唯留笔研乃自鐍，岂惜车茵容吏呕。
青霞老去云海深，旧游尚见翻涛手。
寄声秀句风入怀，坐念清标月当牖。
天公厚我过穆生，何止餍韩仍饫柳。
请同韶护公勿疑，老马由来识途久。
近缘嗜酒识圣贤，已付长酣无可否。
公当紫绶日垂腰，我已秃襟时见肘。
慕公澄挠等清浊，叹我雕污终烘朽。
诗从子建岂易亲，句语怀英那肯偶。
清风自己入公脾，我如恶木何劳吼。
唯留笔研乃自鐍，岂惜车茵容吏呕。
青霞老去云海深，旧游尚见翻涛手。
寄声秀句风入怀，坐念清标月当牖。
天公厚我过穆生，何止餍韩仍饫柳。
请同韶护公勿疑，老马由来识途久。
近缘嗜酒识圣贤，已付长酣无可否。
公当紫绶日垂腰，我已秃襟时见肘。
慕公澄挠等清浊，叹我雕污终烘朽。
诗从子建岂易亲，句语怀英那肯偶。
清风自己入公脾，我如恶木何劳吼。
这是一首登高寄友之作，前两联写黄楼所见景色，围绕题中“雪后”二字。第三联在写景中插入自己，使物我交汇，情景合流。最后将旧典翻新，写对友人负山居士的思念。全诗写景细腻精致，写情深远绵邈，冲淡闲远。其中第二联更是陈师道炼句的典例，历来备受赞誉。
首二句描绘了一幅雪后黄昏空明澄净的图画。林中屋舍已无炊烟缭绕，可知是向晚时分，正因为烟雾散净，所以林间茅庐历历在目，极目远眺，有一种广漠荒寒之感。这一切，加上城垣上的积雪，预示一年将尽。这两句表面上来是寻常写景，然而颇切合雪后登楼的情景。此二句，如同唐代祖咏的名句：“林表明霁色，城中增暮寒。”
颔联的写景更表现出陈师道烹字炼句的功力。日光透过薄薄的云层，映照着松枝上的积雪，显得格外明亮；溪水纵横的山间吹进晚风，又带来了阵阵寒意。这一联一字一意，绝无冗赘之语。“日”并非普通的日，而是“云日”，这就将雪后薄云遮日的景象表现了出来；“雪”是“松雪”，描绘出一幅青白交映的松雪图；“山”为“溪山”，“风”是“晚风”，都力图用最简炼的字句传递出尽可能多的意象。这四组景物，两两相对，中间以诗眼“明”、“进”维系，整个画面便动了起来，好像都变活了，令人如见雪景，如闻风声。
颈联也是写登楼所见，然而“醉吟中”三字归到诗人自己，人和景物融合在一起。此联下语平淡，明白如话，然而对仗工稳，虽不像前一联那样颇见锻炼之工，然而意趣横生，诗人放达的高情逸兴已跃然纸上。李白《清溪》诗云：“人行明镜中，鸟度屏风里”，是为陈师道此联所本。但李诗本写山水之秀美，以明镜状水，屏风状山；而陈诗乃写登楼所见之冬景，故易“明镜”为“图画”，变。屏风”为“醉吟”。虽不及李诗之清丽秀婉，然亦另有新意。尤其是“鸟度醉吟中”，似乎鸟之飞来亦属有意入诗，乎添了一种奇趣。有此—句，则不止于静态的描状，不只是置身于景物之外，而且物我交融，互为映衬。雪地里的行人，空中的飞鸟，城楼上的诗人，都被置于同一个画框之中，与林庐低烟、松枝积雪、溪山晚风一起，共同构成一幅层次颇为丰富的岁暮雪景图。
尾联用晋人王子猷事，表明自己对友人的思念之情。据《晋书》，王徽之居住在山阴时，一日夜雪初霁，忽然忆及住在剡溪的朋友戴逵，就乘小船前去看他，隔夜才到了剡溪，但又不去登门拜访故友，却返舟回去，别人问他什么原因，他说：“本乘兴而来，兴尽而返，何必见戴？”这个雪夜访戴的故事历来为诗人墨客广泛称引，用采表现高人雅士的逸兴。陈师道在这里更深一层发掘其意义。意指王徽之因访戴逵而起访问之兴，兴尽之后，忆戴逵的念头亦平息。而诗人宁可不去拜访张仲连，使自己兴不尽，这样就可长忆友人。此二句，既可见诗人冲淡的情怀，又可见其友情的诚笃，把这个用滥了的典故翻出了新意。而且这里既契合雪后的环境，又切合寄友的诗题，可见陈师道用典的精密。 [4-5]
全诗结构谨严，写景则精微细腻，写情则深远绵邈。前六句的景带有情，从而使后两句怀人之情更显得冲淡闲远。清代王士稹论诗标举神韵，所以不喜欢江西诗派的诗，但唯独对此诗赞不绝口，这是因为本诗虽然在艺术手法上是典型的江西诗派家数，但在感情的流露及景观的表现上却神韵天然，清新淡泊。
上片写石头城的险要，“悬岩千尺”一句总领全词，借欧刀吴斧，指借春秋时代著名的工匠欧冶子和吴国铸造的兵器，来筑成江边的这座城郭。“千里金城”言其长；“万里洪涛”状其险，两句勾画，雄形险势，顿显眼前。“王浚楼船”五句，写了一段历史故事，写了西晋王浚用火炬烧断铁索，攻陷石头城终获大胜。可以想见当时战况何等的惨烈，石头城再险，又何能阻挡这强大的攻势。唐代大诗人刘禹锡在《西塞山怀古》一诗中，有“千寻铁索沉江低，一片降帆出石头”之句，也是说的这段故事。
下片抒怀，从石头城说开去，虎踞龙盘，六朝古都，“春去秋来”，历经千古盛衰，只剩下“一江烟雨”，而每年一度秋去春还的阵阵大雁，在石头城的上空，叫尽了六朝兴废的往事，也叫断了明朝开国之君朱元璋明孝陵的殿阁。而苍凉的山色，悍急的江流，拍打着早已废圯的石头城，留给人们一段历史兴衰的往事。
全词通过描写石头城的衰败荒凉，深刻表达了作者对历代王朝兴衰的无奈和感慨。
这是一篇人物传记，讲述了秦士邓弼的事迹和遭遇。文章通过几个富有特征的情节，描绘出邓弼这样一个身怀绝技、勇猛无敌而又博学多才、豪爽狂放的英雄形象；同时也写出了邓弼怀才不遇、报国无门、老死林泉的悲剧一生。它含蓄地揭示了封建统治者埋没人才的客观现实，寄寓作者为国惜才、为有志之士不得重用抱不平的内心愤慨。全文笔墨酣畅淋漓，人物形象虎虎有生气。
文章开始的时候仅交代邓弼字伯翊，秦人，这一笔也是因为点题所必需，其他更具体的年里籍贯、家世出身，一概略而不书；接着只“录”其所必“录”，即行事、性情、才力等几方面的富于传奇色彩、足以耸人听闻的事迹，浮雕似地凸现其形象和性格，邓弼即呼之欲出。从主要方面看，邓弼以孔武有勇力闻名秦中，他当然是一个“武士”。第一段的概括介绍即从“武”的方面落墨，写他“身长七尺，双目有紫棱，开合闪闪如电，能以力雄人”。随手用两个例子说明“能以力雄人”：一是能徒手分开斗牛，“拳其脊，折仆地”。二是能抬起“十人舁弗能举”的市门石鼓，并“持之行”。邓弼一出场便身手非凡，他的勇武足以使人刮目相看。但他好使酒任气，以至人见辄避，人们对他抱有“狂生不可近，近则必得奇辱”的成见。极简略的文字，从邓弼的外形写到勇力最后交代其使酒任气，突出其性格中的一个“狂”字。
然而这篇传叙文字最出色之处在于中间的主干部分刻画邓弼的“武戏文唱”，写他的“亦狂亦侠”、“允文允武”。以文事写武力，使邓弼成为中国武士传记中别具色泽又熠熠生光的形象，令人耳目一新。
主干部分一共可以分为两大段。
第一大段写邓弼独饮娼楼，强迫萧、冯二生登楼共饮，并以其博学多才折服二生的精彩情节。萧、冯二生“素贱”邓弼为人，不愿登楼同饮，邓弼以“杀人”相胁迫，二生不得已而从之。酒酣耳热之余，邓弼竟然提出为了“少吐胸中不平气”，请二生面试文才，“四库书从君问，即不能答，当血是刃”。两生“遽摘七经数十义叩之”，“弼历举传疏，不遗一言”。经义之不足，再以史事辩诘之，邓弼对于历代史，上下三千年，“纚纚如贯珠”。这样的奇事，发生在一向“以力雄人”的邓弼身上，简直匪夷所思。他竟然能以文事上的博学多识折服素来贱视他的萧、冯二生，使“素负多才艺”的二生“相顾惨沮”。
这一场文唱的武戏开始时，邓弼强牵二生入娼楼，二生“力拒之”，邓弼口出不逊，竟以白刃相要挟，其后旁若无人“呼酒歌啸以为乐”，酒酣之后，“解衣箕踞，拔刀置案上”，都使人感到充满浓烈的火药味，时时有爆发一场全武行的可能。作者笔下营造了剑拔弩张触即发的态势，使人以为其后邓弼必然是使酒任气，挥拳捋袖，而结果必然是鼻青脸肿，盘碎杯飞。谁也料想不到这场武戏的发展竟是文唱，二生当场考较起邓弼的经史之学，而折服他们的居然是邓弼的文事而不是他的武功。这里的行文叙事，以构成鲜明的反差出奇制胜，使人叫绝；用热辣火爆的“武打”气氛烘托经史答问的潇洒优雅，文笔逆折回旋而各极其致。允文允武、文武全才、经史满腹却又不脱武夫本色的邓弼，便鲜蹦活跳地出现在读者面前。至段末，作者似故弄狡狯地为这场武戏文唱作出不是解释的解释说：“归询其所与游，亦未尝见其挟册呻吟也。”邓弼的文才竟似不读书而得，生与俱来。这就为邓弼平添了几分神秘感，文章也因之更加摇曳多姿和引人入胜。
主干部分的第二大段写邓弼以干云的豪气，无双的才调，“造书数千言”，登门求见德王，企图为世所用，在那儿受到文武两个方面的考验。邓弼求见，德王府的“阍卒不为通”，他“连击踣数人，声闻于王”，这是典型的邓弼风格。而当与德王见面“弼盛气曰”一段写的是邓弼的识见、吐属和抱负之不凡。仅就其自动请缨的非凡声口与风发意气而言，这类似于金殿对策的一段文字，便足以抒发邓弼的胸襟抱负，而使德王刮目相看。作者着意铺排这段文字，也是想写出邓弼不仅胸罗经史，而且他对于国家政治的重大问题有独具的识见。文事武略，才调抱负，至此而臻于完满，德王不免竦然动容。
下面德王想亲试邓弼武勇才力的一段问答，便以极快的节奏自然跳跃而出。三项问答，一问“解持矛鼓噪，前登坚城乎”，二问“百万军中可刺大将乎”，三问能否“突围溃阵，得保首领乎”，这包含了作为勇士或将军能攻能守，宜进宜退，善于进击亦善于自卫等几项基本素质。德王问得出色，邓弼回答只三个“能”字，简截明快，略无顾瞻，显示了他的自恃自傲和胸有成竹。作者刻画邓弼的这一段经过精心取舍的文字和经过精心结构的情节，完全达到了预期的目的，虎虎有生气又跃跃欲一试身手的邓弼已经被作者的一枝笔挤逼到非大打出手不可的地步了。
这篇传记只是在开始时略述邓弼的武勇，其后便是武戏文唱，有时密云不雨，有时旁笔作势，始终将他武勇无双这一主要特点藏锋不露，摇曳作态而又步步逼进，最后终于逼出邓弼一展武勇的惊心动魄的场面来。德王部署善槊者五十人，驻马于东门外，邓弼单骑双剑闯阵。武打场面写得颇为精彩，并无落到实处的格斗文字，只写邓弼的“虎吼而奔”和“双剑飞舞”，绘声绘影，极具光彩。“虎吼而奔”使五十骑“人马辟易五十步”，“双剑飞舞”的光影中，则只见“斫马首堕地，血涔涔滴”。作者在真正面临武戏武唱时，仍然能驾驭自己的生花妙笔，采用烘云托月和侧笔旁敲，避开吃力不讨好的正面格斗描写，以寥寥数十字，绘写出了邓弼凛凛若神的武勇，至以五代名将铁枪王彦章相提并论，使千古后人读此，仍不免心魂俱震，宛如亲历。
最后一段是全篇归结和顿挫。邓弼其人狂且侠，武而文，胸襟磊落，才调不凡，德王上章论荐，只是因为“丞相与王有隙”而“格其事不下”。邓弼失望之余，自叹“命也，亦时也”，遁入王屋山为道士，后十年郁郁以终，下距元明易代豪杰并起不足二十年。这就非常自然地引出了作者的一番感慨，如同上文所言。
《秦士录》一文的格调就像它所描绘的邓弼一样，抑塞磊落而有奇气。传叙人物，截取情节，重在一个“奇”字；描摹人情，刻画个性，重在一个“狂”字；写武士武勇，笔墨却常常旁出“武”字之外，而代之以“武戏文唱”。“史官曰”唱叹有情，从邓弼其人的遭遇中沉淀出一股历史的失衡感和失落感，虽然不一定特别深刻，却也具有批判封建社会埋没人才的普遍性，引起读者深深的思索。这些都是文章的成功之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