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诗是组诗中的第二首，写诗人对爱情的坚贞不渝。
首句感叹唐氏溘然长逝已四十年了。古来往往以“香销玉殒”喻女子之亡，“梦断香消”即指唐氏之死。陆游于八十四岁即临终前一年所作悼念唐氏的《春游》亦云：“也信美人终作土，不堪幽梦太匆匆。”唐氏实际已死四十四年，此“四十年”取其整数。这一句充满了刻骨铭心之真情。
次句既是写沈园即日之景：柳树已老，不再飞绵；也是一种借以自喻的比兴：诗人六十八岁时来沈园已自称“河阳愁鬓怯新霜”（《禹迹寺南有沈氏小园四十年前尝题小阕壁间偶复一到而园已易主刻小阕于石读之怅然》），此时年逾古稀，正如园中老树，已无所作为，对个人生活更无追求。“此身行作稽山土”，则是对“柳老”内涵的进一步说明。“美人终作土”，自己亦将埋葬于会稽山下而化为黄土。此句目的是反衬出尾句“犹吊遗踪一泫然”，即对唐氏坚贞不渝之情。一个“犹”字，使诗意得到升华：尽管自己将不久于人世，但对唐氏眷念之情永不泯灭；尽管个人生活上已无所追求，但对唐氏之爱历久弥新。所以对沈园遗踪还要凭吊一番而泫然涕下。“泫然”二字，饱含无比复杂的感情：其中有爱，有恨，有悔，诗人不点破，足供读者体味。
此诗首联“林风纤月落，衣露净琴张”二句自然而脱俗。上句点明夜景，下句紧承宴事，意象和谐而又形容妥帖。“林风”有本作“风林”，《杜臆》以与下文“衣露”相偶之故，认为当作“林风”，《杜诗详注》更以说理加以论证：“‘林风’相微，‘风林’则大，只颠倒一字，而轻重不同”，大约是说作“风林”的话会妨害意境的和谐，叨扰春夜的静谧，又和“纤月”等意象有失协调。另外，杜甫还有“湖月林风相与清”（《书堂既夜饮复邀李尚书下马月下赋绝句》）的诗句，也是夜宴情景，以“林风”、“湖月”对举，考虑到诗人的思维习惯，或可作为“林风”的佐证。纤月，则是月初新生的月牙儿，黄昏而生，所以才能中夜而落。成善楷判断该诗写的是早景（《杜诗详注》），就不仅颠倒了时序，亦且错会了诗意，他由此生发的别解，颇乖诗义。正如黄生所云“夜景有月易佳，无月难佳，按此偏于无月中领趣”（《杜诗详注》），即是全诗所描写的是夜景而非早景之意。
衣露，一般解为中夜露下沾衣，《说苑》有“孺子操弹于后园，露沾其衣”的典故，联系到弹琴事，杜甫或正用此事，但也让人极易联想到《诗经》中“胡为乎中露”（《诗经·邶风·式微》）的诗句。露能沾衣，可知湛露其繁，时当春夜，或可拟于李白“春风拂槛露华浓”的景象，但生机略似，杜诗则多一种简素。净琴，一作静琴。《诗经》有“琴瑟在御，莫不静好”（《诗经·郑风·女曰鸡鸣》），谢朓也有诗云：“静瑟怆复伤”（《谢宣城集·奉和随王殿下·其六》），似乎作“静琴”才是，意为静好之琴，但“净琴”也不妨为杜甫别出心裁。“净琴”显示了素琴横陈，曲如山泉，潺湲叮咚泻出幽谷，顿时脆响盈耳，清新扑面的景象。且杜甫又是极钟爱“净”字的，诗如“明涵客衣净”（《太平寺泉眼》）、“天宇清霜净”（《九日杨奉先会白水崔明府》）、“雨洗娟娟净”（《严郑公宅同咏竹》）等，都是他用“净”字的出色例证。“张”，又像是设势，同时巧妙地点出了夜宴的开始。一个“张”字，不待言曲而音声之妙已浃人情思，李白有诗“蜀僧抱绿绮，西下峨眉峰。为我一挥手，如听万壑松”（《听蜀僧濬弹琴》）。“张”与“挥”字一般，不仅形象妙肖，而且意味无穷。首联干净洗练，一段雅致，在林风、纤月的映衬下，在中庭静夜悠扬的琴声里，油然升起。
如果说首联意境超然、高蹈尘外的话，颌联“暗水流花径，春星带草堂”二句则涉笔成趣，翩接人间。当夜而能辨出“暗水”，应当是闻其淙淙细流之声；而“花径”为黑暗所遮没，也是非其芬芳馥郁之气所不能察觉到的，暗水流花径，虽然不言声味，而声味隐然毕现。纤月既落，春星当繁，“满天星斗焕文章”，自然会有星垂檐低的错觉，一个“带”字，被杜甫锤炼得精当熨帖，妙义入神。然而承上文成善楷误以为是早晨而对“带”字别有新解，他认为“带”字音义同“逝”，流逝而去的意思，盖谓黎明时分，月落星沉，虽似也合文意，但颇违春水繁星的意境。“带”字含义，且如《吴都赋》“带朝夕之濬池，佩长洲之茂苑”，李善注云：“带、佩，犹近也”，而杜甫又有“翳翳月沉雾，辉辉星近楼”（《不寐》）的诗句，那么“带”约略可以训为“近”的意思，描绘的是星垂接宇的景象。“带”的这种用法在杜诗中还有诸如“ 江城带素月”（《听杨氏歌》）等，也可知杜甫是惯常这样描写和表现的。“春星带草堂”，作为诗人的主观感受，描绘的是灿烂星空笼罩下的奇幻夜景： 暗水，溶溶脉脉地沿着花径流转；春星，辉辉煌煌地映带着茅椽草堂。全联正如黄生所评：“上句妙在一‘ 暗’字，觉水声之入耳”，“下句妙在一‘带’字，觉星光之遥映。”（《杜诗详注》）杜甫选取这样的情景和物象形诸笔端，不仅雅致非常，而且野趣盎然。
铺叙停当了，颈联“检书烧烛短，看剑引杯长”二句便转笔描写夜宴的场景，宾主雅宜，乐在其中。检书，大约是宾主赋诗而寻检书籍。之所以选取“检书”的意象，也许在应景的同时，杜甫也寄寓了自己的一种偏好和情趣，从杜诗喜欢用事可以推知杜甫十分看重才学，自然而不免热爱读书，“读书破万卷”（《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床上书连屋”（《陪郑广文游何将军山林十首》之一）等诗句都是他的自纪。这里清夜烧烛检书的意象，对读书人而言，有特殊的亲切感，四壁寂然，青灯黄卷，众人不堪其清冷落寞，读书人也不改其读书之乐，更何况与诸同志“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陶渊明集·移居二首·其一》），自然更是其乐融融，不觉烛短了，另外杜甫还有“晓漏追趋青琐闼，晴窗检点白云篇”的诗句，也足见他“检书”的乐趣。
看剑，有本作“煎茗”，一作“说剑”。作“煎茗”在格律上既不合乎平仄，在诗意上又与当句“引杯”有复，意境平常，当非杜甫原诗。作“说剑”则与《庄子》外篇《说剑》篇名有复，而杜甫此处似乎并非想用《庄子》的典故，当系后世传抄中浅人所臆改，但看杜诗其他篇目，可以得知杜甫实有中夜“看剑”的喜好，如《蕃剑》诗中描写道：“如何有奇怪，每夜吐光芒。虎气必腾上，龙身宁久藏？”在《夜》诗中又有“独坐亲雄剑，哀歌叹短衣”；在《重送刘判官》诗中又云：“经过辨丰剑，意气逐吴钩”；再到苏轼化用杜诗有“引杯看剑话偏长”的诗句，均表明当是“看剑”。杜甫所以喜好看剑，其实不难从他致君尧舜的抱负和其性格中慷慨磊落的特点看出，雄剑、虎气、龙身，未尝不是杜甫自况，虽是一介寒儒，但当其意兴勃发，便自有心雄万夫的气概，《杜诗详注》云：“因看剑而豪气生于此，快饮亦宜引杯长矣”，言颇中肯。至于清夜引杯，似乎是杜甫的一大嗜好，杜诗有“邻人有美酒，稚子夜能赊”（《遣意》）的句子。 酒兴偶动，便不可支，若遇贫困潦倒之际，自然难免“酒债寻常行处有”了，而检书论文看剑，又是无酒不欢的。诗酒流连，对于古代文士而言是极适意的享受，杜甫有诗：“何当一樽酒，重与细论文”（《春日忆李白》）；“说诗能累夜，醉酒或连朝”（《赠卢参谋》）；“醒酒微风入，听诗静夜分”（《陪郑广文游何将军山林十首》之一），似乎以诗文侑觞，才能畅情恣性。而《新唐书》记载杜甫“放旷不自检”、“好论天下事”，那看剑引杯，不亦宜乎？
颈联上句检书恬淡虚静，下句看剑引杯挥洒灵动，表现出夜宴气氛渐趋热烈，而宾主欢洽之情透在字间，“顾宸曰：一章之中，鼓琴看剑，检书赋诗，乐事皆兴”（《杜诗详注》），正是此意。
尾联“诗罢闻吴咏，扁舟意不忘”写宴席上勾念起作者以前泛舟吴越的记忆，即事作诗。开元十九年（731年），二十岁的杜甫开始了历时四年的吴越之游，他登金陵、下姑苏、渡浙江、游鉴湖、泛剡溪，历览了诸多名胜古迹，领略了江南水乡的无限秀美，反映在杜甫的诗篇如《壮游》，就用大量的笔墨来追忆吴越之游，且充满眷恋、略带遗憾，而想往之情不能自已，如“东下姑苏台，已具浮海航。到今有遗恨，不得穷扶桑”、“剡溪蕴秀异，欲罢不能忘”，再如《夜三首》之一写道：“向夜月休弦，灯花半委眠……暂忆江东鲙，兼怀雪下船”（《题郑监湖亭》），可知吴越之游给杜甫留下了十分美好而深刻的印象，或者简直可以说吴越已经成为他心中的一方乐土。此时此景此地，在相距千里的齐赵之地听到吴音吟哦，杜甫心中很自然地会油然升起一种异样的亲切感，而联想回忆起自己泛舟吴越的情景。《史记》有范蠡乘扁舟游五湖的故事，杜甫若心存此典故，大约也透露他委心自然、形神萧散的人生追求。《夜宴左氏庄》是杜甫早期的作品，尚未为忧愁和烦恼所累，尾联所反映的，也许正是杜甫自然流露出的向往自由的超脱心境。
全诗取象自然而脱俗，林风、纤月、湛露、净琴、暗水、花径、春星、草堂，使诗篇透着隐隐的生气和散着丝丝的野趣；而叙事如检书、看剑、引杯、咏诗，又不辜负风月，极切于情景，可谓良辰美景、赏心乐事，四美毕具；不单如此，再经由杜甫笔夺造化的炼字工夫，用“落、张、流、带”等字将上述意象巧妙地点缀联接，不觉句句清新逼人，妙不可言；而末一联杜甫又用含蓄不尽的笔法点出自我感受，既应景又情真意切，自然容易引起读者共鸣，不禁陶醉在全诗的和谐之美中。《唐诗近体》赞此诗曰：“写景浓至，结意亦远。杜律如此种，气骨有余，不乏风韵。虽雅近王、孟，实为盛唐独步。”全诗结构如《杜诗详注》所说，“时地景物重叠铺叙，却浑然不见痕迹，而逐联递接，八句总如一句，俱从‘夜宴’二字蓦写尽情”，知是丝丝扣题而又浑如天成，最是上乘。此诗确实如杜甫所推崇“诗清立意新”（《奉和严中丞西城晚眺》）的标准，《夜宴左氏庄》称得上杜甫清丽诗篇的典范之作。
其一
梅尧臣、欧阳修对《明妃曲》的和诗皆直斥“汉计拙”，对宋王朝屈辱政策提出批评。王安石则极意刻画明妃的爱国思乡的纯洁、深厚感情，并有意把这种感情与个人恩怨区别开来，尤为卓见。
针对当时的社会背景，王安石歌颂明妃的不以恩怨易心，具有现实意义。当时有些人误解了他的用意，那是由于他用古文笔法写诗，转折很多，跳跃很大，而某些人又以政治偏见来看待王安石，甚至恶意罗织之故。清代蔡上翔在《王荆公年谱考略》中千方百计地替王安石辩解，但还未说得透彻。
明妃是悲剧人物。这个悲剧可以从“入汉宫”时写起，也可以从“出汉宫”时写起。而从“出汉宫”时写起，更能突出“昭君和番”这个主题。王安石从“明妃初出汉宫时”写起，选材是得当的。
绝代佳人，离乡去国，描写她的容貌愈美，愈能引起人们的同情。《后汉书·南匈奴传》的记载是：“昭君丰容靓饰，光明汉官，顾影徘徊，竦动左右，帝见大惊。”江淹《恨赋》上也着重写了她“仰天大息”这一细节。王安石以这些为根据，一面写她的“泪湿春风”，“徘徊顾影”，着重刻画她的神态；一面从“君王”眼中，写出“入眼平生未曾有”，并因此而“不自持”，烘托出明妃容貌动人。所以“意态由来画不成”一句是对她更进一层的烘托。“意态”不仅是指容貌，还反映了她的心灵。明妃“徘徊顾影无颜色”正是其眷恋故国无限柔情的表现。至于“杀画师”这件事，出自《西京杂记》。《西京杂记》是小说，事之有无不可知，王安石也不是在考证历史、评论史实，他只是借此事来加重描绘明妃的“意态”而已。而且，这些描绘，又都是为明妃的“失意”这一悲剧结局作铺垫，以加重气氛。
上面写“去时”，下面写“去后”。对于去后，作者没有写“紫台朔漠”的某年某事；而是把数十年间之事，概括为“一去心知更不归，可怜着尽汉宫衣”。这两句间，省略了“然而犹且”，意思是说：“明妃心里明知绝无回到汉宫之望，然而，她仍眷眷于汉，不改汉服。”
近代学者陈寅恪曾经指出，中国古代所言胡汉之分，实质不在血统而在文化。孔子修《春秋》就是“夷而进于中国则中国之”的。而在历史上尤其是文学上，用为文化的标志常常是所谓“衣冠文物”。《左传》上讲“南冠”，《论语》中讲“左衽”，后来一直用为文学典故。杜甫写明妃也是着重写“环佩空归月夜魂”，这与王安石写的“着尽汉宫衣”，实际是同一手法。杜甫、王安石皆设想通过“不改汉服”来表现明妃爱乡爱国的真挚深厚感情，这种感情既不因在汉“失意”而减弱，更不是出于对皇帝有什么希冀（已经“心知更不归”了），不是“争宠取怜”。因此，感情更为纯洁，形象更为高大。接着又补上“寄声欲问塞南事，只有年年鸿雁飞”，把明妃一心向汉、历久不渝的心声，写到镂心刻骨。梅尧臣也说“鸿雁为之悲，肝肠为之摧”。王安石写得比梅尧臣更为生动形象。
最后，又用“家人万里传”来说，以无可奈何之语强为宽解，愈解而愈悲，把悲剧气氛写得更加浓厚。更妙的是：笔锋一带，又点出了悲剧根源，扩大了悲剧范围。明妃这一悲剧的起点可叙从“入汉宫”时写起。汉宫，或者说“长门”，就是《红楼梦》中贾元春所说的“见不得人的地方”，从陈阿娇到贾元春，千千万万“如花女”，深锁长闭于其中。以千万人（有时三千，有时三万）之青春，供一人之淫欲。宫女之凄凉寂寞，可想而知，而况宫女的失宠与志士的怀才不遇，又有某种情况的类似，所以从司马相如《长门赋》到刘禹锡的《阿娇怨》，还有《西宫怨》之类，大都旨写这一题材，表现出对被侮辱、被损害的广大宫女的同情，或者抒发出“士不遇”的愤慨。唐人“宫中多少如花女，不嫁单于君不知”，早在王安石之前就描写过了，只是说得“怨而不怒”；王安石却多少有点怒了。李壁说：王安石“求出前人所未道”，是符合实际的；至于“不知其言之失”，则是受了王回、范冲等人的影响。王回引孔子说的“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无也”，却忘了孔子也说过“夷而进于中国则中国之”（《论语》）；特别是误解了“人生失意无南北”一句。王回本是反对王安石变法的人，他以政治偏见来论诗，难以做到公允。
其二
首两句写明妃（王昭君）嫁胡，胡人以毡车百辆相迎。《诗经》上有“之子于归，百两（同‘辆’）御（迎接）之”的诗句，可见胡人是以迎接王姬之礼来迎明妃。在通常情况下，礼仪之隆重，反映恩义之深厚，为下文“胡（恩）自深”作了伏笔。其中“皆胡姬”三字，又为下文“含情欲说独无处”作伏笔。
关于明妃对此的反应，诗中写她“含情欲说独无处，传与琵琶心自知”。梅尧臣《依韵和原甫昭君辞》中也说：“情语既不通，岂止肠九回？”他们意思是说明妃与胡人言语也不通，谈不上“知心”，所以哀而不乐。
王安石通过在诗中突出一个细节描绘来表现明妃的“哀”情：明妃一面手弹琵琶以“劝胡”饮酒，一面眼“看飞鸿”，心向“塞南”。通过这一细节，巧妙地刻画了明妃内心的矛盾与痛苦。接着，他又用明妃所弹的琵琶音调，感动得“汉宫侍女暗垂泪，沙上行人却回首”，听者被感动到这个地步，则弹者之内心痛苦自不待言。“哀弦”之哀，是从听者的反应中写出的。
前面是明妃入胡及其在胡中的情况与心情的描写；末四句则是进一步加以分析、议论。这四句分为三层：第一层是“汉恩自浅胡自深”——明妃在汉为禁闭于长门中的宫女，又被当作礼物送去“和番”，所以“汉恩”是“浅”的；胡人对她以“百辆”相迎，“恩”礼相对较“深”。这句讲的是事实。第二层讲“人生乐在相知心”，这是讲人之常情。如果按此常情，明妃在胡就应该乐而不哀了。然而事实却不是这样。这就接入第三层：明妃在胡不乐而哀，其“哀弦”尚“留至今”，当时之哀可想而知。明妃之心之所以与常情不同，是因为她深明大义，不以个人恩怨得失改变心意，而况胡人也并非“知心”。四句分三层，中有两个转折，有一个矛盾，只有把其中曲折、跳宕理清，才能看出王安石的“用意深”及其“眼孔心胸大”处（方东树《昭昧詹言》）。南宋初，范冲“对高宗论此诗，直斥为坏人心术，无父无君”（李壁注解中的话，此据《唐宋诗举要》转引），完全是没有懂得此诗。范冲是范祖禹之子，范祖禹是一贯反对新法的人，挟嫌攻击，更不足据。其实王安石这样描写明妃，这样委曲深入地刻画明妃心事，用以突出民族大义，恰恰是可以“正人心，厚风俗”的，在当时是针对施宜生、张元之流而发的，对后人也有教育意义。
《明妃曲二首》体现出王安石注意刻画人物的特点，从描绘人物“意态”，到解剖人物心理，有渲染，有烘托，有细节描写，相当于是把写小说的一些手法用入诗中。而在“用笔布置逆顺”及“章法疏密伸缩裁剪”等方面，则又是把韩愈、柳宗元等古文家的技法用来写诗。这样，就使诗歌的艺术手法更加多样化，诗歌的表现能力更强。由于两者结合得较好，故虽以文为诗，而形象性并不因之减弱，此诗末四句以形象来进行议论，即其明证。王安石既以小说手法与古文笔法来写诗，读者也就应以读小说、读古文之法来读它，才能读懂诗。
此诗描写了冬至夜晚作者在邯郸驿舍的所思所感，表达了作者的孤寂之感和思家之情。全诗语言质朴无华而韵味含蓄，构思精巧别致，运用想象等手法，表现出淡淡的思乡之愁以及浓浓的怀亲之意。
“邯郸驿里逢冬至，抱膝灯前影伴身。”纪实，侧面写“思家”。第一句叙客中度节，已植“思家”之根。在唐代，冬至这个日子，人们本应在家中和亲人一起欢度。但是如今作者在邯郸客店里碰上这个节日，不知如何是好。第二句，就写作者在邯郸客栈里过节的情景。“抱膝”二字，活画出枯坐的神态。“灯前”二字，既烘染环境，又点出“夜”，托出“影”。一个“伴”字，把“身”与“影”联系起来，并赋予“影”以人的感情。只有抱膝枯坐的影子陪伴着抱膝枯坐的身子，作者的孤寂之感，思家之情，已溢于言表。
“想得家中夜深坐，还应说着远行人。”运用想象，正面写“思家”。后两句笔锋一转，来个曲笔，不直接写自己如何思家，而是想象家人冬至夜深时分，家人还围坐在灯前，谈论着自己这个远行之人，以此来表现“思家”，使这种思乡之情扩大化，真实感人。其感人之处是：他在思家之时想象出来的那幅情景，却是家里人如何想念自己。这个冬至佳节，由于自己离家远行，所以家里人一定也过得很不愉快。当自己抱膝灯前，想念家人，直想到深夜的时候，家里人大约同样还没有睡，坐在灯前，“说着远行人”。具体“说”了什么，作者并没有指明，这就给读者留下了驰骋想象的广阔天地。每一个享过天伦之乐的人，有过类似经历的人，都可以根据自己的生活体验，想得很多。作者没用华丽的词句，没有玩弄过多的艺术技巧，而用平实质朴的语言，却把思乡之情表现的淋漓尽致。
《邯郸冬至夜思家》没有精工华美的辞藻，没有奇特新颖的想象，只是用叙述的语气来描绘远客的怀亲之情。其佳处，一是以直率质朴的语言，道出了人们常有的一种生活体验，感情真挚动人。二是构思精巧别致：首先，诗中无一“思”字，只平平叙来，却处处含着“思”情；其次，写自己思家，却从对面着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