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组文章,是用两篇散文画龙,又借孔孟语录点睛:速度问题,要从实际情况衡量,能快则快,须慢就慢。不能快却求快,适得其反;慢慢来,作好充分准备,倒是水到渠成。
这里的关键是从实际出发,充分估计事态发展的趋势,把握事物发展过程的规律,排除鼠目寸光的干扰,作出比较科学的预见。
小到二里的路程,对于成年人来说,不紧不慢二十分钟笃定走进城门。但是,渡者听到询问,还须“熟视”瘦小的书童再说:他的肩头那么嫩,他的双腿这么细,而他身边的一捆书几乎齐腰,捆扎书籍的绳子又不牢靠。这就表明,在城门关上之前的有限时间里,小书僮是要完全避免摔跤的折腾的;而要避免摔跤,就须徐徐走去。看起来,速度放慢了,时间会拖长,但换来的,却是小书僮力能胜任,尤其是不出意外,这样,时间反倒赢回来了。显然,这样的考虑是渗透着快与慢的辩证思维的,却为毫无辩证观点的人所不解,甚至讥之为儿戏。
大到战争的胜利,也不可躁急从事,而要从一件件小事做起,从我做起,才能争取得到。夏后相在失败以后,不是不服气,最好明天再战,拿出颜色给对方看看,而是分析原因,找到根子,艰苦奋斗,战胜自己。在他看来,这次失败,既然不是我方的外因(地不浅,民不寡)使然,那么,就是我方的内因所致,具体地说,就是“吾德薄而教不善”决定了的。——显然,这是深切反思和深刻探讨以后得出的结论。我们可以从他日后力求改正的几个方面想见此前的所作所为:一是无视玩物丧志,表现在贪图享受,纵情娱乐,讲究修饰;二是漠视道德规范,表现在待人不讲礼貌,用人不讲贤能。——如此气氛弥漫在家庭内外,乃至部落国家,一旦发生战争,遭遇失败,就是十分自然的了。所以,甘泽之败,无异于在夏后相脸上击一猛掌,使他在清醒以后定下了“厚德善教”的长期战略,并以此作为回答躁急请战者以“不可”的坚强后盾。——这里提出“长期”二字,请问“长”到什么时候?应该说,在夏后相那里,是没有一张时间表的,总之是要长到上述各方面都拨乱反正了。有显著成效了,在精神和物质两方面都有压倒对方的优势了,才可一战。所以,相对于以速战求速胜的六卿来说,夏后相对胜利的期望要久远得多,他甚至很有“只知耕耘,不问收获”的味道。哪知如此专心致志于战略调整的结果,却是仅仅一周年后,有扈氏自来顺从,夏后相不战而胜。这就不能不使人信服这样一条真理:外因只是事物发生变化的条件,内因才是事物发生变化的根据。
可惜,《小港渡者》的作者和《期年而有扈氏服》中的六卿在事情当初是认识不到这一点的。周容对渡者的“熟视小奚”,感觉迟钝,对渡者的回答,愠以为戏,一意趋行,直到束断书崩,仓促之中眼看城门关闭而不得入,才在爽然自失之中感悟渡者之言近乎道,利于行,记之以诫后人。六卿好胜心切,也一定悻悻于夏后相对他们“请复之”的不以为可,直到期年以后,内部整治得体,国力强盛,前敌不战而服,才会击节长叹道:天下之不以躁急自败,反以缓国自强而胜人者,其犹是也夫,其犹是也夫!
人们在感叹之余,才始领悟孔孟语录并不我欺。
这首诗前二句点明地点、时间、事件和心境,以形象的画面,渲染出凄凉的氛围。秋夜是凄寒的,而降霜的秋夜尤为凄寒;离别是令人伤感的,而在离别之前的夜晚,目睹满地白霜,耳聆哀猿啼叫,则尤为伤感。诗人将离开故地称为“去国’’,见出诗人对宣城依恋之深;把将要开始的漫游比作“不系舟’’,显见诗人在此地只是短暂的停留;停留短而依恋深,烘托内心的矛盾、痛苦。
三、四两句紧承上文,进一步展示诗人的心境,因是孤雁“南”飞,故有“独怜”之叹;又由南飞之雁的孤独,转生“却羡"双溪“北”流之感。这里,诗人通过一“南”一“北”,一“怜”一“羡”,曲折地表达了不愿南行,却只得南行;渴望北归,又无法北归的复杂情感。
五、六两句宕开一笔,借陈蕃故事突出友人崔成甫的一片盛情,同时,以“过客”回应篇首“不系舟”,表明诗人确是行色匆匆,竟连最爱登临的谢海楼也难以光顾了。最后两句正面揭示题旨,用落叶为喻,点出明天一早就要和友人在秋天里的敬亭山分别了,其中寓有无限飘零之感,增添了全诗的悲凉色彩。
这首诗格调略显低沉,和诗人的特定遭遇和心情有关。从表现手法上看,全诗情思哀婉,而又含有清新、劲直之气,极耐人咀嚼品味。中间两联对仗严整,而又富有自然流走之势。结语处以形象化的比喻,境界清空、淡远,有不尽之思。
《名都篇》属于乐府《杂曲歌·齐瑟行》歌辞,无古辞。诗写京洛少年斗鸡走马、射猎游戏、饮宴无度的生活。关于此诗的写作年代有两种不同的说法:一以为这是曹植早期的作品,是建安年间他看到洛阳贵游子弟耽于逸乐的生活而作,其中甚至有他本人生活的影子。一以为从此诗所写的洛阳少年奢靡豪华的生活来看,不宜出现于建安或黄初年间,因洛阳在汉末经董卓之乱后,破败零落,贵族子弟不可能有如此骄奢淫逸的生活,故此诗宜系于太和年间曹植入京时所作,即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中。考曹植于公元211年(建安十六年)所作的《送应氏》中说:“洛阳何寂寞,宫室尽烧焚,垣墙皆顿擗,荆棘上参天。”可见其时的洛阳确实破落不堪,故从后一种说法。
至于此诗的主旨,历来也有两种不同的解释:一说以为“刺时人骑射之射妙,游骋之乐,而无爱国之心”(《文选》六臣注引张铣语),即以讽谕为主,意在指责京洛少年的生活奢靡而不思报效国家。一说以为“子建自负其才,思树勋业,而为文帝所忌,抑郁不得伸,故感愤赋此”(《古诗赏析》引唐汝谔语),即以少年自况,由此表示心迹。然笔者以为此诗若定于后期所作,则其时曹植已不是裘马轻狂的少年,而其心境也抑郁不欢,故绝无可能以翩翩少年自况;而且从此诗的字里行间来看,诗人对这些贵游子弟实不无微辞,故在介绍此诗时还是取张铣的说法。当然,有人在此诗中看到了曹植本人早年生活的影子,正说明诗人对这种游乐宴饮的熟悉,而且其描绘的手段也是逼真而传神的。如果借一句前人评论汉赋的话来说,便是“劝百而讽一”,虽然诗人的意图在于讥刺和暴露,而给人的印象却似乎在赞美和颂扬。
全诗主要的篇幅都在写京洛少年的游戏与饮宴。开头二句以邯郸、临淄等著名都市的艳丽女乐来陪衬京都洛阳骄奢的游侠少年,以“妖女’引出“少年”,起调即著色浓艳。随后转入对少年形貌的描写,他佩带的宝剑价值千金,所穿的衣服华丽鲜艳,在装束上已可见少年的富有而放达。接下去便写他的活动:在城东郊外斗鸡,在长长的楸树夹道上跑马。斗鸡是汉、魏时富家子弟普遍爱好的习俗,曹植本人就有《斗鸡》诗极言以斗鸡取乐,据说魏明帝太和年间曾在洛阳筑斗鸡台,这里所写大约也基于当时事实。“驰骋未能半”以下写少年的驰猎,先说他一箭射中两只奔兔,次说他仰天随手一箭又将迎面飞来的鹞鹰射落,再说观者的啧啧称赞,从而将其箭法的高超刻画殆尽。“归来宴平乐”以下则转入对他举行饮宴的描述。平乐观在洛阳西门外,少年在此大摆宴席,开怀畅饮,不惜酒价的昂贵,欲一醉方休。席上有切细的鲤鱼、虾子肉羹,还有酱渍的甲鱼和烧熊掌,呼唤高朋入座,摆开了长长的筵席,可见其穷奢极欲。“连翩”二句复写其宴会后的蹴踘与击壤之戏,表现出少年的动作敏捷奇巧,变化万端。游乐一直持续到了太阳西沉,而时光已不可再挽留,大家这才如浮云一般散去,各自回到了城中的居处。诗写到这里本应结束了,欢乐已尽,人去筵散,然而诗人忽然笔锋一转,说到了明天,人们再重新回来寻欢作乐。
这首诗可以说是一首叙事诗,诗中主要写了主人公京洛少年的行为。他是一位风度翩翩,身手矫健的英俊少年,骑射的本领十分高超,但只是用来打猎消遣,于国无补;他慷慨好施,穷极奢华,然未知节俭,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光阴虚掷,而无忧国忧民之心。然而,曹植对京洛少年的批评只是以很隐约含蓄的方法来表现的,通过尽态极妍的描绘逗露出来,如写他善射曰:“左挽因右发,一纵两禽连。余巧未及展,仰手接飞鸢。”又如写他宴会的丰盛:“脍鲤臇胎鰕,寒鳖炙熊蹯。”其描写未免过份夸张,而诗人正是在这种夸张中暴露了其中不合理的成份,过份的逞才与奢豪,自然会激起人的不满。虽然曹植在这里未著一字批评,然其中的褒贬曲曲可见。又如最后说一天的欢乐已尽,“白日西南驰,光景不可攀”已隐寓时光虚度,青春一去不返的惋惜之意,然结句忽又说“清晨复来还”,言外的讽谕之意就更加清楚了。故陈祚明《采菽堂古诗选》中说:“白日”二句下,定当言寿命不常,少年俄为老丑,或欢乐难久,忧戚继之,方于作诗之意有合,今只曰‘云散还城邑,清晨复来还’而已,万端感慨皆在言外。”说明了曹植此诗中的讽谕纯以含蓄的笔墨出之,不露痕迹而宛然可见。
此诗虽然是一首叙事诗,然诗人的描写与叙事是经过极缜密的剪裁取舍的,诗并没有原原本本地记录京洛少年的家庭、社会地位与生活的每个侧面,而只是选了他一天之中的活动,这样便有利于将笔墨集中到具有典型意义的事例的描写上去,能够简略分明、繁简适度地来展开描写。因而于这一天的活动中诗人抓住了少年的射猎与饮宴两件事,其他如斗鸡、跑马、蹴踘、击壤只是一句带过,表现了诗人剪裁上的匠心。他用了“驰骋未能半”至“众工归我妍”十句来刻画铺叙少年射猎的娴熟本领,写来绘声绘色,如耳闻目见,“馀巧未及展,仰手接飞鸢”两句不仅描绘出他射艺的出神入化,而且一个傲然自得的少年形象已跃然纸上,“观者咸称善,众工归我妍”又从侧面将其箭法的出群淋漓尽致地刻画出来,正如古乐府《陌上桑》中写少女罗敷的美貌,通过旁观者的赞美与反应来写,而这里所不同的只是妙龄女郎换成了翩翩少年,其手法则同出一辙。总之此诗在谋篇布局、剪裁详略上颇有成功之处,故吴淇曾说:“寻常人作名都诗,必搜求名都一切事物,杂错以炫博。而子建只推出一少年,以例其余。于少年中,只出得两事,一日驰骋,一日饮宴。”可见前人已注意到了此诗写作上追求典型、详略分明的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