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篇文章是苏轼所写的一篇书信体文论，作者用生动简洁、舒展自如的笔墨，称赞了谢民师的诗文，并借此总结了自己的创作经验。信中指出，文章要如“行云流水”、“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不可不止，文理自然,姿态横生”。
全文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从开头至“幸甚过望，不可言也”，是依着一般书信的规格，开头寒暄几句，并从中流露出“坐废累年”的感慨，同时也对谢民师的热情相待以及二人的文章知交表示特别的高兴。值得注意的是，这一部分发于客套寒暄，但却又不仅仅流露于一般文人的那种故作姿态。作者在问候致意之中，自然而然地表达了自己的思想感情，使文章显得真切诚挚。本来如“亟辱问讯，具审起居佳胜，感慰深矣”，这些话都属于一般性的客套，但联系到苏轼这个人，则就是出自内心肺腑了。苏轼一生坎坷多难，遭际极不平常，晚年又被谪贬岭南，历尽艰辛。他虽然不失通达，但是一生磨难，也形成了他对命运的感慨。何况作者在这里并不停留于这种客套，而是直接言及自身，“某受性刚简，学迂材下，坐废累年，不敢复齿缙绅”，这里紧扣上文，不但概述了自己处身的环境，而且包含了内心深处的叹息。既可与上相承，又复往下延伸，显得贴切恰当，毫无斧凿痕迹。接着又具体加以说明，“自还海北，见平生亲旧，惘然如隔世人，况与左右无一日之雅，而敢求交乎？”这几句话，联系上面，直涉自己与谢民师之间的关系，对于下面将要说的话，还起到一种烘托和对比的作用，这就使得“数赐见临，倾盖如故，幸甚过望，不可言也”这种本属平常之理带有一种不同寻常之情，朴实自然，却又不落俗套。这一部分始于问候致意，结于友好相言，内容一致而又毫不重复，感情单一而又不显呆板，何况其间一逆三折，已经曲尽变化而平直不露。短短几句，既含有转折自然之妙，又具统一连贯之妙；既见思想感情的渐进发展，又见事项说明的环环相因。从这里可以看到苏轼为文巧夺天工的才情。
如果说苏轼文章的自然在第一部分寥寥几句中已极尽承转之妙的话，那么在第二部分则是在自然的变化一致中充分表现了这一特色。实际上，“自然”所包含的意蕴本身就是多方面的。语言、结构承转的工巧自然，固然是一个很重要的方面，但对于苏轼来讲，这些还仅仅属于比较浅显的形式方面的东西。东坡的自然还强调了能够随物赋形，能够在写作过程中充分地表达自己的思想感情，亦即文中所讲的，不仅了然于心，同时要了然于口，了然于手，到达“辞达”的程度。这就要求一种更高的自然表达能力。
第二部分从“所示书教及诗赋杂文，观之熟矣”，到“纷纷多言，岂能有益于左右，愧悚不已！”这一部分是整个文章的中心，作者畅谈了自己对文章的见解。上半段叙议结合，旨在达理；下半段评说古人，力图明事。作者先是从评论谢民师的文章作品入手，强调了“大略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但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所不可不止，文理自然，姿态横生。”可以说，这一命题正是作者对文章要求的一个根本法则，既有形式的因素，又包含内容的成分。作者以行云流水为喻，生动而富于形象，大大增强了语言的表现力。云与水不是静止的，它们时刻都在运行之中；云行水流，虽无一定的样式，但其或行或止都必符合一定的规律。作者在《自评文》中对这一点另有过阐释，“在平地滔滔汩汩，虽一日千里无难；及其与山石曲折，随物赋形。”这也就是说，文章之作如同水流一样，因为事物本身是在不断流动变化，所以导致了文章的写作也要不断变化，不能拘于一格。这才叫作“文理自然”，也只有这样，才能使文章显得姿态横生。作者根据这一命题，引发了以下的各种论述。对孔子的话“言之不文，行而不远”及“辞达而已矣”的解释，正是一种自然而然的扩展，其出发点亦无非是表达了作者的基本思想。但这种表达方法又不限于静态的描写，而是予以创造性的发挥。作者虽在说理释意，但并不滞留于夹角之中，所以从表面上看来，这里讲的文辞与达意的关系以及文辞表现之精妙，似乎已超越了文章的基本命题，但实际上却不然。作者恰巧是从自己的立意出发，但又丝毫不见拖泥带水，也没有游离脱节，更看不到经意刻求的成分。而且这番对“辞达”内涵的发微之见，在最后“辞至于能达，则文不可胜用矣”处，又悄然回归，如细细品味，就会感到其与前面所言的“大略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但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所不可不止”之说暗暗相合。这一段所表现出的自然，则主要在于作者对于客观规律的准确把握以及对事物之间的各种关系的清晰认识。这体现了深入内部的自然，表面上的随意挥洒，实际上却是把各各不一的事物，归于一个基本命题，使之体现了统一的主旨。
紧接着的下半部分是苏轼对具体作家的评说。以扬雄为例，指出“扬雄好为艰深之辞，以文浅易之说，若正言之，则人人知之矣。”这是以实例来说明“辞达”。扬雄的失误主要在于没有很好地掌握“辞达”这一要领，并不在于运用什么形式，所以诸如其所作的《太玄》、《法言》等，虽从形式上加以变化，但由于没有与内容相适应，因而，也不免为“雕虫篆刻”之类。作为反证，苏轼还罗列了屈原、贾谊、司马相如等作家，论其优劣，以明“辞达”的深刻内涵。这里值得一提的是，苏轼所竭力推崇的自然是一种把对客观事物本质的充分把握与求得准确精当地表达相结合的“自然”。这一段话较多铺张，但却体现了作者的“行于所当行”的思想，虽然仅仅评论具体作家，但在意义上却是一种与前面相衔接的必然。作者讲“因论文偶及之耳”，实则是举其典型加以说明。最后引用欧阳修的话：“文章如精金美玉，市有定价，非人所能以口舌定贵贱也”，终于与前面相呼应，并且含意双重，耐人寻味。
文章第三部分从“所须惠力法雨堂两字”直到结束，又回涉谢民师信中所及之事，以此作结，并报告自己的行程。这一部分笔墨简洁，从整个书信的角度讲，也是通篇结构的一个自然不可或缺的部分。至于其间记叙事件的明晰而富有层次，则不失大家手笔。
纵观全文，信的前、后两段文字，是谈与谢民师的友情，和对有关问题的答复。中间一段，是信的主要部分，用简洁生动的语言，通过评论谢民师的文章，表述了自己对文章的见解。他指出写文章要“文理自然”，要如“行云流水。与此相联系，又主张辞以达意为主，但又不能忽视文采。在苏轼看来，“辞达”与有文采是完全统一的。要做到“辞达”，首先必须深切体物，对事物作深入的观察和全面的认识，使之“了然于心”，然后要善于达意，用简洁而准确的语言文字将它表达出来，使之“了然于口与手”，也就必然具有文采，所以他说：“辞至于能达，则文不可胜用矣。”另一方面，他反对雕琢，反对故作艰深，对扬雄提出了批评。苏轼的这些见解是很有价值的，这也是他一生创作经验的总结。这篇文艺书简，要言不烦，善用比喻和具体事实并引用孔子的话来阐明自己观点。全文笔势流动，挥洒自如，很能体现苏轼文章的特色。
这首诗的首联大大赞扬好友的才华，感慨其官职卑微，不得其用；颔联赞扬好友高尚品格的赞扬，对其贫寒处境表示理解与同情；颈联则刻画出好友放旷不羁的性格与时光流逝的伤感；尾联透露出才士沉沦的悲愤。全诗造句生新峭拔，章法开阖动荡，步步曲折，前后顿挫，语言明净而生动贴切。
“故人昔有凌云赋”这一句诗，是诗人借司马相如的故事来写老友的才华横溢。但接下来“何意陆沈黄绶间”，笔锋一转，这一句以疑问形式出之，更能表现愤懑之情，它是慨叹，但更是责问，是对执政者的谴责。这一句既写出了人才的遭受埋没，也是暗写友人的亦官亦隐。首联将高才与不遇相对比，一是“凌云”，一是“陆沉”，有转折跌宕之势。
颔联写友人“头白眼花”本应是儿孙绕膝、安度余年的时候，却还有奔走仕途。待到“儿婚女嫁”之后，才可望挂冠归去，终老家山。“儿婚女嫁”用《后汉书·逸民列传》中向子平的典故，写友人的为官，实是迫于生计，非其本愿，见出他不慕荣利的品格。“心犹未死杯中物”，饮酒的豪兴尚不减当年，但“春不能朱镜里颜”，春天能使万物复苏，但不能恢复他青春的红颜。
豪兴犹在，盛年不再，颈联又是一个转跌，在豪放旷达中含无限感慨。即以“心犹未死”一句而论，貌似放达，内里却有种种牢骚抑郁。诗人一反中间二联装点景物的传统，以拗硬之笔，写奇崛之态。颔联以“头白眼花”对“儿婚女嫁”，在上下相对中，每句又自成对偶，有着往复回环的效果。颈联却奇峰突起，以不合正常节奏的散文句式构成对偶，原来每句前半部分双音节的两个音步变成了“一——三——三”的节奏，这样就成为：“心——犹未死——杯中物，春——不能朱——镜里颜。”读来拗崛顿挫，生动地传达出牢骚不平的情怀。这种奇句拗调，力盘硬语，构造奇特。
尾联则为友人向执政诸公吁请，希望他们能够多多荐拔友人，让他能在离家乡近的地方任职。”肯，即“肯不肯”，出语宛转，但仍包含怨愤不平之意。“割鸡”则呼应首联的才高位卑，表现出诗人组织的绵密。
诗人入仕之后，强烈地不满现实政治，尤其对那班暴发的新贵投以蔑视，而对被埋没的才识之士则倾心相交，视为知音。在正因为诗人与他们遭际相似，品格相类，同声相应，同气相求，所以描写其形象也就分外真切。诗中人物的贫贱自守、兀傲奇崛、放旷不羁、愤世嫉俗，也正是诗人的自我写照。诗人为其坎坷遭遇大鸣不平，抗议世道的不公，实是借他人之酒杯，浇自己之块垒。这首诗像一幅写意人物画，笔触简练，风格奇拗。作为律诗，这首诗无论在风格还是在语言上，都显出诗人的独创性。
这首诗虽然说的是题画，却颇多咏怀言志之意，以题画为线索，融画意、友情、感慨于一体，于意象超远中见奇崛之气。 全诗十六句，四句一转韵。诗的前四句从苏轼遭贬黄州起笔、转入玉堂观画，引发归隐青林之想；五至八句写郭熙平远秋山图画意荒旷杳远；九至十二句表达诗人的南归之心；最后四句承上写诗人归愿难遂，求画慰归心。全诗章法曲折有序，韵法神形齐备，句法明丽清秀，内涵深蕴。
“黄州逐客未赐环，江南江北饱看山。玉堂卧对郭熙画，发兴已在青林间。”由“卧对”而“发兴”，用一“已”字，写出了苏轼身在玉堂，心游青林，顿然间神驰魄动的精神状态，点出郭熙画作使人“真即其处”的特点，真是“笔所未到气先吞”。这四句为平声删韵。按次韵诗惯例，隐括苏轼原作大意，叙述其在玉堂，即翰林院看郭熙画，因而萌生青林之思、隐逸之想。诗人次韵，语句多与苏轼原诗相应，却变化其次序。他从苏轼贬谪黄州起笔，转入玉堂观画，同时引发隐逸之想。诗人这一变化首先突出了郭熙画作的传神处。郭熙所谓“象外意”“景外妙”，就是要使人“见青山白道而思行，见平川落照而思望，见幽人山客而思居，见岩扃泉石而思游”。总之，要使人观此画而“起此心，如将真即其处”。苏轼原诗已有此意，诗人更用倒插句法来突出它。这一变化更使这首诗起笔即有龙腾虎跃之势。黄州与京师地隔千里，苏轼从遭贬到被召回，已有七年。这四句却以极简省的笔墨将偌大的时空距离紧紧相连。前二句由“黄州逐客”起，起得陡健；三句转入玉堂观画，转得突兀；四句既照应二句“饱看山”，将前三句紧相钩连，又落脚于“青林间”，点出一篇主旨，为后文开出无穷天地。
“郭熙官画但荒远，短纸曲折开秋晚。江村烟外雨脚明，归雁行边余叠巘”，郭熙《秋山》图虽为御院画，却不像当时画院派那样偏重形似，而是崇尚荒旷杳远的意境。第六句含三重意，说此画虽为短幅，但是笔致曲折，能于尺寸之间开拓出一派秋晚旷远景色。“短”“曲折”“开”一语一转，句法拗折夭矫。五、六两句是虚写，七、八两句则实写，以补足上面的意思。从苏轼原作可知此画是一幅平远秋山图。从“外”字“余”字可以看出这是远景，正合从近山望远山之意。近景处将霁未霁，所以雨点明晰可辨，而景深处渐远渐淡，叠嶂江村正在烟岚之外若沉若浮。山峦的另一端上方，又有一行秋雁高飞南向。雨烟与叠巘的隐显变化，雁行与层峦的远近映衬，构成了“有明有晦”的色调、“冲融而缥缥渺渺”的意境。虽然画面上并未致力于秋山形状的刻画，然而其荒远之致却从字里行间很好地表现了出来。遭际相同、气味相投的两位大诗人，在郭熙那种荒旷杳远的画意中又一次发生了共鸣。这四句转用上声阮韵，承上“郭熙画”正写画面，照应原作“离离短幅”二句。
“坐思黄柑洞庭霜，恨身不如雁随阳。熙今头白有眼力，尚能弄笔映窗光。”四句转平声阳韵，“画取”四句复转入声质韵，此二节韵意不双转。前四句承上秋雁之行而生南归之思，意脉遥遥呼应首节“青林”之想。“坐思黄柑”句化用唐代韦应物：“书后欲题三百颗，洞庭须待满林霜”。秋霜降，桔柏黄，诗人却不能归去，于是感叹“恨身不如雁随阳”。“恨身不如雁随阳”句是化用杜甫“君看随阳雁，各有稻粱谋”，表面上与上文意不相续，实则“雁随阳”句点明“黄柑”之思的含意，复将诗脉接回到画上来，以顿挫回旋之笔转入下文。既然归隐的愿望不能实现，那么慰藉情感聊胜于无，趁郭熙头虽白而目力尚能映窗作画时，请他“画取江南好风日”，以稍慰衰鬓游子的归心吧。这里“熙今”七句用的韵与“黄柑”二句相协调，意思则直接与下面“画取”几句相接，是三、四节的关键，不但补写了《秋山》图的主人形象，而且极自然地由三节过渡到四节。最后二句仍就求画而言。化用杜甫《戏题王宰画山水图歌》：“十日画一水，五日画一石，能事不受相促迫，王宰始肯留真迹。”句意收束全诗。杜甫诗言盛唐名画家王宰的佳作都成于舒闲不迫之间。诗人却变化其意，笔锋一转，说道：只是郭熙虽然肯作画，但他像王宰一样，要十日五日方能画得一幅，这对于渴望立刻见到家乡山水的诗人来说，略嫌迟缓。至此，全诗在迫切期待中结束。从次韵角度看，与苏轼原诗末尾求取龙门伊川图相应；而从此诗意脉看，又与开首苏轼的“青林”之思遥相呼应，画意、友情、归隐之思，一笔总收，余意荡漾于尺幅之外。
这首诗艺术上成功之处是能于跌宕恣纵之间表现出法度的深严，可从三方面体会。
章法：全诗的内涵很复杂，有苏轼与郭熙画做的关系，也有诗人自己与郭熙画作的关系及他与苏轼的关系。在这众多意思中，黄庭坚把握住情趣高洁旷远这一点，这正是郭画的精髓，也是苏、黄友谊的基础，这就在命意上抓住了根本，然后通过精心的结构，曲折有序地加以表现。作者首叙苏轼对画，末写自己求画，中间正写郭画以联结两端。在顺叙中处处用逆笔作顿宕勾勒，诗势似断复续，读来有龙腾虎跃之势。
韵法：这首诗用韵宽平，并且遵守七言诗四句一转韵、平仄互押的惯例。首四句用平声删韵，音调舒展清亮，正适于表现苏轼观画的旷逸情致。次四句用上声阮韵，音调上扬宛转，又很适宜表现郭画悠远的意境。这两节意随韵转，故节奏舒徐，有清远之趣。由观画而思乡，陡转平声阳韵，如大钟骤鸣，表现出画境在诗人心中引起的强烈振动。末段又转入声质韵，短促的节律又如同在诉说诗人渴望家乡山水的焦切心情。这两节韵脚音质变化大，又参用古诗韵意不双转之法，在古朴峭折的音律中隐隐透出一种抑郁之气。由舒徐清远而峭折不平，正反映了诗人观画时心情的变化。
句法：诗人的诗工于锤字炼句，前述“郭熙官画”二句的含意屈折、“但熙肯画”二句的善于点化，均是好例。更从全篇看，此诗前后两部分造句均陡快豪健，而中段的“江村”、“归雁”二句，明丽清秀，摇曳生姿，如同老树开花，别添一段妩媚。全诗因之而有变化神奇之妙。