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时文人墨客常常借酒抒怀，使得酒成就了“钓诗钩”的美名。这篇《殿前欢》正是卢挚乘着酒兴挥洒而成的作品。这首小令写作者携酒游山，任性自然之乐。曲子开篇就带浓浓醉意，而后极力渲染率情任意的醉翁之态，意态飘逸。
“酒杯浓。一葫葫春色醉山翁，一葫葫酒压花梢重。”开篇三句渗透着浓醇的酒香，满目春色尽在酒中。醉后的卢挚品味出欧阳修“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也。山水之乐，得之心而寓之酒也”的意趣来。一杯接一杯的美酒，蕴藏着生机勃勃的大地和花枝叶茂的美景。酒“钓”出了春景和醉趣，作者将酒葫葫挂在枝丫上，显示出自己率真自然的醉翁情态。不仅作者自己如此，连书童也兴致高昂：“随我奚童，葫葫干、兴不穷。”两人就算喝尽了葫葫中的美酒，兴致也依然高昂。这时候酒已非必要的存在，作者因酒兴而诗意大发，畅游山水间，忘记了俗世的杂念，变得无拘无束。
“谁人共，一带青山送。”此时他已与自然融为一体，达到物我合一的境界，于是有了“乘风列子，列子乘风”这样的妙句。列子名列御寇，是传说中得道的“至人”，是“任真脱俗”的代表。此处借用列子的故事来表现自己饮酒之后所达到的冲而不薄，淡而有味的精神境界。卢挚正如其笔下的醉翁一般，既不追求“桃花源”式的理想，他所表现出来的超然也并不是另有寄托，别有怀抱。官运尚算亨通的他，并没有矫揉造作地强诉愁思，而是表达一种纯净无忧的情怀。他饮酒不是为了排解忧郁，而是为了享受独酌的乐趣。以“酒”贯穿全篇，是这首小令的特色。卢挚处处将情绪的表达与“酒兴”结合起来，使整首曲子读来酣畅淋漓。最后两句句式反复，又增加了几分洒脱之趣。
卢挚是元代早期散曲作家“清丽派”有影响的人物，但他的“清丽”还没有像以后散曲那样过多地向词靠近。此曲体现了散曲特有的灏烂放达之趣。如“葫葫”一词在全曲中重复出现三次，这种情况是作诗词的大忌，然却是散曲特有的风味。这种以“葫葫”为语脉串通全篇，紧扣“酒杯浓”层层递进展开的作法颇得酣畅爽快的曲旨。而曲尾颠倒反复的句式更增加了全曲的洒脱之趣。此外，清丽之中而兼豪放，也是疏斋散曲的一大特色，此曲以“清”为里，以“放”为面，作者是在“我”的抒展中进入“冲虚”之境的。这种悠远和安宁与诗词大多以一种含蓄的内向深化而进入“超然”之境迥异其趣。
《醉翁亭记》是一篇优美的散文。文章描写了滁州一带朝暮四季自然景物不同的幽深秀美，滁州百姓和平宁静的生活，特别是作者在山林中与民一齐游赏宴饮的乐趣。全文贯穿一个“乐”字，其中则包含着比较复杂曲折的内容。一则暗示出一个封建地方长官能“与民同乐”的情怀，一则在寄情山水背后隐藏着难言的苦衷。正当四十岁的盛年却自号“醉翁”，而且经常出游，加上他那“饮少辄醉”、“颓然乎其间”的种种表现，都表明欧阳修是借山水之乐来排谴谪居生活的苦闷。作者醉在两处：一是陶醉于山水美景之中，二是陶醉于与民同乐之中。
全文共四段，条理清楚，构思极为精巧。
此文第一段写醉翁亭之所在，并引出人和事。分五步突出醉翁亭。首先以“环滁皆山也”五字领起，将滁州的地理环境一笔勾出，点出醉翁亭座落在群山之中。作者纵观滁州全貌，鸟瞰群山怀抱之景。接着作者将“镜头”全景移向局部，先写“西南诸峰，林壑尤美”，醉翁亭座落在有最美的林壑的西南诸峰之中，视野集中到最佳处。再写琅琊山“蔚然而深秀”，点山“秀”，照应上文的“美”。又写酿泉，其名字透出了泉与酒的关系，好泉酿好酒，好酒叫人醉。“醉翁亭”的名字便暗中透出。然后写醉翁亭，“行六七里，峰回路转，有亭翼然”，照应上文“蔚然而深秀”，可看出醉翁亭座落在山清水秀的最佳位置上。为下文的活动安排了一个优美独特的背景。作者接着转向叙事抒情，用两个短句自问自答，道出亭的来历：“作之者谁？山之僧智仙也。名之者谁？太守自谓也。”同时点出“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也。山水之乐，得之心而寓之酒也”。说明“醉翁”二字的深意，把景与情直接联系起来。这段层与层间过渡巧妙，由山而峰，由峰而泉，由泉而亭，由亭而人，由人而酒，由酒而醉翁，再由“醉翁之意不在酒”引出“山水之乐”这一全文的核心命意。句句相衔不着痕迹，给人完整的“山水之乐”印象。
第二段，分述山间朝暮四季的不同景色。作者先用排偶句“日出而林霏开，云归而岩穴瞑”描绘出山间两幅对比鲜明的朝暮画面。接着用“野芳发而幽香，佳木秀而繁阴，风霜高洁，水落而石出者，山间之四时也”一句话概括了山间春、夏、秋、冬四季的不同风光，一季一幅画面。“朝而往”以下四句是小结，作者直接抒发了自己被美景陶醉的欢乐心情。“四时之景不同，而乐亦无穷也”，这是上一段总写“山水之乐”的具体化。这里用对偶句描写，散句收束，抑扬顿挫，音韵谐美。
第三段写滁人的游乐和太守的宴饮。此段描写由景物转移到人事上。先写滁人之游，描绘出一幅太平祥和的百姓游乐图。游乐场景映在太守的眼里，便多了一层政治清明的意味。接着写太守设宴，众宾宴饮之乐。宴席丰盛而充满野趣，众宾起坐喧哗，乐不可支。太守乐中酒酣而醉，此醉是为山水之乐而醉，更为能与吏民同乐而醉。体现太守与下属关系融洽，“政通人和”才能有这样的乐。
第四段，写宴会散、众人归的情景。“然而禽鸟知山林之乐，而不之人之乐；人知从太守游而乐，而不知太守之乐其乐也。”作者巧妙地用禽鸟之乐衬托游人之乐，又以游人之乐衬托太守之乐。但太守之乐与众不同，不是众人所能理解的。作者并没有袒露胸怀，只含蓄地说：“醉能同其乐，醒能述以文者，太守也。”此句与醉翁亭的名称、“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前后呼应，并与“滁人游”、“太守宴”、“众宾欢”、“太守醉”联成一条抒情的线索，曲折地表达了作者内心复杂的思想感情。
在艺术手法上，这篇文章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意境优美
好的散文应为诗，要创造优美的意境。所谓意境包含着意和境两个方面的范畴，它是浸润着作者主观感情的艺术画面。优秀的散文应该有风光绮丽的图画美，给读者独特的审美感受，以悦目而致赏心。《醉翁亭记》的思想意脉是一个“乐”字，“醉”中之乐，它像一根彩线联缀各幅画面。而“醉翁之意不在酒”， “在乎山水之间也”。放情林木，醉意山水，这是作者的真意。散文立意犹如设了张本，作者就根据这样的“意”写了秀丽的“境”，从而达到情与景的交融，意与境的相谐。作者是从这样几方面濡笔，描绘散文境界的。
山水相映之美。在作者笔下，醉翁亭的远近左右是一张山水画。有山，有泉，有林，有亭，然而作者又没有孤立用墨，而是交织一体，既各尽其美，又多样统一。“蔚然而深秀的琅琊山，风光秀丽，迤俪连绵，苍翠欲滴。群山作为背景，一圈环绕而过。林深路曲，泉流弯旋，则“有亭翼然临于泉上”。这样山与泉相依，泉与亭相衬，一幅画中山水亭台，构成诗一般的优美意境。
朝暮变化之美。“日出而林霏开，云归而岩穴暝，晦阴变化者，山间之朝暮也”。写出了醉翁亭早晚变化的优美景色。由于早晚不同，则作者运笔的色调、气氛有别。早晨有宁静之状，清新之息，傍晚则有昏暗之象，薄暮之气。作者对景色变化的观察既深且细、笔触如丝，以不同的景象写出了相异的境界。
四季变幻之美。“野芳发而幽香，佳木秀而繁阴，风霜高洁，水落而石出者，山间只四时也”，描写了四季景物的变化。芳草萋萋，幽香扑鼻是春光；林木挺拔，枝繁叶茂是夏景；风声萧瑟，霜重铺路是秋色；水瘦石枯，草木凋零是冬景。变化有致，给人不同的美学享受。四幅画面相互映衬，春光如海映衬了秋色肃杀；夏日繁茂映衬了冬景寒洌。
动静对比之美。文中先说景物与景物之间的动静对比。蔚然壮秀的琅琊山是静态，潺潺流淌的酿泉水是动态，山色苍郁悦目，泉声琮琮动听，相映成趣。“树木阴翳，鸣声上下”，树木之境对比出百鸟啁啾之动，相得益彰。“已而夕阳在山，人影散乱，太守归而宾客从也”是景物与人物间的动静对比。“觥筹交错，起坐而喧哗者，众宾欢也。苍颜白发，颓然乎其间者，太守醉也”。以众宾喧哗之动，对比出太守颓然之静，生趣盎然。
结构精巧
金线串珠。《醉翁亭记》虽然时而山色露布卷面，时而水流泻进画幅，时而人情喧于纸上，看似散，其实一点儿也不乱。首要的原因是作者手中有一根金线。这根金线就是作者的主观感受——“乐”，醉中之“乐”。正因为如此，文章的起、承、转、合，就无不统摄于作者主观感受和体验的波澜起伏。写山水，是抒发“得之心”的乐；写游人不绝路途，是表现人情之乐；写酿泉为酒，野肴铺席，觥筹交错，是表达“宴酣之乐”；写鸣声宛转，飞荡林间，是显示“禽鸟之乐”，更是为着表现太守自我陶醉的“游而乐”。欢于万物，乐在其中，全文因景生乐，因乐而抒情，这样，行文走笔，一路写出，围绕个“乐”而展开，就不是断片的杂碎，而是统一的整体，犹如穿千颗珠玉缀在金线之中，收万道阳光凝于聚光镜上。也正因为有聚光点，有主骨架，文笔的散反而会转化成一种特色，显得运笔从容，左右逢源，越是散越是丰满了散文的血肉，增添了散文的生机，增强了散文的内容。
曲径通幽。《醉翁亭记》中有这样一句话：“峰回路转，有亭翼然。”借用这句话来形容这篇散文的结构特色是很恰当的。作者写四时晨昏的不同景物，五光十色的琅风貌，可谓匠心默运，苦意经营。作者为写出醉翁亭的位置，颇下一番心思，他不是径直言之，而是曲折写来。文章一开始敷设了五层笔墨，“环滁皆山”，一层；“西南诸峰”，一层；深秀“琅”，一层；潺潺泉水，一层；“有亭翼然”，一层。五层笔墨不是均衡用力，平分秋色，而是层层烘染，步步进逼。先用大镜头、长镜头，然后推成小镜头、短镜头，最后跳成特写，不平不直，九曲回肠。先用概描，写滁州山景，大笔淋漓。下一“尤”字，文章迭进，带出“西南诸峰”。再着一“望”字，视线集中琅。用毕视觉，跟后就用听觉，“水声潺潺”，于是酿泉入画。尔后，用一“回”字，着一“转”字，醉翁亭才赫然在目，进入卷面。作者在用笔时，好像围野狩猎，逐渐圈小区域。这样不仅让人们了解到醉翁亭之所在，而且通过层层烘托，突出了它的美。如此描写，便使“亭”非比寻常；如此用笔，便使“文”不同凡响。再如文章结尾处，作者为了突出“太守之乐”，也是用的层层烘托的笔法。用禽鸟之乐，反衬众人之乐，再用众人之乐，反衬出太守之乐。这样，太守之乐就在众多的烘托下被推到峰颠，显示出主观感受和体验的高人一筹。
呼应有方。前有伏笔，后必照应；藏墨于首，显豁于尾，是《醉翁亭记》结构安排的第三个特点。文章一开始写道：“名之者谁？太守自谓也。”但太守又“名之者谁”暂按不表，埋下伏笔，催人卒读。直到文章刹尾处，才端示：“太守谓谁？庐陵欧阳修也。”奏到首尾相照之效。再如“太守乐”呼应了“山水之乐”，乐从山水来，太守乐就有了根据。“苍颜白发，颓然乎其间者，太守醉也”照应了“太守与客来饮于此，饮少辄醉，而年又最高”，年事既高，又放情山水，太守醉就有了着落。又如“夕阳在山，人影散乱”，纷纷离去，是因为时令已晚，这便跟前文的“暮而归”又恰成照应，把这句话具体化了。处处注意呼应照应，就使文章的内在结构经纬分明，严谨周密。
语言出色
《醉翁亭记》的语言极有特色，格调清丽，遣词凝练， 音节铿锵，臻于炉火纯青之境，既有图画美，又有音乐美。
首先，《醉翁亭记》的语言高度概括，含义丰富。最突出的是，作者在本文中首创的“醉翁之意不在酒”“水落石出”，已被同时代和后来的作家所用，例如苏轼在著名的《后赤壁赋》中写秋冬之交的江上景色，就直接借用了“水落石出”一词。又由于作者用词精当，词句的概括内容很广，因而“醉翁之意不在酒”“水落石出”已演变成稳定性强、规范性高的成语，发挥了它们的引申意义。
其次，《醉翁亭记》的语言凝练精粹，晶莹润畅。这是作者善于观察事物，精辟地捕捉对象的本质特征并加以提炼的结果。例如写晨昏景象之异，只用两句就概括殆尽：“日出而林霏开，云归而岩穴暝。”林、岩、晨气、暮霭，均是山间习见之物，以此下笔，切景切境。同时，“出”“开”联属，“开”是“出”的后果。“归”“暝”联属，“归”是“暝”的前提。动词的出神入化，互为因果，使变化着的山景逼真欲现，恍若在即。又如写四季景物，作者独到地捕捉了富有季节特点的典型情景，以“香”言春，以“繁”状夏，以“洁”喻秋，以“水”写冬，无不情状俱到，精确熨贴。再如“树木阴翳，鸣声上下”，前句写色，后句传声，兼声兼色，寥寥八字便把薄暮情景表现无遗。还如“有亭翼然”，仅譬一喻，亭的形状、风貌便画出来活像鸟儿展翅，凌空欲飞。滤沏文词水分，浓缩语言容量，使之片言能明百意，只字足敌万语，达到妙造精工的地步。
再次，《醉翁亭记》的语言抑扬抗坠，铿锵悦耳。全文几乎用“也”收束句尾，又一贯通篇，毫无赘烦之弊，反有灵动之妙，具有一唱三叹的风韵。它虽是散文，但借用了诗的语言表现形式，散中有整，参差多变。他安排了不少对句，使句式整饬工稳。
作者虽受骈文影响，但非食而不化，乃是有所创造，融化到笔底，又自然天成。不做作，不矫饰。
奠定了左思在中国文学史上地位的八首五言咏史诗，为历代传诵的名篇佳什。左思一生，虽然“良图”变成了梦想，志向没有得到伸展，但并没因此向权贵俯首，滚进污淖之中，却是断然割断俗念，“归隐田园”，洁身自好以终。而写于早年的《咏史八首》，成了左思平生思想、节操的写照，研究左思的重要资料。
《咏史八首》的具体写作时间难以断定。仅从诗提供的情况看，大体可以说写在左思入洛阳不久，晋灭吴之前。诗中写到左思在洛阳的生活以及这种生活所形成的特有感情。左思是因为他的妹妹左棻被选入宫而举家来到洛阳的。公元二七三年（晋武帝泰始元年），晋武帝选中级以上文武官员家的处女入宫，次年又选下级文武官员及普通士族家的处女五千人入宫。左思的父亲为殿中侍御史。左思入洛阳的时间，大体可以断定在公元二七三年以后。左思来到洛阳，主要是想展示自己的满腹经纶，以期取得仕途上的畅达，为实现自己的政治思想铺平道路，结果却是不尽如人意。左思从谋求仕途所遭遇的种种坎坷、艰难，了解到晋的政治腐败，并反映在《咏史八首》诗中。这些诗也不能说是左思居洛阳很久才写成的。诗中有“长啸激清风，志若无东吴”（其一）句。晋灭东吴，是在公元二八〇年（晋武帝太康元年），《咏史八首》写在公元二八〇年以前，则是肯定的。
左思借咏史以言志的是：“左眄澄江湘，右盼定羌胡。功成不受爵，长揖归田庐。”（其一）左思的动机，是否诚如他所说的那样纯洁、信美，是需要做出具体分析的。然而统一中国，安定局势，是当时提出的历史任务。汉末豪强与军阀割据混战，破坏了社会经济的发展，给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之后，三国鼎立的局面，尽管消灭了许多小的割据者，为全国的统一创造了有利的形势，但距离全国统一时日尚远。三国后期，崛起于魏的司马氏集团，成了全国统一趋势的新势力的代表。公元二六五年，晋政权正式成立后，为全国的统一创造了有利条件，同时司马氏集团也急切于在全国的统一中来巩固自己的统治。夺取东吴，荡平边境内的骚乱势力，成了上下一致的呼声。生活在这样历史条件下的左思，为形势所推动，有志于全国的统一，并借以造就自己事业的思想，大概不是一天产生的。只是到了洛阳，对天下形势有了更清楚的认识，在心底酝酿了很久的思想才成熟了，爆发了，寄托在自己的诗篇中。过去的一些论者谈及左思的思想时，指出左思有很强的“功业心”，这无疑是正确的。然而还必须把左思的这种“功业心”放到具体的历史条件下去考察，确定哪些是时代所赋予的内容，哪些是阶级的立场所决定的内容，这样才能更明晰、更准确地评价左思的思想。
有着致力于全国统一抱负的左思，并非徒作大言，纸上谈兵，而是做了许多切实的准备的。其中最重要的是如他所说的：“畴昔览穰苴”（其一），即读军书兵法。在封建社会中，习文秉武，虽然并非什么罕事，然而在士族社会制度中，却是需要一定的勇气的。魏晋期间，士族制度占据着统治地位。士族以“积世业儒”为贵，左思出生在一个世代业儒的下层士族之家，不能不受到这种腐朽观念的影响。但他能够打破世系门第观念的束缚，立志到疆场上去，在实现祖国统一的事业中觅取个人的功名，这是可贵的。而且，随之左思居住洛阳，见闻到“边城苦鸣镝，羽檄飞京都”（其一）的情况，更是急不可捺，跃跃欲试。尽管左思自知自己的军事才能象铅刀一样的钝，然而能为祖国的统一事业，即使有一割之用，也是能慰自己平生志向的。
但是，左思美好的愿望遭到了士族制度的压抑和摧残。晋实行“门选”制以维护士族集团的利益，从而造成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的局面。更有甚者，一些门第观念很强的士族，对于文章的品评也是以门第的高低来决定弃取的态度。《晋书·左思传》记载着这样一则故事：陆机听说左思构思《三都赋》，抚掌大笑，在与他的弟弟陆云的信中说：“此间有伧父，欲作三都赋，须其成，当以覆酒甕耳。”后来由于司空张华的推崇，他的赋才得以大出其名。左思的门第寒下，虽然才高志清，却很难能冲破士族制度的坚硬厚壳而在政治上有所作为。冷酷的现实，使左思献身无门，报国无期，怀着无限的愤慨。《咏史》其二，正是他这种愤慨的写照。诗中，他把像自己一样才高位卑的寒门子弟，喻作生于涧底的松柏；把依赖祖业居于要津的才劣质拙的士族纨绔子弟，喻作长于山顶的柔弱的小苗。松质柏节似的人才，受到柔条弱枝般的人的遮挡，其原因为“地势使之然”，是士族制度本身造成的。然而士族制度，又是“由来非一朝”。汉张汤、金日磾的子孙，凭借着先人的荫德，数代都享受着极大的尊荣。而奇伟出众的冯唐，直到白首仍未受到重用。在此，左思不仅把犀利的批判锋芒，直指当时的社会现实，还批判了以往的士族制度。在肯定的对象与否定的对象对比之中，使诗对士族制度的揭露，更加显得有力。
在功名利禄到来之时，左思毅然却步了，在《咏史八首》诗中读者可以寻找到理解其原因的线索。左思居住在洛阳，面对着“落落穷巷士，抱影守空庐”（其八）的情景，愧恨交加，认识到自己来洛阳是一次失足。因此自责自惭地说：“自非攀龙客，何为忽来游？”他想步许由的后尘：“振衣千仞岗，濯足万里流。”（其五）虽然想做段干木、鲁仲连式的人物，“当世贵不羁，遭难能解纷。”（其三）但是，晋司马氏统治集团内部的相互残杀，愈演愈烈；这里又没有象魏文侯、平原君那种礼贤下士的人物。况且腐败的政治，残酷的杀夺，使荣枯盛辱瞬息万变。“俯仰生荣华，咄嗟复雕枯。”在这样的时代，“饮河期满腹”的偃鼠，“巢林栖一枝”的鹪鹩，“可为达士模”（其八）。弃却富贵，退居乡里，以求洁身自好，成了左思的必然道路。田园生活，远离杀夺中心，使左思怡然自得，乐陶其中（见《招隐》之二）。但是左思心情并不平静：“高志局四海，块然守空堂。壮齿不恒居，岁暮常慨慷。”（《杂诗》）又可见左思选择退居乡里的道路，是不得已而为之的，是有着无限的悲凉与凄怆的。
就是这样，左思的《咏史八首》以它所特有的深厚社会内容，熔铸着左思的平生理想，奠定了它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坚实地位。另外，《咏史八首》在艺术上也有着它特出的地方。
第一，力矫太康颓靡文风，承继建安雄健骨力。
晋初太康文坛上，总的创作倾向是：刻意摹仿古人作品，很少结合现实实际；追求辞句华丽和对偶的工整，形成了绮靡浮泛的形式主义风尚。在这种颓风面前，左思则独树旗帜，以《咏史八首》为代表，继续发扬了建安文学“以情纬文，以文被质”的优秀传统。虽然以咏史名篇，不是左思首创，但左思能从现实生活出发，精心选择史实，巧妙地融汇进自己的思想、情感，借咏史以抒情，借抒情以讥世。这不仅突破了前人咏史诗只限于一事，“堆垛寡变”的局限，而且与太康文学刻意摹仿古人、脱离现实的形式主义倾向分庭抗礼。钟嵘说，左思的《咏史八首》“文典以怨，颇为精切，得讽喻之致。”是很符合左思诗的实际的。在艺术形式方面，《咏史八首》并非不注重，诗人从华丽之中求朴拙，于浮泛之外求深蕴，质朴自然，奔放沉郁，绝少雕镂的痕迹。综上两个方面，钟嵘称赞左思创造了一种独特的“左思风力”（《诗品》）。王夫之则说：“三国之降为西晋，文体大破，不绝于来兹者，非太冲其焉归？”（《古诗评选》卷四）这些评价是公允的。
第二，才志结合，浑然一体。
陈祚明曾说：“太冲一代伟人，胸次浩落，洒然流咏。似孟德而加以流丽，仿子建而独能贵简。创成一体，垂示千秋。其雄在才，而其高在志。有其才无其志，语必虚矫；有其志而无其才，音难顿挫。”（《采菽堂古诗选》卷十一）陈祚明指出左思成功的原因，在于才志结合，是很对的。左思的艺术才能，使《咏史八首》，每首都可以独立，并能体现出一定的社会意义；同时用一根高洁理想、情操的金缕线，把首首串连在一起的，浑然一体，内在结构紧密使之不可分割。其一，正面畅抒自己的理想，可谓全组诗的总纲；其二，写遭受门阀制度的压抑而产生的悲愤之情；其三，表示要以段干木、鲁仲连为榜样，另僻蹊径，以期报国；其四，写自己甘于孤寂专心著述，成就自己；其五，再写此路不通，而想追奔许由；其六，赞誉荆轲，借以披露情怀；其七，从历史上许多英俊人物沈埋下僚，以慰心中的不平；其八，写社会的黑暗，决心避世，求洁身自好。这些作品中，思想情感似滔滔江水，奔泻翻腾；又似九曲黄河，曲折回环，一咏三叹，反复宛转。慷慨悲壮之中，有细腻旖旎；低音纤气之内，又挟滚滚沉雷。左思把丰富多变的思想感情，分别写在各首之中，恰似一个巨手巧匠把颗颗散珠组成一个完整精美的花环。因而《咏史八首》“遂为古今绝唱”（胡应麟语），在中国文学史上，咏史诗体同左思的名字便紧紧联起来了。
作为封建阶级文人的左思，又处在黑暗险恶的政治环境之中，他所写的《咏史八首》不可能不打上鲜明的阶级烙印，不能不留下他那个时代所给他的影响，如消极避世的思想，虚无无为的思想。读者不能因为左思的《咏史八首》有着丰富的精华而对其所含有的封建性的糟粕，尽管相比之下份量很轻，而有所忽视。
词的上片极尽夸张之能事，描摹舞女的轻盈体态；下片前两句则侧重于对其风韵的刻画，末二句尤为传神之笔，将眉目传情的微妙动作，以及“舞错《伊州》”而不知的忘情举动刻画得淋漓尽致，栩栩如生。该词词语简洁，典故妙用，夸张铺垫，情意缠绵，结尾处尤有无穷语意。
作为辛派词人的代表之一，刘克庄的词一向以豪放见长。但词人也并非不会婉约，而是不欲而已。偶为婉约之词，情意款款，自然又是一首佳作。比如这首《清平乐》，置于婉约词中，几不可辨识，以为又是哪一位多情妙手的快意所为。
南宋时期上流社会有蓄家姬的风气。这首词所描写的就是一个以歌舞佐酒的家姬。一开始一束素绢比舞姬的纤腰，抓住了作为舞姬最重要的因素。由此
开始，上半阕四句，句句使用夸张。刘勰《文心雕龙·夸饰》说夸张“可以发蕴而飞滞，披瞽而骇聋”。夸张手法在突出事物的特点方面，刻画得更有力。此外，这四句中有三处典故：“宫腰束素”用宋玉《登徒子好色赋》中“腰如束素”，原句是描写一个据宋玉自己说是天底下最美丽的女子的。
“好筑避风台护取”用赵飞燕的故事，据说赵飞燕体质轻盈，汉成帝恐其飘翥，为制七宝避风台。“惊鸿飞去”用曹植《洛神赋》里写洛神的句子“翩若惊鸿”。这三个成句全是写最美的女子的，用这些典故来写舞姬，自然上半阕的真正含义，就不只是写其的体态轻盈了。
“一团香玉温柔，笑颦俱有风流”两句在继续作形态方面描绘的同时，开始着力烘托舞姬的精神风韵，上下两片之间在这里得到了自然地过渡。同时，这两句对舞女风韵正面、概括的描写，也给结尾两句作了最好的铺垫。
“贪与萧郎眉语，不知舞错《伊州》”（萧郎，泛指为女子所爱恋的男子。《伊州》，舞曲名）两句，《词旨》推为“警句”，好在哪里？首先，“萧郎”在词中即指作者自己，亦或他人，彼此眉目传情，销魂荡魄之际，舞姬竟然舞错了《伊州》曲，其情其景，焕然生动，如在目前。其次，词的前面部分都是对舞姬的客观描写，到此作者才把自己融入其中。因为作者主观情感的融注，也就更加曼妙迷人了。
刘克庄词多写人民疾苦和对祖国命运的关注，多有慷慨大江东去的气概，很少剪红刻翠之辞。因此，不少评论家以为克庄词缺少含蓄微婉的力量。这阕词写粉黛，叙歌舞，读来虽不乏明快之感，但情绪缠绵，措词轻艳，结尾处尤有无穷余意，当可代表刘克庄词风的另一个侧面。
全文不过三百来字，熔描绘景物、凭吊前贤、抒发感慨于一炉。篇幅虽短，情韵生动，充分体现出姚鼐散文记事明晰、文字雅洁，惜墨如金而又余味悠长的风格特点。
作者首先扼要交代了出游经过以及留宿双溪张英墓舍的缘由。由于“大雨溪张，留之累日”，故得以从容观赏双溪景色：“松堤内绕，碧岩外交，势若重环”茂密的松树郁郁葱葱，苍绿色的山岩重重叠叠，互相掩映，蔚为壮观。加之云气弥漫，烟雨朦胧，呈现出千变万化的情态。在作者的笔下，双溪一带景色犹如一幅酣畅淋漓的水墨山水画，令人陶醉。
置身这优美的环境中，作者情不自禁地凭吊起乡人引为骄傲的前贤张英宰相。想当年，张英以自己的才干辅佐康熙帝，深受器重，退休归乡颐养天年，康熙帝亲赐“双溪”二字，优游自适，寄情山水。君臣遇会，谓为盛事。
文末，作者联系自己的思想、抱负抒发情怀，流露出对乡先辈遣风的无限钦慕之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