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篇趣起，打趣自己，说只要清溪对岸有美酒，就可以招致自己这个难致的“幽人”前来。接韵以“更觉”的措辞，将自己与赵国兴暗中对照，以突出赵的“湖海豪气”。意谓因自己这样容易被招致，就更觉得赵这个有四方之志的湖海之士气度不凡、当卧百尺楼头了。“自叹”以下，直到结韵，全都是自我抒情。“自叹”一韵，伤惋自己年老才凋，作诗赋词，难以称意。上片末韵，明承起韵沽酒之辞，写自己得酒即醉、醉归于东风中的情态。暗接“不如人意”的句意，表达他欲因酒而排遣此愁的意思。有趣的是，这里写词人的醉态，不出以正笔，而以“松竹如醉”的曲笔来写，这就写透了他醉态朦胧的情态。而诗意正在“松竹如醉”的形容中。下片似写清醒时的思绪，其实是所谓“酒醉心灵”的思考产物。过片接上片末韵“东风”一词，写他对此春日美景若有所不足的遗憾感。此韵以“怎得”领起，表明所思所须实属不可得的用意。他所希望自己成为的，是庄周梦中那只栩栩然的物我浑一的蝴蝶，他希望作这一只蝴蝶，来纵情邀游于花丛间，把花底当成是整个的“人间世”即整个的世界。这就泄露了他希望忘世兼忘我的心意。而具有这种忘我兼忘世之想的人，显然是因为所承受的过于沉重痛苦之故，他在寻找着一个不可得的解脱。“记取”一韵，表明了他之所以想做庄周梦中的蝴蝶的部分原因。是因为暮春的江上，总是风狂雨骤，横暴的风雨从来不爱惜春天的美景，而要将它匆匆送走。“记取”一词，表明这种时光之忧，是他一直萦结在胸的旧伤痛。在“风雨”一句中，词人的悲凉、无奈之情可感。在这两韵里，花与春天的意象具有隐喻的色彩，它们隐指美好无憾的时光。同样，风雨也具有隐喻的色彩，它是作为破坏春天的对立面出现的，它是生命所不能把握的横暴力量的隐指。因为以上的隐喻色彩，所以尽管是写的自然春天的过程，也令词人产生了不能承受的“万斛愁”。这样无法称量的沉重愁恨，只有杯中酒才可以解除，因为它可以使人沉醉忘忧。而象征了富贵极盛的头上金貂，在此时光之优面前，则显得毫无意义———流逝的时光把金貂象征的富贵、把一切存在甩在自己的后面化为虚无。结韵关合全篇，以此词不过是一种《宾戏》的解释，把一切打空，用来回复赵知录。这样的结尾，固然表明了他的游戏态度，同时也更有深意。这深意就是，当词人反照自己的内心，发现了巨大的空虚和难以承受的痛苦时，他所去做的，不仅是以酒来沉醉忘情，更是要以排空一切的方式，来获得解脱。所以，这样的结尾，不是无聊的游戏，不是无意义的闲话，而是包容着一种压力和反压力的精神对抗的。
本词在章法上，打破上下片分段的词体常用格式，从上片第三韵就开始转为单纯写自己，是为变格；但变中有不变，如下片全为上片末韵引起，写自己春日归途上醉酒后的忧思与解脱。在表意上，全词似散而聚。所谓散，是指它头绪众多；既赞友人，又自叹衰老才枯；既写耽酒情状，又写耽酒的原因；既抒发好景不常的生命幽恨，又写忘世遣愁的心理需要。所谓聚，是指这么丰富的情意，曲曲折折地都可以用酒来收结：衰老才凋的闲愁可以用酒来打发，好景不常的生命大悲可以凭酒来遗忘，想做庄周梦中的那只蝴蝶而不可得的苦恼可以借酒来平息，乃至功名富贵终归无用的虚无之悲可以以酒来消除。
这是是送别诗中的名篇。全诗四句，前两句写别浦晚景句，第三句是对友人的慰勉，末句抒写离情之苦。此诗的最大特点是隐含了《诗经》名篇《秦风·蒹葭》的意境，运用引用的修辞手法，以景开篇，以情点题，层层推进，处处曲折，可谓兼有委曲、含蓄的特点。
“水国蒹葭夜有霜，月寒山色共苍苍。”这首小诗的前两句是说，水国之夜是笼罩在凄寒的月色之中的，寒冷的月色与夜幕笼罩中的深青山色浑为一体，苍苍茫茫。
前两句写别浦晚景“蒹葭苍苍，白露为霜”，可知是秋季，这时节相送，当是格外难堪。诗人登山临水，一则见“水国蒹葭夜有霜”，一则见月照山前明如霜，这一派蒹葭与山色“共苍苍”的景象，令人凛然生寒。值得注意的是，此处不尽是写景，句中暗暗兼用了“蒹葭苍苍”两句以下“所谓伊人，在水一方。溯洄从之，道阻且长；溯游从之，宛在水中央”的诗意，以表达一种友人远去，思而不见的怀恋情绪，运用这种引用的修辞手法，就使诗句的内涵大为深厚了。
“谁言千里自今夕，离梦杳如关塞长。”诗的后两句是说，谁说友人千里之别从今晚就开始了？可离别后连相逢的梦也杳无踪迹，它竟像迢迢关塞那样遥远。
人隔千里，自今夕始“千里自今夕”一语，使人联想到李益“千里佳期一夕休”（《写情》）的名句，从而体会到诗人无限的深情和遗憾。这里却加“谁言”二字，似乎要一反那遗憾之意，不欲作“从此无心爱良夜”（李益《写情》）的苦语。似乎意味着“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可以“隔千里兮共明月”，是一种慰勉的话语。这与前两句隐含离伤构成一个曲折，表现出相思情意的执着。
末句提到“关塞”，大约友人是去边关了，那再见自然是难了，除非相遇在梦中。不过美梦也难以求得，行人又远在塞北。“关塞长”使梦魂难以度越，已自不堪，更何况“离梦杳如”，连梦新来也不做。一句之中含层层曲折，将痛苦之情推向高潮，此等的苦语，相对于第三句的慰勉，又是一大曲折。全诗诗情的发展，是先紧后宽（先作苦语，继而宽解），宽而复紧，“首尾相衔，开合尽变”（清刘熙载《艺概·诗概》）。
“绝句于六艺多取风兴，故视它体尤以委曲、含蓄、自然为高。”（《艺概·诗概》）此诗化用了前人一些名篇成语，使内涵更丰富；诗意又层层推进，处处曲折，愈转愈深，可谓兼有委曲、含蓄的特点。诗人用语既能翻新又不着痕迹，娓娓道来，不事藻绘，便显得“清”。又善“短语长事”，得吞吐之法，又显得“空”。清空与质实相对立，却与充实无矛盾，故耐人玩味。
这篇文章起笔不凡，开篇提出：君子有党，而小人无党的观点。对于小人用来陷人以罪、君子为之谈虎色变的“朋党之说”，作者不回避，不辩解，而是明确地承认朋党之有，这样，便夺取了政敌手中的武器，而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开头一句，作者就是这样理直气壮地揭示了全文的主旨。它包含三个方面内容：朋党之说自古有之；朋党有君子与小人之别；人君要善于辨别。作者首先从道理上论述君子之朋与小人之朋的本质区别；继而引用了六件史实，以事实证明了朋党的“自古有之”；最后通过对前引史实的进一步分析，论证了人君用小人之朋，则国家乱亡；用君子之朋，则国家兴盛。文章写得不枝不蔓，中心突出，有理有据，剖析透辟，具有不可辩驳的逻辑力量。
全文共分五段。
第一段：“臣闻朋党之说，自古有之，惟幸人君辨其吾子、小人而已。”“朋党”，指同类人因某种目的而在一起。“自古有之”的“之”是代指“朋党之说”的。“幸”是希望的意思，“惟幸”，说只希望。“其”，代“朋党”，为第三人称“他们”。听说有关朋党的议论，是自古以来就有的，只是希望国君能辨别他们是君子还是小人罢了。
第二段：“大凡君子与君子以同道为朋，小人与小人以同利为朋，此自然之理也。”“以同道为朋”，就是因志同道合而结为朋党，“以”是因为的意思，“以同利为朋”，就是因利害关系相同而结为朋党。接下去，作者以设问的方式提出问题：“然臣谓小人无朋，惟君子则有之，其故何哉？”这里用“然”字转折，问道：“我以为小人没有朋党，只有君子才有，那原因是什么呢？”“小人所好者，禄利也；所贪者，财货也。”这是说小人所喜好的是禄利，“禄”是俸禄，小人所贪的是财物。“当其同利之时，暂相党引以为朋者，伪也”，“党引”是结为朋党，互相援引。这句说，当他们利害相同时，暂且互相勾结援引而成朋党，那是假的。“及其见利而争先，或利尽而交疏，则反相贼害，虽其兄弟亲戚不能相保。”“及”是到了，“其”代这些小人，“贼害”即伤害。这几句说，到了他们见到好处而争先恐后，或者好处已经抢光了，交往也少了，则反而互相残害，即使是兄弟亲戚也不能相保。所以，作者重复说：“故臣谓小人无朋，伪也。”再说君子，他们的行为完全两样：“君子则不然，所守者道义，所行者忠信，所惜者名节。”“不然”，即不是这样。“守”，是坚守、遵循的意思。“忠信”，是忠诚、守信，“名节”是名誉、气节。君子所坚守的是道义，所力行的是忠信，所珍惜的是名节。“以之修身，则同道而相益；以之事国，则同心而共济，终始如一。”“以之”的“以”，是凭借的意思，“之”，代上面所说的“道义”、“忠信”和“名节”。这几句说，凭借道义、忠信和名节来修炼自身，那么君子就有了共同的道德规范，相助而得益，凭借这些为国效力，那么君子就同心协力，始终如一。接着，作者用“此君子之朋也”一句，强调这些作为与小人截然不同。因此，他得出结论说：“故为人君者，但当退小人之伪朋，用君子之真朋，则天下治矣。”“退”是斥退，罢黜，“用”是进用。这几句说：所以做国君的，只要斥退小人的假朋党，用君子的真朋党，那天下就安定太平了。
第二段运用了对比。作者在分析君子、小人的区别时剖析道：小人、邪者以利相结，同利则暂时为朋，见利则相互争竞，力尽则自然疏远或互相残害，从实质上看，小人无朋；与此相反，君子之朋以道相结，以道义、忠信、名节为重，同道、同德，自然同心，从这一意义上看，君子之朋才是真朋。二者对比鲜明，水到渠成的得出“退小人之伪朋，用君子之真朋，则天下治矣”的结论，增强了文章的说服力，同时带起下面的一段文字。
第三段广泛列举史实，从各方面论证用君子之真朋则国兴，用小人之伪朋则国亡。与上文开头的“朋党之说，自古有之”遥相呼应，对上文结尾的“退小人之伪朋，用君子之真朋，则天下治矣”，是有力的补充和论证。文中正反引用尧、纣时对朋党的利用，加强对比，阐明小人无朋，君子有朋，有关国家兴亡。再以东汉桓、灵时的党锢之祸、晚唐昭宣帝时朱全忠杀害名士的史实，引用反面例证，阐明迫害残杀君子之朋导致亡国的历史教训。
第三段：作者举了大量的历史事实来说明：“尧之时，小人共工、驩兜等四人为一朋，君子八元、八恺十六人为一朋。舜佐尧退四凶小人之朋，而进元，恺君子之朋，尧之天下大治。”“共工，驩兜等四人”，都是古史传说中凶狠邪恶之徒，“君子八元，八恺”之“元”，是指善良的人，“恺”是指忠诚的人。传说高辛氏有八个有才德的后裔，叫做“八恺”。舜辅佐尧黜退四凶小人的朋党，而进用元、恺君子之朋党，因而尧的天下得到大治。
至于舜之时，文章写道：“及舜自为天子，而皋、夔、稷、契等二十二人并列于朝，更相称美，更相推让，凡二十二人为一朋，而舜皆用之，天下亦大治。”“及舜自为天子”，说等到舜自己做了天子。皋、夔，稷、契等贤臣一起在朝中做官。“更相称美，更相推让”的“更相”，是相互的意思，“更”，读第一声。“称美”，是称颂人家的美德和好处，“推让”是谦虚礼让。这样，他们团结一心，舜对他们都加以任用，天下也获得大治。等等。
第四段：作者带有总结性地论述：“夫前世之主，能使人人异心不为朋，莫如纣；能禁绝善人为朋，莫如汉献帝，能诛戮清流之朋，莫如唐昭宗之世：然皆乱亡其国。”“夫前世之主”的夫是发语词，没有实义。“莫如纣”的“莫”是代词，为无指代词，代人，当“没有人”讲，代物，当“没有什么”讲。这几句说，前世君主，能使人人不同心不结为朋党，没有人像商纣王那样；能禁止善良的人结成朋党，没有人像汉献帝那样；能杀戮品行高洁、负有时望者的朋党，没有什么时候像唐昭宗统治时那样。这些国君都把他们的国家搞乱了，灭亡了。“更相称美推让而不自疑，莫如舜之二十二臣，舜亦不疑而皆用之。然而后世不诮舜为二十二人朋党所欺，而称舜为聪明之圣者，以能辨君子与小人也。周武之士，举其国之臣三千人共为一朋，自古为朋之多且大莫如周，然周用此以兴者，善人虽多而不厌也。”这是说：“互相称美推让而不自生疑心，没有人像舜的二十二个臣子，舜也不怀疑他们而都加以任用。然而后世的人不责备舜被二十二人的朋党所欺蒙，反而称颂舜为聪明的圣人，是因为他能辨别君子和小人啊。”这几句里，“诮”是责备的意思，“以能辨”的“以”是因为的意思。“周武之士，举其国之臣三千人共为一朋”，“举”是全，“其”是代词他，即周武王，这句说他全国所有的三千人臣民，全部结成一个大朋党。“自古为朋之多且大莫如周”，“多”是人数多，“大”是范围广，这句说，自古以来，结成朋党人数多而且范围大没有哪个朝代象周朝那样的。“然周用此以兴者，善人虽多而不厌也。”“用此以兴”的“用此”，就是因此。“善人虽多而不厌”说好人虽多而不满足，也就是再多也不嫌多。“厌”是满足。
文章末尾，作者又强调了一下：“夫兴亡治乱之迹，为人君者可以鉴矣。”“迹”是历史事迹，“鉴”是借鉴。这是说上述的兴亡治乱的史迹，做国君的可以借鉴。很明显地请求宋仁宗纳谏，用君子之真朋，退小人之伪朋，以使国家兴盛起来。
文章不讳言朋党，而是指出朋党有原则的区别，“君子与君子以同道为朋，小人与小人以同利为朋”，并引证历史来说明君子之朋有利于国，小人之朋有害于国，希望人君进君子之真朋，去小人之伪朋。文章避免了消极地替作者作辩解，而从正面指出朋党的客观存在，指出借口反对朋党的人就结为朋党，说明朋党有本质的不同。这就争取了主动，使作者立于不败之地，文章也由此具有深刻的揭露作用和强大的批判力量，而排偶句式的穿插运用，又增加了文章议论的气势。
诗的前两句“流水何太急，深宫尽日闲”，妙在只责问流水太急，诉说深宫太闲，并不明写怨情，而怨情自见。一个少女长期被幽闭在深宫之中，有时会有流年候水、光阴易逝、青春虚度、红颜暗老之恨，有时也会有深宫无事、岁月难遣、闲愁似海、度日如年之苦。这两句诗，以流水之急与深宫之闲形成对比，就不着痕迹、若即若离地托出了这种看似矛盾而又交织为一的双重苦恨。诗的后两句“殷勤谢红叶，好去到人间”，运笔更委婉含蓄。它妙在曲折传意，托物寄情，不从正面写自己的处境和心情，不直说自己久与人间隔离和渴望回到人间，而用折射手法，从侧面下笔，只对一片随波而去的红叶致以殷勤的祝告。这里，题诗人对身受幽囚的愤懑、对自由生活的憧憬以及她的冲破樊笼的强烈意愿，尽在不言之中，可以不言而喻了。《题红叶》诗中的“到人间”三字，含有极其复杂的感情，这里，人生的要求、祝愿、遐想、幻梦是融合在一起的。总的看来，《题红叶》诗之空灵酝藉，言简意长，给人以玩索余地。俞陛云在《诗境浅说·续编》中评李白的《玉阶怨》说：“其写怨意，不在表面，而在空际。”这话也可以移作对这首《题红叶》诗的赞语。
唐代出现了大量宫怨诗，但几乎全都出自宫外人手笔，至多只能做到设身处地，代抒怨情，有的还是借题发挥，另有寄托。这首《题红叶》诗以及另两首题梧叶诗之可贵，就在于让人能够直接从宫人之口听到宫人的心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