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联， 一“初”字，道出了诗人对于惊蛰节气的喜爱。初，意味着春天的初次相见，带着期待与期盼，一切如纳兰容若所写的那句词“人生若只如初见”。一切刚刚好，一切都重新开始，一切又孕育新的希望。
颔联，桃花，鹰化为鸠，都属于惊蛰的三候现象。一候，桃始华：桃，果名，花色红，是月始开。二候，仓庚鸣：庚，亦作鹒，黄鹂也。《诗》所谓“有鸣仓庚”是也。《章龟经》曰：“仓，清也;庚，新也。感春阳清新之气而初出，故名。”其名最多;《诗》曰“黄鸟”,齐人谓之“搏黍”,又谓之“黄袍”,僧家谓之“金衣公子”，其色鵹黑而黄，又名鵹黄，谚曰：“黄栗留黄莺”，莺儿皆一种也。三候，鹰化为鸠：鹰，蛰鸟也，鹞鹯之属;鸠，即今之布谷。“桃花”本来是为了对仗“老鹰”，为了照顾平仄，将“老鹰”对调成“鹰老”。于文义并无大害。“开”对“化”，“蜀锦”对“春鸠”，都是很工整的。
颔联的春意是浓烈的，自古吟咏桃花的诗作，是令人惊叹的。前有《诗经》，“桃花夭夭，灼灼其华”;唐有张志和，“桃花流水鳜鱼肥”；崔护，“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宋有东坡居士，“竹外桃花三两枝，春江水暖鸭先知”;明有唐寅，“桃花仙人种桃树，又摘桃花当酒钱”等等。千古以来，桃花就代表了春的使者，令无数诗人灵感乍现，佳作迭起。惊蛰，不但叫醒沉睡的小动物们，也唤醒诗人们的灵感与才情。这大概就是惊蛰的魅力吧。除了一候桃花，惊蛰节气的另外两候信使也一并到来：“二候杏花，三候蔷薇”。因而，杏花春雨江南;满苑蔷薇香伏虎，半池柽柳水生魂，这些优美的词句，都是为了赞美惊蛰时节的春天。有桃花，杏花，蔷薇三君，春天就足以惊艳天下了。
颈联，充满生机与禅意。这时候，万事万物都拼命生长，正如老子《道德经》所说：万物并作。万物生长的季节，给了老子思考的空间，孕育了他道家哲学的“无、有”思想。恒有欲，以观其缴;恒无欲，以观其妙。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我们人类，也应该按照万事万物发展变化的现象，来看待处理我们身边的问题。世界上，没有什么是一成不变的。草木有萌发，就会有枯萎。所以，这样一个催迫万物生长的季节，给予老子提供了新的哲学概念。而无数文人墨客，也在这变化之中，期待着生命里的一场浪漫之旅。事实上，萌发的岂止是草木，更有一颗颗渴望自由的心灵。当诗人看到这些萌芽儿，一个个都长得整整齐齐，仿佛在互相打招呼，一切就变得更加生动有趣。
这是一首揭露黑暗现实，对人民疾苦表示同情的诗。在腐朽的官僚统治下，好事亦会变成坏事。这里所写的“筑城”就是一例。筑城本是为了保卫人民，战争年代就更应如此。可是实际情况却是变保民为扰民、害民。
诗的前六句描绘筑城情景。诗人首先从听觉角度着笔，描绘出人声、杵声交杂的筑城景象。前两句使用顶针句式，上递下接，造成了一种连绵的气势。使人感到声声相连，不得停息。于是，后面“惊后土”三字才真实、自然、有着落。然后又从视觉角度着笔，描绘烧窑、斫木的情景，用了“遍村”、“望青”四字，村里所有的农田都用来烧窑，所有的树木都砍来做楼橹，一幅全民动员的情景历历如绘。以上四句还只是一些现象，五六两句，诗人的笔触又深入一层。“工役急”，一个“急”字，引出了下一句“白棒诃责如风雨”，把手持棍棒，口吐恶言的监工酷吏，刻画的凶相毕露。这样大张旗鼓的筑城，究竟是否出于安全的考虑？如果确是这样即使苛责太甚也情有可原了。然而诗人告诉人们：“汉家丞相方忧边，筑城功高除美官。”原来，这个筑城运动是赖以“除美官”的手段。仅仅两句诗，无一贬词，而官僚政治的腐败，地方官吏的假公济私，却十足的勾画出来了，真是入骨三分，足见诗人眼光的敏锐，这两句是全诗主题思想的点睛之笔，不仅在思想内容上使全诗生色，在结构上也起着上下勾连的作用。
诗的最后四句，意在描写筑城带来的后果妙在借题寄意，不着议论。诗人把他金刚怒目的强烈感情，完全融入四句对比鲜明的景物描写中去：昔日无城的广野，而今屯戍林立——这是写由“无”变“有”；然而只见高城鳞次栉比，却不见城中之人——这是写由“有”变“无”。筑城本是要保卫人民的，而今却无民可保了。人呢？那筑城的、烧窑的、斫木作楼橹的“万夫”哪里去了？远徙他乡了？布，筑城时不迁移，城筑好了哪有迁徙之理？原来是在“白棒诃责”之下，困顿而死了！那齾齾高城，正是筑城者的尸骨垒成；而筑城官员正可以借此邀功，加官进爵了，至于万民的死活，管他作甚！诗人的愤激之情，至此喷薄而出。
在诗中，诗人不发一句议论，全用事实说话，事实胜于雄辩，最有说服力。这首诗鞭笞的不仅仅是筑城的地方官员。那“忧边”的丞相，不管有无需要，不顾人民死活，只要筑城就给以奖掖提拔，虽无一贬词，却也昏庸可见了。
这词描写宋代汴京城中春日繁盛的景况，流露出身逢盛世的强烈自豪感，也表达了当时具有普遍性的流连芳景的社会情绪。
起句“玉城金阶舞舜干”先从朝廷写起，“玉城”与“金阶”为对文，皆指宫廷中的台阶。这是借用大舜帝的典故来歌颂当时崇尚文治、时世清平的局面。《书·大禹谟》:'帝乃诞敷文德，舞干羽于两阶，七旬，有苗格。后遂以“”舞干”指文德感化。
“朝野多欢”一句，承上启下。柳永词中经常写到“太平时，朝野多欢”，这或许是一种发自内心的真切感受，也或许是谀圣词。前面“舞舜干”，是讲“朝”之“多欢”，“九衢”句以下，则是讲“野”之“多欢”。
所谓“风光丽”，讲京城道路街市的整齐壮丽，即京城的富庶。“万家急九繁弦”，极写京城中歌吹沸天的乐舞之盛。
“凤楼”，这里代指官殿，“凤楼”句写秦楼楚馆的热闹。
“嘉气非烟”句，写充溢于京城中的祥瑞之气。下片“忍负芳年”一句，则另起一意，拍合到流连芳景、及时行乐之意。芳年如此，韶光如此，怎忍轻负?正应“笑筵歌席连昏昼”，即昼夜行乐的意思。
“任旗亭”句，让人联想起曹植的“归来宴平乐，美酒斗十千”(《名都篇》)，以及李白的“金樽清酒斗十千，玉盘珍馐值万钱”(《行路难》)等名句。因此这里表达的是文人诗酒风流的雅事。
结句“赏心何处好，惟有尊前”，古人以良辰、美景、赏心、乐事为四美，如王勃《滕王阁序》中云所“四美具，二难并”。这里却不但说樽前歌酒之欢，超过四美，而且“惟有尊前”是最为称心快意之事，这样就把欢快之意写到了极致。
“生活美好”常常是柳永“都市词”中的主旋律。此词上片铺叙京城风光景况，下片着重写处于这种环境中人的心态，词笔潇洒飘逸，正所谓太平盛世之歌。城市“底层人”的穷开心，背后是对生活的热爱。在柳永《乐章集》中，有很多关于“歌德颂功”的题材，对北宋当朝皇帝进行颂扬，或称颂政和民丰，朝野同庆，或歌颂物阜民康、时世清平。
虽然柳永的仕途一直不是很顺，但貌似一直乐观。在当时，柳永也引领了时代潮流。《避暑录话》中有一句表现了柳永的追随者之多：“凡有井水处，即能歌柳词”。但其中味道，实不足为外人道也。
这首诗题为“梦中作”，诗人凭借梦中稍纵即逝的霎时间的清灵的感觉，结合平时的心志，自然倾吐而出，如奔泉之出山，清风之振叶。故诗境特奇，非寻常笔墨所能企及。
前半“天际乌云”两句，表面上写雨后新晴景象，实质是针对时事而发，语意双关，自然合拍，寄意深长。楼头的红日，虽然已经照亮山峰，光明满眼；但天边乌云仍重，依然含有雨意，阴晦风雨，仍然可以随时到来。作者身当北宋中期，北方的契丹（此时已称辽国），西边的夏国，虽然在宋真宗、宋仁宗两朝，先后与辽、夏达成和议，并由宋朝岁给两国大量金银和丝缯，暂得相安，但危机仍存，隐忧犹在。赂敌求和，等于饮鸩止渴，不仅削弱了宋朝的实力，更糟的是壮大了对方，形成不战自困的局势。这西边、北边两个强敌，对宋朝随时都有严重的威胁。正如天际乌云一样，一旦翻滚起来，可能乌天黑日、风雨交加，暂时的晴朗，固然也是可喜的迹象，但晴意未稳，并不足恃。过于乐观，势必铸成大错。
后半“嵩阳居士今何在？青眼看人万里情”两句，是作者表明自己心志的活语。在诗里，这两句所表现的是跳跃的感情，作者是文士，是著名的书法家，对于时局，虽则具有敏感和远见，但是他感叹并未能补救时艰，空有拯时济世之心而无力实现，因而不无遁世高隐之情。作者想到嵩阳那里，因为那是高人逸士所居。古代的高士许由，传说曾隐居过嵩山、颍水之间；唐代的隐逸之士，更多栖身于嵩山、少室山；唐代大诗人李白的诗集中，就有《送裴十八图南归嵩山》、《送于十八落第还嵩山》、《送杨山人归嵩山》等多篇，表明向往嵩山、少室山之意，尤其是《题嵩山逸人元丹丘山居并序》那一篇，更能表达李白的心境。元丹丘是位高士，李白曾称他为“丹丘生”。这篇诗的序文说：“元公近游嵩山，故交深情，出处无间，宕信频及，许为主人，欣然适会本意。当冀长往不返，欲便举家就之。”诗中说：“故人契嵩颖，高义炳丹雘，灭迹遗纷嚣，终言本峰壑。自矜林端好，不羡世朝乐。偶与真意并，顿觉世情薄。”嵩山逸人，即指嵩阳居士。蔡襄诗中的后两句，正是运用了李白的诗意。元丹丘是以青眼看待李白的，所以“岩信频及，许为主人”。作者想到宋代当时，像元丹丘那样的高人绝少，而取媚邀宠的人，则到处存在，所以又有欲往无由之叹。诗句说：“篙阳居士今何在？”深致惋惜之情。诗人认为，倘若嵩阳居士仍然存在，他们必然以青眼看人，虽然相隔万里，也是令作者向往的。
全诗从感念时艰出发，借景抒怀，表达了作者忧世有心而救时无术；既慕隐居而又难能如愿的矛盾心情。诗人作为一个文人、一个书生，此诗情调是十分切合身份的。诗的语言明丽新警，婉而多风。陈衍认为这首诗有“神助”，是指诗的境界高远，是梦中偶有会心之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