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首送别词，题为七夕，是写与友人陈令举在七夕夜分别之事。
上片落笔先写陈令举之风度，他高情云渺，如侯家人于缑氏山头的王子晋在风箫声声的新月之夜，没有望到家人，自己便飘然而去。与友人在七夕夜分别，词人自然想到牛郎织女，但陈令举不像他们那样痴心于儿女之情。
下片想象友人乘坐的船只来到银河之中，当他回到人间时，就挟带着天上的天风海雨。接着他评价二人的友谊能够相逢共一醉，那是前世有缘，当天风海雨飘飘散去之后，友人也将随风飘去。
写送别，一般人都会徒增伤感，而词人却是豪气纵横，驰骋想象，遨游天界银河，如陆游所说“曲终觉天风海雨逼人”。一般写七夕银河，总是“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之类的柔情凄景，而词人笔下那天风海雨之势，正显露了他不凡的气魄与胸襟，这种逼人的天风海雨，便是他豪放词风形象性的说明。
这首词是柳永年轻时在长安为与其相知的汴京妓女所作，代歌妓抒写被遗弃的痛苦，表现词人对歌妓命运的同情。全词运用直接抒情的手法，语言明白如话。
开端两句是说：又是一个无眠的夜，主人公一个人静静地坐在窗前，想起自己的风尘生涯，不由得暗暗伤心，潸然泪下。感慨自己的一生似乎总在歌舞欢笑中度过，可最终只落得凄凉满怀。接着她想起过去与意中人一起度过的无数良宵，风清月朗的好景良天，深闺中的温情蜜意，不能一下子就忘记。可是自己的意中人，他也许早就忘了，而是和另一位佳人去欢度良宵了。
过拍两句是说：自己的意中人往往一去就音信皆无，几年都不回来一次，但自己仍这样苦恋着他。现在想来，只有自己安慰自己，这样苦苦地迷恋着他，对自己没有任何好处。结末，但她仍然摆脱不了对情人的思念和猜测，反复思量他的万千柔情，猜测他也许遇到了什么事情，暂时不能回到自己身边，也许他过一段时间就会回心转意，最终能和自己长相守呢。
这首词所写的多情歌妓，如同柳永《斗百花·煦色韶光明媚》等词中的形象，她对情人思念到不管对方感情如何也不改变自己思情的程度。此词没有用任何景物来烘托歌妓的痛苦心情，而是直接抒情，语言也明白如话，但把歌妓的心理活动描摹得很细腻。特别是结尾三句，生动地揭示了歌女的内心世界。那位“动是经年去”的王孙，对她的感情未必真的有多深厚，说不定只是一般的逢场作戏，但在这位歌妓看来，那却是万种千般的情分，值得她牵肠挂肚，反复回味。这种现象，与其说她多么多情，不如说她不由自主的不幸命运。沦落风尘的女子与仕途失意的文人，本来就有相通之处，最容易产生惺惺惜惺惺之感。这首词可以看作词人对歌妓的理解和同情，但也可以看作他自己的心声。“一生赢得是凄凉”，不止是歌女的感叹，也是柳永的心声，将这首词理解为男性词人的口气，也未尝不可。
作者在序文中对于上司官高禄厚、有志文学说了一番称颂之辞，但是主要在于阐述“欢愉之辞难工，诗穷苦之言易好”的文学理论。揭示了封建时代达官显贵，骄奢淫逸，志得意满，不可能唱出时代的强音；相反有些仕途坎坷、备受压抑的贫士却往往能写出真实感人的诗歌。文章篇幅短小，语言简练直快，立论雄健挺拔，颂扬诗有分寸，爽直诗有余味。
文章劈头一句“从事有示愈以《荆潭酬唱诗》者”，显然是想讲清楚这篇文章是应人所请，并非主动邀宠。但行文中却有意隐去了“从事” 的主人，隐去了拿诗给作者看的目的，似乎从事是漫不经心毫无目的地拿来给我看看罢了，并非裴公有意求序，这就不露痕迹地抬高了裴公的地位，维护了他的自尊心、谦恭的态度无疑会使求序者高兴，从诗在心理上产生后面的感慨肯定是对自己赞扬的直感，诗不去深究底层的蕴含。
作者的感慨无疑是全文的主体，是作者精心设计出来的一段双关语性质的议论。从字面上看，作者真像是在运用常见的反衬手法，用写作的平常规律来反衬裴、杨二公的特殊性，从诗得出“材全诗能钜”的结论，在行文上又能做到起承转合，环环相扣。对方听了自然心满意足，深信不疑，不仅点头称是，裴公也欣然首肯，连忙命人“书以为《荆潭唱和诗序》”。这里通过强烈的对比，强调的是深切的感受，真实的内容。那些和平之音、欢愉之词，由于缺乏真情实感，哪怕在文辞上力求工巧，也是平谈无味，难以打动人心的；反之，那些愁思之声、穷苦之言。由于是发自肺腑的心声，即使在文辞上不刻意求工，也自然带有一种撼人心魄的神奇力量。这不单单是作者观察文艺现象的基本出发点，也给读者树立了品评诗文优劣的标准。作者把这个观点首先亮出来，作为立论的根据，接着又得出“文章之作，恒发于羁旅草野。至若王公贵人，气满志得，非性能诗好之，则不暇以为”的结论。
照对上述观点，再看作者对裴、杨二人的介绍，表面上虽然是一派赞扬之词，说得很热闹，但突出的只是他们的位高权重，只是他们的“搜奇抉怪，雕镂文字”，诗对诗歌的内容却较少提及。 “统郡惟九”的荆南节度使，领“壤地二千里”的湖南观察使，明显是属于“气满志得”的“王公贵人”；他们虽然“存志乎《诗》、《书》，寓辞乎咏歌”， “搜奇抉怪，雕镂文字，与韦布里闾憔悴专一之士较其毫厘分寸”，但通过两者对照，读者不难做出客观诗中肯的评价：作者在慑于权势、碍于情面的情况下违心地说了些恭维之词，通情达理的读者是会理解的，作者给后人提供了品评诗文的武器：他所序的《荆谭唱和诗》并没有因那些恭维之词诗流传千古，诗他这篇序文却因为深刻揭示了文学创作的一条重要规律诗永放光彩。
作者应友人要求为诗集《荆潭唱和诗》写序文，并借着这篇应酬式的序文，趁机阐明他的文学主张，间接诗含蓄地评价了这部诗集。这篇序言提出了一个重要观点——“和平之音淡薄，诗愁思之声要妙；欢愉之辞难工，诗穷苦之言易好。”作者这几句话，其实是其“不平则鸣”之文论、“以文为诗”之技法的延伸，同时也道出了中国文学史上一个重要的文学现象。
翻开一部中国度学史，虽不乏歌功颂德、粉饰太平之作，但感人至深的还是那些感时伤世、抒发优国忧民愁思的作品。描写愉悦之情的像杜甫《闻官军收河南河北》一样的作品，实属少见，诗脍炙人口、比比皆是的则是抒写穷苦与愁恨的作品。这大概与中国古代社会乱离，民生多艰，知识分子大都具有忧患意识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