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浅近自然的语言写景抒情,但琢磨很细,意脉完足,有一种亲切流畅的风格。首二句是欧阳修很得意的。据《苕溪渔隐丛话》引《西清诗话》,他曾对人说:“若无下句,则上句不见佳处,并读之,便觉精神顿出。”后人也说它“起得超妙”。这两句一果一因,语气连贯;次序上先以“疑”领起,引出对于“疑”的解释,因此显得有波折而不平板;另外,它还寓含着诗人在受贬谪时期待和失望的心情。所以,虽说是有如口语的句子,其实写得很讲究。全诗的关系,也是一联紧接一联,意脉含蓄而绵细。唐人律诗多用平列的意象、断续或跳跃的衔接,欧阳修则力图将八句诗构成流动而连贯的节奏,这无疑是唐诗之后的一条新路。
这首《戏答元珍》是欧阳修的律诗名作,此诗作于宋仁宗景佑三年(1036年)。此年欧阳修因事左迁峡州夷陵(今湖北宜昌)县令,与峡州军事判官丁宝臣(字元珍)交好。丁曾有诗赠欧阳修,欧阳修乃于此年作诗以答。此诗首联写山城荒僻冷落;颔联承前细写山城荒凉之景,写出残雪累累、寒雷殷殷中蕴孕的生机一片。后两联抒情。颈联写作者多病之身在时光变迁、万物更迭中产生的客子之悲;尾联写自己早年作客洛阳,稔熟洛阳牡丹,今日山城野花虽晚,但自己全不在意。欧阳修在这样一首普通的诗中表达了决不屈服的昂扬之志,道出了作者哲理性的人生思考。正是在这一点上,欧阳修的这首诗体现了宋诗注重理趣的革新特征。
这首五言古诗共一十二句,四句一段,可分三段。诗中,藉个人升沉,体察世态炎凉,且以感物感时为体己的诗人李贺,特别以“铜驼悲”为塑造、为象征,来咏人物之衰、盛世盛时不在,以为世人处世处事之警策也。
诗中第一段四句所记,乃诗人以落魄者的身份与心情即为悲剧主角亦为精神主观,一方面企图藉赴洛阳牡丹花会赏花送春以为伤痛不平之聊慰,另一方面再藉“悲铜驼”为感时思物,并拟人体己作《铜驼悲》以为郁闷心情之排遣,合而旨在可藉相应符号个涵历史意蕴地形象展示来收达观人生、达观自然、达观历史、超越自我之效也。姚文燮注曰:“落魄寻花,无聊情绪,作曲送春,时去不复,致来铜驼之悲也。”是说不免有曲解诗人所怀的“悲剧情结”,及其相应的“感伤主义”,在艺术审美上所深层具有积极性的精神本质,其实绝不可能出于“无聊心情”之嫌。或者换言之,诗人届时所以特别能以汉铸铜驼为艺术观照与塑造对象,但藉“悲铜驼”再作《铜驼悲》,好拿自己的主观精神来把本来无生命、无感情、无精神的古物铜驼,当做时代更迭之鉴证,一并拟人赋予它之形象与符号以相应的意义。
诗中第二段四句,诗人禀其独有的人生苦短之感与历史苍凉之慨,先拿桥南紫陌骅骝骄骋繁华之地,与北邙前贤亡灵归葬陵墓蒿荒之地为对照,复拿四会道街之畔贵客正豪饮高会,与所立铜驼因阅历已作而不胜变迁之感为景致观照,以作承转,共同来射人生生与死之短暂,并射历史繁荣与衰败之轮回,好发人为之深思深醒也。
诗中第三段四句,合而来说人生在世,生命的脆弱无助,命运的作踹作难,诚然一如烛光临风,随时有可能或因灯油熬尽而自行熄灭,或因风而被猛然吹灭,但是人生自我设计、自我奋斗、自我实现的要义,却总是应在要以“生世莫徒劳”为志向,但为认识真理与坚持真理,一并引坚韧不拔、百折不回的道德修养为不离。离此者,必不能真正体验个涵在“厌见桃株笑,铜驼夜来哭”这一不失“悲观主义”精神色彩之诗句中,自被大理想、大失望、大破灭、大悲哀、大寂寞所嚼烂了的诗心,及其悲剧人生的积极精神意义。
全诗二十二句,离合成“鲁国孔融文举”六字。表示孔融字文举,鲁国(国相当于郡)人。每四句为一单位,离合成一新字,六字本应二十四句,但因“文”是独体字,只离不合,故只二十二句。
具体离合情况,以前四句为例。第一句渔父屈节,看不出要离哪一个字。第二句水潜匿方,才暗示“渔”字的偏旁“水”潜藏了,离得“鱼”字。第三句与时进止,第四句出行施张,暗示“时”(汉碑作“旹”)字的偏旁“出”(近似)远行了,离得“日”字。“鱼”与“日”合成“鲁”。以下五字,照此类推。值得注意的是古今字体不同,今又繁体简化,加上诗人又持灵活态度,故今天离合,不免有些困难。
这种离合诗,类似于春秋时代的廋辞,战国时代的隐语,魏晋至今的谜语、灯谜,在文化娱乐活动中,颇能引人入胜。
“诗言志”(《尚书·尧典》),“发乎情”(《毛诗序》)。严羽《沧浪诗话》据以重申:“诗者,吟咏情性也。”此篇离合体既是篇幅不短的四言诗,其中又有“我”,自然表达了诗人的情志。《文心雕龙·谐隐》云:“古之为隐,理周要务”,意思是它的用意同国家大事结合得很紧。细绎这诗,确是如此。诗人虽“遁辞以隐意”,但由于“志在靖难”,仍然情见平辞。
从《后汉书》本传看,诗人初入仕途,即检举中官亲族,陈对罪恶,言无阿挠。后居九列,则对曹操书疏倨傲。时人脂习与融相善,每戒融刚直,责令改节,也没听从。此诗“与时进止”,“隐曜”、“韬光”,似乎不是出自诗人之手。但事物往往是复杂多变的。郗虑承望曹操风旨,以微法奏免融官。诗人要矢志不渝,就只能改变斗争策略和方法,以退为进,这即此诗的主旨。可以推测,此诗的创作时间,应在公元207年(建安十二年)即其免官三年以后。
开头四句,提纲挈领,宣示了今后的斗争策略。屈节即折节,他觉得应该折节易行,像渔父一样在水乡潜藏,隐匿方直个性。不是长往而不反,“与时进止”,时机一至,还得“出行施张”,大展“靖难”素志。《易·乾·文言》:“与时偕行”。又《艮·彖辞》“时止则止,时行则行,动静不失其时,其道光明”。两句秉承《周易》哲理,作为指导今后行动的纲领。“吕公”四句,用吕尚隐钓渭滨的典故来比况自己今后的潜隐不言。一“饥”一“钓”,写出了吕尚卖食棘荆、屠于朝歌、钓于渭滨、初时仅为劳动谋生的纯朴形象,及其闭口不言政治的原因。当然还有更大原因:“九域有圣,无土不王”,殷王朝君临天下,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吕尚开初是不敢也不暇谋人之国的。以上八句是第一段。
“好是正直,女回予匡”,转而追溯自己斗争历程。“好是正直”是《诗经·小雅·小明》成句。好,爱。“女”,通“汝”。“回”,奸邪不正,包括了董卓、刘表、褒绍、袁术、曹操等军阀。《后汉书》本传云:“会董卓废立,融每因对答,辄有匡正之言”,“及献帝都许,每朝会访对,融辄引正定议,公卿大夫皆隶名而已”,“既见操雄诈渐著,数不能堪,……论建渐广”。正是这种正色立朝的高志直情,博得了史家范晔对他所做的“山有猛兽者,藜藿为之不采”的赞叹。他不只是让奸雄害怕而已,他还有远大的政治抱负和措施。以下两句就此展开描述。“海外有截”见《诗经·商颂·长发》,其上句为“相土烈烈”,原是歌颂契的孙子相土的。相土在夏后之世,承契之业,入为王官之伯,威武烈烈,四海之外,截尔整齐,皆守其所职,不敢内侵外畔。诗人引此,亦以自励,表达了一匡天下的远大抱负。但空有抱负还不能济事,“隼逝鹰扬”,表现了诗人为实现抱负而要采取的行动和姿态。逝、扬同义,即鹰隼飞扬。《诗经·大雅·大明》“时维鹰扬’,描写将帅勇武,如苍鹰搏击,勇猛迅速。《左传》引臧文仲教子事君的话说:“见无礼于其君者,诛之,如鹰鹯之逐鸟雀也。”诗人在《荐祢衡表》中说:“鸷鸟累百,不如一鹗。使衡立朝,必有可观。”这些都是这诗句的注脚。
以上四句写的是诗人的黄金时代。感情炽烈,令人神往。以下写反曹斗争的失败、原因及退却。“六翮不奋”,当是暗喻祢衡被逐、董承等被诛、及诗人自己被黜等一系列曹操排斥、屠戮反对派的事件。班固《拟连珠》:“臣闻鸾凤养六翮以凌云,帝王乘英雄以济民。《易》曰:‘鸿渐于陆,其羽可用为仪。’”“六翮”、“羽仪”均喻辅佐王朝的英雄、表率。六翮不能奋飞,正是诸人被逐、被诛、被黜的形象描写。祢衡《鹦鹉赋》:“顾六翮之残毁,虽奋迅其焉如?”清人何焯评这赋说:“全是寄托,分明为才人写照。正平(祢衡)豪气不免有樊笼之感,读之为之慨然。”然则这诗句还暗喻献帝和自己均由此而有樊笼之感和俯仰由人之痛。班固所引《易》,是《渐》上九爻辞。意思是鸿鸟渐进,至于高顶,进处高洁,其羽乃可用为物之仪表,可贵可法。这诗句说“羽仪未彰”,则说明渐进还没至高位,羽毛还不可用为仪表,暗喻时机还不成熟,力量还不雄厚。董承等人轻举妄动,结果招致失败,引来杀身之祸。血的现实既然如此,诗人便转入退却。
以下几句,详说“退却”,回应到开头。“龙蛇之蛰”见《易·乾·文言》:“尺蠖之屈,以求伸也;龙蛇之蛰,以存身也。”求伸、存身,互文见义。诗人引此成句,意在不是消极存身,而应积极求伸,待时而动。“俾也可忘”见《诗经·邶风·日月》。也,之,代词。要麻痹对手,使自己成为可忘之人,不加戒备。“玟璇隐曜”以下五句都承上蛰伏铺开描写。“放言”有二解。《论语·微子》“隐居放言”,包咸注曰:“放,置也,不复言世务也。”《易·坤·文言》:“天地闭,贤人隐。《易》曰:‘括囊,无咎无誉。’盖言谨也。”括囊,闭束袋口,后因以比喻闭口不言。可见这两句不求名利,不言世务,亦非消极存身,而在谨慎进取。
“按辔安行”,压住缰绳,使车马安闲徐进。这一句似乎是承上“放言深藏”,表现诗人悠然自得的隐士生活。然而下面“谁谓路长”,一句兜转,锋芒毕露。它与《论语·泰伯》“任重而道远”、《离骚》“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相反,是一种真理在手,胸有成竹,稳操胜算的乐观信念,这也再现了诗人在青州被围,“流矢雨集,戈矛内接”的危急情况下,“隐几读书,谈笑自若”,从容镇定的可爱形象。这首诗的确是诗人免官后的行事准则。孔融在免官后年余,又拜太中大夫,退居闲职,宾客日盈其门,融常叹曰:“坐上客常满,尊中酒不空,吾无忧矣。”他确实做到了没有失言。后来路粹枉状杀他,只好算老帐,抓他二十年前在北海说的和十年前与祢衡说的所谓“大逆不道”的话,而这些话尽是路粹和曹操的夫子自道,曾教鲁迅发笑过的。人为刀俎,己为鱼肉,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曹操们太卑鄙了。所以苏轼作《孔北海赞》曰:“文举在天,虽亡不死。我宗若人,尚友千祀。视公如龙,视操如鬼。”(《东坡集》卷二十)
这首诗的艺术特征,也有值得一谈的地方。首先,此篇是政治抒情诗,却用离合体来表达,一身二任,难度很大;若无高超笔力,难免顾此失彼,无异作茧自缚,旱海行舟。但在言出祸随的黑暗时代,不是回互其辞使人昏迷的离合体,又难以表达言外之意,弦外之音。诗人匠心独运,因难见巧,居然写得珠联壁合,两全其美,凑泊无迹,浑然天成。正如《文心雕龙·风骨》引刘桢语说的:“孔氏卓卓,信含异气,笔墨之性,殆不可胜。”
其次,使事用典,是我国古代诗歌创作中经常运用的艺术表现手法之一。但堆垛故实,翻腾旧句,则又如眼着金屑,不能卒读。而这首别有寄托的离合体则不然,它借重经史成句以售其巧,典故越习见,越多,表达效果反而越好。诗人因利乘便,正好“借彼之意,写我之情”。若有意,若无意;若连贯,若不连贯。久经咀嚼,义蕴深远。加上“四言文约意广”(钟蝾《诗品序》),一字又可虚涵数意,故能广包众理,耐人寻味。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正好调动欣赏者的再创造。
贾岛以“幽奇寒僻”的风格著称,这一首羁旅诗充分体现了他的创作特色。
起句从听觉形象写起。一个秋天的黄昏,诗人路过一座山村,远远便闻到山涧的潺潺流水声:“数里闻寒水”。在“数里”的范围内能清晰地听到细微的水声,可见山区的寂静凄冷。而映在眼帘的是稀稀落落的人家──“山家少四邻”。这一听觉形象和视觉形象相互衬托,生动地渲染出山村的萧索而冷落的氛围。首联点题,作者用淡墨勾勒出一幅荒凉的山村远景。
颔联,重点描摹山区萧瑟阴森的景象:“怪禽啼旷野,落日恐行人。”“怪禽”大概是鸱鸮一类的鸟。这种怪禽在荒漠凄寂的旷野上鸣叫,本来就令人闻而惊惶不安;刚好又碰上夕阳下山,山区渐渐暗黑下来,孤单的行人此时此刻自然更加感到不寒而栗。这两句诗写声写色,声色均骇人听闻。诗的境界幽深险僻,自是贾岛本色。
诗人从数里外的旷野走向山村,一路行来,时间不知不觉地过去,夜幕悄悄地拉开。颈联转写夜景:“初月未终夕,边烽不过秦。”边烽,指边境的烽火。唐代边烽有两种:一种是报边境有事的紧急烽火,一种是报平安的烽火。秦,指今陕西南部一带。这两句的意思是说,初升的月亮高悬天空,烽火点燃起来,没有越过秦地,表明这一地区平安无事,山区更显得阒静,安谧。这时候诗人逐渐走近山庄。
尾联即写接近山村时的喜悦感受:“萧条桑柘外,烟火渐相亲。”诗人经过萧疏荒凉的山区旷野,终于隐隐约约地看到山村人家宅边常种的桑树柘树和茅舍上升起的袅袅轻烟,内心不禁感到无比的温暖与亲切,先前的惊惧心情渐渐平静下来,转而产生一种欢欣喜悦的感情。结句“烟火渐相亲”,写得极富生活情趣与韵味。诗人对生活的感受相当敏锐,体验深刻,又着意炼句,因此,诗里的心理刻画也显得细致入微而耐人寻味。
这样,诗的格局便显得有波澜,有开阖,寓变化多样于章法井然之中。
诗的形象写得险怪寒瘦,境界幽深奇异,在中唐诗歌中确实别具一格。明胡应麟推崇“浪仙之幽奇”为“五言独造”(《诗薮·内编》卷四)。从风格这一角度上看,这一评语也说得中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