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词面所描绘的意境看,这是一首暮春游湖、即景抒怀之作。上阕写杭州西湖景色。起句“半堤花雨”,扣住西湖,写词人绕堤游览,但见堤上春花凋残、落红委地;次句“对芳辰”,点明了时令为暮春三月。这样的西湖景观,写得既概括,又形象。上阕的关键句是“消遣无奈情绪”。“无奈”者,空虚寥落、无可奈何之谓,词人心中本有愁绪,欲借游湖赏景以排遣,谁知所对芳辰,竟是春意阑珊,反而加重了内心的愁绪。下面数句铺写触目所见,则无不浸透了这种对景难排的惜春、伤春之情,而自然景物也自然染上了词人的主观心境色彩:“春色尚堪描画在,万紫千红尘土。”春色虽尚堪描画,但如锦如簇的春花已“零落成泥碾作尘”,好景不长,大势已去。至于春鸟的鸣叫,又令人黯然伤神:“鹃促归期,莺收佞舌,燕作留人语。”杜鹃哀啼“不如归去”,仿佛在送别残春;黄莺收起了巧啭悦人的歌喉,使春光更显寂寥;惟有紫燕的呢喃之声,似尚在作留人之语。歇拍两句,推出一景:“绕栏红药,韶华留此孤主。”红红的芍药花在栏杆边盛开,似乎仍在有意装点着春色,这大概即前面“春色尚堪描画在”之意;但那灼人眼目的红色,点缀在“万紫千红”已“尘土”的背景之上,未免寂寞,一点红,难为春,也有点惨然。“韶华留此孤主”一句,可谓情景双绘,它既是西湖景色的聚焦点,又是情感流露的突破口。面对着这一丛大自然留存的芍药花,也即春天的最后点缀,词人不禁从胸中发出“无可奈何花落去”的叹息,我们从中可以感受到的,是种凄凉幽怨的万不得已之情。明眼人一看即知,惜春、伤春,只是词人的浅层情感,更深层的,乃是国危家亡的政治感慨,一个“孤”字,为上阕之眼,已经隐隐透露出其中消息了。
换头三句:“真个恨杀东风,几番过了,不似今番苦。”似结似起,既总揽上阕的伤春之意,又自然转入下阕的忧国之情。“真个”是恨极之语。东风过了,春意阑珊,年年如此,然惟有今昔分外令人可恨;显然,词人恨之所在,并不是自然界的节序更替、年光流逝,而是人事的沧桑变化。“乐事赏心磨灭尽,忽见飞书传羽”。两句直陈其事,前句说南宋君臣的宴安享乐如过眼云烟,顷刻磨灭,后句说军情紧急,北兵将至,使词意顿时醒豁。词人面对湖山胜景,念及危亡之祸,近在旦夕,大好河山,难免易主,于是触景伤情:“湖水湖烟,峰南峰北,总是堪伤处。”真乃字字凄咽,语语沉痛!至此,则上阕的“无奈情绪”云云,其政治内涵,更一目了然了。末结以景写情,由直而曲,倍见含蓄之致:“新塘杨柳,小腰犹自歌舞。”仍回到春景,“犹自”两字,用笔拙重,景中见情,意同“隔江犹唱后庭花”,词人的潜台词是:杨柳袅娜,如在东风中得意地舒腰曼舞,它何曾懂得世人优国伤时的苦痛呢。无限感慨,全在词人有意摄取的事物景象中曲曲传达了出来。
古人作诗词,常借景物以抒情怀,这首《百字令》所描绘的暮春之景,可以看成是作者以艺术形象来象征南宋小朝廷大势已去,旨在抒发其残山剩水之叹,家国危亡之哀。全篇比中有赋,尽管“乐事赏心磨灭尽,忽见飞书传羽”两句直陈其事,词境还是比较完整的。
诗开头两句,诗人就以饱满的热情,颂扬橘树经得起严冬考验,绘制了一幅江南橘林的美丽图景,形成了一个优美的艺术境界。橘树是果树中的上品,又能经得起严冬风霜的熬煎,终年常绿,因此诗人以丹橘自喻是有深刻含意的。这是诗人借用橘树来比喻自己“受命不迁”、“横而不流”的人格。这里,诗人不仅写了橘树的外形,而在着意表现它坚强不屈的精神,达到了形神的有机结合。同时呈献在读者面前的,并非一棵橘树,而是一片橘林。诗人是在描写包括他自己在内的“群像”。这就使得诗的意境更为深远开阔,形象更为高大生动。
三、四两句,写橘树的特点。诗人告诉读者橘树的经冬翠绿,并非因为江南气候暖和,而是因为它有着耐寒的本性。在这里,诗人采用的是问答的形式,问得自然出奇,答得分外有味,把橘树本身的特性简明地概括出来。诗人通过“岁寒心”的双关语,一方面巧妙地指出橘树的耐寒本性,同时又用以比喻诗人的高尚美德。这是借橘树的本性写诗人的心灵之美,既是诗中主人公的自我画像,也是当时千万个正直知识分子的品德的写照。从而使诗的主旨又深化了一层。
下面六句,是叙事,也是抒情。五、六两句是说:这些甜美的丹橘本可以送到远方呈献给尊贵的客人,无奈关山重叠,通道受阻。言下之意,他本可以将贤者推荐给朝廷,可惜道路被阻塞。这两句妙喻天成,不露痕迹。诗人借用眼前的景物,通过丰富的想象,表现了封建社会一个忠君爱国的知识分子,在遭贬的情况下,仍然不甘沉沦,依旧关心国家前途和命运的可贵品质。七、八两句是诗人从感慨中得出的判断:命运的好坏,只是因为遭遇的不同;而这又如同周而复始的自然规律一样,其中的道理实在难以捉摸。这是诗人根据自身经历所发出的感叹。最后两句是紧承“运命”两句而来。诗人大声疾呼:不要只说种桃李,橘树难道不能供人乘凉吗?很清楚,诗人在为橘树鸣不平,也是在为贤者鸣不平。也就是说,贤者能人,不会不如李林甫之流。这两句是对朝廷听信谗言、邪正不辨、严厉斥责,也是全诗的主旨所在。由于诗人有深刻的洞察力和高度的艺术概括力,因此这两句议论写得十分亲切自然,深刻有力,大大增加了诗的内涵。这里运用暗喻来抨击时弊,能发人深思,给人以很大的启迪。
从结构上看,这首诗短短五十字,构思精巧,结构严密,抒情写意,回环起伏。开头以橘起,最后以橘结,前呼后应,且深化主题。尤其是最后出人意料的设问,震人心弦,增添了诗的艺术魅力. 张九龄诗歌语言生动、比喻贴切,毫无矫揉造作、雕琢晦涩之病。刘熙载在《艺概》中,称张九龄的诗歌“独能超出一格,为李、杜开先”。这一评价是非常恰当的。刘禹锡说九龄“自内职牧始安(今桂林),有瘴疠之叹;自退相守荆户,有拘囚之思。托讽禽鸟,寄词草树,郁然与骚人同风。”就是指这类《感遇诗》。
“故都迷岸草,望长淮、依然绕孤城”,写登山所见。词人眼中,有环绕“孤城”的“长淮”逝水,以及岸边的迷离衰草。“故都”与“依然”,表现出一种时空变换的沧桑感。“迷”与“孤”二字,则渲染了一种迷蒙、苍茫的历史厚重感,营造出怀古的感情基调。
“想乌衣年少,芝兰秀发,戈戟云横”,用一个“想”字,引出对历史往事的回忆。当时谢安推荐自己的弟弟谢石和侄儿谢玄率军出战,因谢家居住在建康城中名门聚居的乌衣巷,而称谢家子弟为“乌衣年少”。“芝兰秀发”是作者赞扬他们少年有作为。“戈戟云横”表面写东晋军队武器齐整,兵容肃穆,实则暗指少年将领们带兵的魄力和谋略。
“坐看骄兵南渡,沸浪骇奔鲸”,“坐看”一词,颇有“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的从容气概。当时,前秦皇帝因拥兵百万,曾说过“以吾之众旅,投鞭子江,足断其流”的话,态度骄狂。因此词人此处称之为“骄兵”。“沸浪骇奔鲸”描写苻坚的军队仓惶逃窜的景象,十分形象。
“转盼东流水,一顾功成”,“转盼”和“一顾”承接上句“坐看”,突出谢石、谢玄的才能和他们少年豪杰的风采,同时也表现出胜利者特有的淡定自若。“千载”接续“功成”,“千载八公山下,尚断崖草木,遥拥峥嵘”,这些千年之后依然故在的景物,仿佛在向词人昭示往日的“峥嵘”,但是“漫云涛吞吐,无处问豪英”,如今空有河山,豪杰却无处可寻了。感慨中隐约可见词人对当朝无人的失望。
叶梦得是南宋朝廷中坚决的主战派,但当时占主导地位的却是主和派。他遭受排挤而离京,心中满是愤慨,面对淝水之战的战场故址,回想那段成功驱逐异族侵犯的战争,自然生出今昔对比之意。
“信劳生、空成今古”,谢氏子弟劳碌一生,他们建立的功业随着岁月的流逝而消殒,如今只空余“孤城”、“长淮”、“八公山”,向人话说当年。一切终将成空,所以词人“笑我来、何事怆遗情”,以自嘲的口气笑自己太过执著纠结。
“东山老,可堪岁晚,独听桓筝”一句,暗含谢安晚年的一段历史典故。谢安年老时被晋孝武帝疏远,一次,在陪孝武帝喝酒时,当时的名士桓伊为他们弹筝助兴,歌曹植《怨歌行》日:“为君既不易,为臣良独难。忠信事不显,乃有见疑患。”声节悲慨,俯仰可观。孝武帝听完后,面有愧色。
同样是忠信见疑,词人拿谢安和自己进行对比,突出了自身处境的悲惨,谢安虽被猜疑,但尚能与孝武帝一同饮酒,且有桓伊为他仗义执言;而自己却只能暮年“独听桓筝”。下阕从“峥嵘”、“豪英”到“空成今古”、“笑我”,再到“可堪岁晚”,词情一再转折,怀古叹今的兴味丰厚浓郁,深合词人当时的复杂心情。
陶渊明写桃花源,用了散文与诗两种文体。《桃花源记》主要是描写渔人出入桃花源的经过和在桃花源中的所见所闻;《桃花源诗》是以诗人的口吻讲述桃花源人民生活的和平、安宁。《桃花源诗》内容丰富,对于了解陶渊明描写桃花源的意图和生活理想很有帮助。
诗分三段。开头六句为第一段,叙述、说明桃花源中人的来历,跟《桃花源记》中所记“自云先世避秦时乱,率妻子邑人来此绝境,不复出焉,遂与外人间隔”意思大体相同。但诗中具体列出黄(夏黄公)、绮(绮里季)避秦时乱到高山的实例,来暗示桃花源中人与这些古代贤者志趣一致,或者说,正是那些贤者带他们到桃花源的。
中间十八句为第二段,介绍桃花源中人的生活情景。先写桃花源里人参加劳动,日出而作,日没而息。“相命肆农耕”,是说相互招呼,努力耕作。“秋熟靡王税”,是说到了秋收时,劳动果实归劳动者所有,用不着向官府缴纳赋税,说明没有封建剥削和压迫。“荒路暧交通,鸡犬互鸣吠”和《桃花源记》中的“阡陌交通,鸡犬相闻”相照应,两句意思大体一致。接着写人与人之间和睦相处,仍然保持着古代的礼仪,衣裳也是古代的式样。孩子们纵情地歌唱,老人们自由自在地游乐。最后写那里的一切都是顺应自然,怡然自得。随着季节的自然变化调节生活和劳作,所以连历法也用不着,更不用竭尽思虑、费心劳神了。
最后八句为第三段,诗人发表议论和感慨。“奇踪隐五百”,是说从秦到晋,桃花源中人隐居了五百年(概数,实际是约六百年)。“一朝敞神界”是说桃花源被渔人发现,泄露了这个神仙般的世界的秘密。“旋复还幽蔽”,是说桃花源刚敞开又立即与外界隔绝,也就是《桃花源记》中所说的“遂迷,不复得路”。既然渔人离开桃花源时已“处处志之”,那么怎么会再也找不着呢?其实这个问题在《桃花源诗》里已经作了回答,那就是“淳薄既异源”,意思是说,世俗生活的浅薄与桃花源中民风的淳朴,是格格不入,绝然不同的。如果真在那么一个桃花源,而它又果真给刘子骥他们找到了,那么,它就不能独立存在。东晋末期,战乱频繁,徭役繁重,人民逃亡。诗人把桃花源中人的生活写得那么安宁、和谐,这正是对黑暗现实的一种否定。千余年来,不知有多少人对桃花源的有无进行过探讨。有人说,避乱逃难时,确实有许多人跑到深山野林,穷乡僻壤去过理想的生活。但显然不能据此而把这个理想与桃花源等同起来,因为桃花源中的生活情景是被诗人理想化了的。“借问游方士,焉测尘嚣外”,意思是世上的一般人“游方士”是不可能真正理解“尘嚣外”(桃花源)的生活情景的。“愿言蹑轻风,高举寻吾契。”这是诗人抒发自己的感情,具有浪漫主义色彩。意思是希望能驾起轻风,腾飞而起,去追求那些与自己志趣相投的人们(其中包括诗的开头所说的古代贤者和桃花源中人)。
据萧统《陶渊明传》记载:“渊明不解音律,而蓄无弦琴一张,每酒适,辄抚弄以寄其意。”无弦琴是弹奏不出声音的,拨弄它是为了“寄其意”,描写一个美好的世外桃源,虽然超尘脱俗,无法实现,却也正是为了“寄其意”。
从以上简单的分析来看,《桃花源诗》在有些方面确比《桃花源记》写得更为具体、详细。《桃花源记》局限于写渔人的所见所闻,渔人在桃花源逗留时间不长,见闻有限。而《桃花源诗》显得更为灵活自由,也便于诗人直接抒写自己的情怀,因此读《桃花源记》不可不读《桃花源诗》。
《桃花源诗》和《桃花源记》都是描写同一个乌托邦式的理想社会,但并不让人觉得重复。《记》是散文,有曲折新奇的故事情节,有人物,有对话,描写具体,富于小说色彩;《诗》的语言比较质朴,记述桃源社会的情形更加详细。《记》是以渔人的经历为线索,处处写渔人所见,作者的心情、态度隐藏在文本之后,而《诗》则由诗人直接叙述桃源的历史状态,并直接抒发自己的感慨与愿望,二者相互映照,充分地显示桃花源的思想意义和审美意义。
有人认为《桃花源诗》赞美“古法”,不要“智慧”是一种消极、倒退的表现。这其实是没有真正领会诗人写作的本意。所谓“古法”,虽是一种寄托,表示向往古代社会的淳朴,而并非是要开历史的倒车;所谓“于何劳智慧”实际是对世俗生活中的尔虞我诈、勾心斗角表示憎恶与否定。正如前人所指出的,陶渊明是一个“有志天下”“欲为为而不能为”的人,他有自己的理想和报负而无法实现,这才是他的思想本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