二句由外入内，写画楼中的人。小令借景抒情，描写因离别而内心掀起的波澜，表达企盼离人早归的殷切之意。小令用语含蓄，使相思的凄苦表达得更为深沉。
开始两句写外景。从闺中人眼光望去，此时只见斜阳西下，由于春日雨多，水平堤岸。第三句继上文写景而又暗融抒情，句中“寒玉”一词是对清凉晶莹的溪水的一种比拟。如李群玉《引水行》：“一条寒玉走秋泉，引出深萝洞口烟。”曲中“寒玉”就是她见到的溪水。“风乍起，吹皱一池春水”，这虽也在写景，但它仿佛一面在比喻离别前生活的平静，一面在描写因离别而内心掀起的波澜。离愁别恨似乎经风吹起了，写来情景交融，不露痕迹。第四句写闺中人，但它把楼上人的一切外部表象都略去了，而是在有限的文字内集中表达她为离别而痛苦的感情。“画楼”这个不定人物更能引起想象，通过她而反映了所有闺中人对离人的共同情绪。末句表达了她最后的一点希望。楼中人与离人正天各一方，而“催归”鸟的啼声更易引起她对远方人的思念。所以她要杜宇“莫啼归去”然而，从她对“催归”鸟声的敏感，正反衬其心中盼望离人归来的殷切之意。结尾情意惨切，而用语含蓄，仔细体味，必将引起内心强烈的震动。
这首词贵在委婉曲折。“江南秋色垂垂暮，算幽事，浑无数”在意思上就很曲折：“江南秋色”是美丽的，而“垂垂暮”是令人遗憾的；不过尽管如此，在这暮秋的时候还有那么多可以游赏的景物，终归还是令人高兴的。“日日澄澈亭畔路”的“日日”，是强调每天都去，这是因为对那个地方景色的喜爱。但如果结合前边的“垂垂暮”，则这个“日日”又令人联想到冯延巳《蝶恋花》的“日日花前常病酒”，这里边又令有一种对无常之美景难以割舍的执著之情。“西风林下，夕阳水际，独自寻诗去“点染出一幅清秀疏朗的“水畔独吟图”，独吟之人显得很超脱很自得。但是，由“西风”和“夕阳”点染而成的美景，却透着几分清清，几分伤感；而那“独自”二字，又暗含着几分寂寞、几分孤独。
“可怜愁与闲俱赴”——“愁”和“闲”实在是一对形影不离的老朋友，寄情山水独自寻诗是“闲”，但只要是“闲”的时候就必然跟来“愁”。既然这个办法不行，那就是用“尘劳”来“截”：把自己完全投入尘世事务的繁忙劳碌之中，以此来求得对内心之愁苦的暂时解脱。这时候已经“灯影幢幢天欲曙”——夜过去了，白天又来了。接续这个不眠之夜的，仍将是整天的繁忙劳碌，或者是整天的闲愁缠绕。
作者对军阀所进行的战争持否定批判的态度，对遭受战争之苦的人民怀着深厚的同情。这首诗描写了遭战火洗劫后江边江面荒凉破败的景象。
在这首诗描绘的画面中有两组镜头：一是兵火过后只剩下几户人家的穷村；一是拂晓之时，在残月余辉笼罩之下无人争渡的冷清的江面。诗一开始便点出了给人民带来深重灾难的“兵火”。“有余烬“三字，说明这场“兵火”刚刚烧过。这首诗的第二句具体的表现了兵火烧过之后的景象，兵火给人们带来的后果。平时，村落虽然贫穷，但不会只有“数家”。战争夺去了无数人的生命，使无数人流离失所，逃往他乡，“贫村”才剩下了“数家”，是战争造的罪孽。一个“才”字表现了诗人痛恨战争的感情，也表现了战争给人们带来灾难深重的程度。这首诗的第二组镜头境界开阔，但情调凄凉悲苦。平时，一在拂晓之时，江面上是百舸争流，游人争渡的景象，而此时，在兵火过后，江面上没有了“争渡”的情景，只有那兵火无法烧到的“残月”落向那兵火烧不着“寒沙”。这些描写，蕴含着人民的苦难，深寓着诗人的感情。
这首诗主要的艺术特点就是由两组画面烘托出凄清冷寂的意境。反战的主题，诗人对此争及战争发动者的憎恨和对人民的同情都是从这里表现出来的。由于在诗中诗人以客观抒情诗人的姿态出现，故而使人更加感到诗境、诗情具有冷静的客观真实性，从而加强了诗歌的感染力。这首诗语言通顺流畅，短短四句小诗，描绘出众多的形象，语言的概括力是很强的。
《捕蝗至浮云岭山行疲苶有怀子由弟》共有两首，这是其中的第二首。这组诗是1074年（熙宁七年）八、九月间，苏轼将离杭州通判任时所作。是年，苏轼三十九岁。他的弟弟苏辙（字子由）时任齐州掌书记，在济南。《咸淳临安志》：“浮云岭，在于潜县南二十五里。”（于潜，浙江境内的县，在临安西，位于分水港支流上。）苏轼任杭州通判的三年中，年年都有水旱灾害，所谓“止水之祷未能逾月，又以旱告矣”（《祈雨吴山》）。1074年，京城以东因干旱闹蝗灾，“余波及于淮浙”（《上韩丞相论灾伤书》）。苏轼因捕蝗至于潜，作此二诗寄给苏辙，以抒发自己的抑郁之情。
这一首着重写山行疲苦之感。一二句点明时令、景物。重阳将近，溪边野菊已开出耀眼金花。三四句纪行。苏轼久不登山，这次为了捕蝗来到这山石高峻的浮云岭，深感疲苦不堪；然而他正处在壮年，豪情未减，偶尔喝一杯村酒，仍觉得精力有余。此二句从生理方面的感受作一抑扬。五六句是夜宿山村的感受。夜晚，独自一人在林木荫翳的山村野店住宿下来，一天的疲劳，暂时忘却，顿觉宠辱不惊，梦魂安稳；然而，这片刻的安闲却唤起数年来世路奔波的许多回忆：那时局的动荡，党派的倾轧，仕途的艰险，以及这场特大蝗灾给人民带来的困苦，他奔走呼号、欲诉无门的愤懑……这一切，涌上心来。诗人用“人间忧患长”五字加以概括，表达了自己的感慨。此二句再从心理上的感受作此一段抑扬。全诗经此两度抑扬，声情跌宕，有力地表露了抑郁不堪之情，并很自然地带出了结尾二句。
结尾紧承“人间忧患长”意，他想到此时这种疲于奔走、形同厮役的处境，忿忿然说：我真想像冯良一样杀马毁车，从此遁去，至于所谓用行舍藏那一套，不必再去管它，你也用不着再来和我讨论了！《后汉书·周燮传》载：，一个叫冯良的人，三十岁，为县尉，奉命去迎接上官，他“耻在厮役，因毁车马、裂衣冠”遁去，跑到犍为跟一个叫杜抚的学者学习去了。家里人满以为他死了，过了十多年他才回到家乡。苏轼用此事，也和此时山行疲苦、情绪不好有关。“用之则行，舍之则藏”，这是孔子的教训。在封建社会里，一些持身谨严的士大夫对自己的出处进退总是比较认真的。苏轼弟兄也经常谈到这一问题。两年多以前，苏轼在《初到杭州寄子由二绝》诗中就说：“眼前时事力难任，贪恋君恩去未能。”说他不愿奉行新法，只是由于贪恋君恩，未能决然引去。在捕蝗事后不久，苏轼在杭州赴密州道中寄给苏辙一首《沁园春》词又说：“用舍由时，行藏在我，袖手何妨闲处看。”认为出仕或归隐的主动权是完全掌握在自己手中的。此时因捕蝗疲苦这一具体事件的触发，天秤偏到那一端了。这和组诗中第一首的结尾“理蝗余”的积极态度表面上矛盾，其实不然。在苏轼的思想上，为人民利益而奔走和为了奉行新法而被人驱使是完全不同的两码事。两首诗的结尾各有侧重。《乌台诗案》提到“独眠林下”这四句诗时，苏轼自己解释说：“意谓新法青苗、助役等事，烦杂不可办，亦言己才力不能胜任也。”这正是苏轼的痛苦所在。王安石的变法在历史上是一种进步，但新法本身并没有解决农民的问题；加上新法执行中的某些偏差，给农民带来了不利。因此，不能因为苏轼不满新法就一概加以否定。这两首诗，更多地体现了他对人民的同情。
这首诗写的是现实生活给诗人思想感情上的一次巨大冲击，抑扬顿挫，感慨遥深，用事精切，写出了内心深处的难言之情，也是亲兄弟间推心置腹的肺腑之言，所以特别真切动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